我家與民建（一）
發布時間：2012-11-22 10:5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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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黃大能
黃炎培與民建
關于我父黃炎培（1878—1965）一生的業績，中國共產黨和中央政府以及有關資料中早有不少記載。1993年政府還專門發行了第一批四位愛國民主人士的紀念郵票，父親是其中之一。這里準備從后輩的角度記述對父親的認識，特別是他在政治活動中和民建的關系。
父親出身比我們這一代貧苦得多。祖父是個一無田地二無家產生長在上海川沙的窮秀才。他和兩個妹妹出生在川沙城廂鎮的姑丈沈肖韻家。我父13歲喪母，17歲失父，兄妹三人成為孤兒。9歲開始寄讀于鄉間外祖母家，生活十分艱苦。他25歲進鄉試中舉家境才稍有好轉。他成長的年代正是國家多難之秋。腐敗的清廷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894年的甲午戰爭簽訂了一個又一個喪權辱國的條約。父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成長。家庭教育、學校教育（他曾就讀上海南洋公學拜蔡元培為師），更重要的是社會環境教育，使他腦海中深深埋入了愛國主義思想，并且把國家的命運緊緊地和自己的前途聯系起來。于是在大力提倡職業教育之余全力投入愛國救亡運動之中。
父親給我們子女的教育始終貫穿著一條愛國主義紅線。那是30年代東北發生“9•18”事件以后的事情。1932年在我就讀的中華職業學校大禮堂中，上千人的抗日動員大會上，父親作動員報告，激昂陳詞中突然指名把我從人群中叫站起來，指著我說：“你將來假如能因抗日而犧牲戰場，我決不會為你而哭,但如果你不自振作，甘心當亡國奴的話，即使日本人不打死你,我也要打死你！”這驚人的一語，全場為之鴉雀無聲，而我這個年僅16歲的青年第一次在這樣大庭廣眾的場面聆聽教誨，此生怎能忘懷！另一次難忘的事例是1935年在北平“12•9”學運會開始不久，我在上海復旦大學求學時參加了上海學生聯合會集體游行，要求去南京向蔣介石請愿出兵抗日。學生隊伍已占領上海北火車站兩晝夜，使上海火車對外交通全部斷絕，在一個月色朦朧的寒夜，我的老父母竟然來到車站，發現我正在一個臨時爐灶旁燒著開水。當時我們學生好不容易抓住一個火車司機正準備押上車頭把我們一列學生請愿車駛往南京。在這緊張時刻，父親拉著我的手仔細聽取了我的報告，微笑頷首稱贊，而母親則摸著我單薄衣衫，只怕我凍出病來。這時學生組織的警戒線內已開始疏散人員，準備開動。父親忙著在我耳邊說：“國民黨當局絕不會讓你們到南京的，前途艱險萬分啊！”他的語調低沉而堅決，卻絲毫沒有勸阻之意。最后輕聲忠告說：“膽要大而心要細，要勇敢但要有策略”。這已經是半個多世紀以前的事了而我卻至今言猶在耳。這些話對我一生的做人處事有著多大影響！
父親始終把我們的家放在上海南市而不進租界。他從“9•18”東北淪亡開始佩帶黑袖套以示抗日決心，他那種以身作則，嚴以律已的精神無時無刻不教育著我們后代和他的學生們。
父親忠心耿耿的愛國思想也全部傾瀉于他的事業中。從日本帝國主義入侵開始，他曾團結多方，共同站到抗日救亡戰線中來。西安事變后，蔣介石被迫同意抗日。1938年5月父親在漢口第一次會見了周恩來，并結識了董必武、吳玉章、秦邦憲、鄧穎超等國民參政會中的中共代表。尤其是與周恩來經常往來，建立了誠摯友誼。
在不斷的政治活動中，父親親身體會到國民黨的消極抗日積極反共。開始他曾努力調解國共兩黨間的摩擦，避免抗日陣線的破裂，但1941年3月蔣介石制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使他開始警覺；國民黨頑固的獨裁專政政策如不團結更多的人施加壓力是無法使之改變的。要民主就必須斗爭不息。于是產生了建立第三方面組織的思想萌芽。1941年3月19日他參與創建了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后改名中國民主同盟），民盟成立之初包括三黨三派（民社黨、青年黨、農工民主黨，職教派、救國會、鄉治派），這是中國在政治舞臺上第一次出現了國、共以外的第三種勢力。民盟主張民主、進步、團結抗戰，反對國民黨對日妥協，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我父當時是以中華職業教育社名義集體參加的。職教社的主要成員還有江問漁、冷遹等人。在成立大會上，我父與左舜生（青年黨）梁漱溟（鄉治派）張君勱（民社黨）章伯鈞（農工民主黨）五人被選為常務委員，且被推為常委會主席。
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一開始就顯示出政見中的復雜性。明顯存在著左、中、右三個不同傾向。中國當時的政局根本不可能實現資產階級民主共和，而第三勢力也不可能長期存在下去，事實證明抗戰勝利后，國民黨為了單獨召開偽國民大會，把青年黨和民社黨從民盟中拉了過去，而民盟以后也就不以黨派而以個人身份參加組織并改稱中國民主同盟，從此隊伍比前純潔得多。
父親當時的思想，在反對國民黨對日本妥協，要求抗戰到底，反對國民黨專政，要求政治民主方面是立場鮮明的，但是對共產黨的認識還很不夠。
1945年7月1日父親和其他5位參政員一行6人以參政員身份從重慶飛到延安，在機場受到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劉少奇、林伯渠、吳玉章等中共中央和陜甘寧邊區政府領導人的熱烈歡迎。在延安五天，我父通過實地觀察，大大加深了對中共的認識，進一步改變了對中共的態度。他認識到中國的希望，中國的前途在延安一邊。他已經開始把愛國主義思想和社會主義思想結合起來。他回重慶后立即寫成《延安歸來》一書通過“拒檢”廣泛傳播，在后方產生了極大影響。其中他和毛澤東有關“興衰周期率”和民主與監督作用等的對話，至今仍膾炙人口。這是對民主認識的深化，也是和毛澤東的第一次思想見面。
如果說我父在參與創建民主政團同盟時還存在“中間路線”的思想，那么延安之行后開始了質的變化。他曾經承認自己是中間派，然而他在民主與獨裁之間，在抗戰與投降之間，從未有過妥協，他還說過，中間派不是調和派。在是非之間是無法調和的，事實也說明，隨著抗戰形勢的發展，國民黨一黨專政及反共的兇相日益暴露，我父的一切活動也更明顯地從所謂中間派轉向中共，最后跟著共產黨走社會主義道路了。
父與民盟的關系是深遠的。直到抗戰勝利，他經常還代表著民盟參加活動。特別是1946年1月，在重慶舉行的政治協商會議中，他還是代表了民盟參加。然而在這次會議中的主張，有關和平、民主、統一、建設新中國等都反映了不僅是職教派的，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剛剛成立的民主建國會的主張。就在這次政協會議期間，父親反內戰、反獨裁主張觸犯了國民黨加深了對他的忌恨，于1946年1月26日竟發生了特務搜查父親私宅事件，這就更堅定了父親延安歸來以后的民主建國思想。
民建的成立比民盟晚五年。1945年8月日本被迫無條件投降后，全國人民在喜慶之余，普遍要求和平、民主、統一，建設新中國。民族工商業者出于愛國熱忱，在八年抗戰中對軍需民用的生產和供給作出過巨大貢獻和犧牲，但由于國民黨的官僚買辦資本排擠，已陷于破產境地。于是以遷川工廠聯合會理事長胡厥文為代表的一批愛國工商業者和職教社聯系的，以父為代表的一批知識分子聯合起來要求和平、民主，要求國民黨放棄獨裁，改變對工商業的政策。從1945年8月21日父偕職教社楊衛玉訪胡厥文商談組織開始，在四個月內經過大小24次之多的籌備會議，終于在1945年12月16日在重慶白象街實業大廈宣布民主建國會的成立。
父親與胡厥文是世交。胡的岳父沈恩孚（字信卿）是一位著名教育家。他曾任江蘇省教育會會長，與我父同是中華職教社主要創始人，他曾長期擔任我父創辦的人文圖書館館長，父和胡厥文有著這樣深厚誠篤的私交，因此在籌建民建會時首先和他商量。和父及胡厥文共同最早發起民建組織的還有章乃器。民建成立之初的政綱、宣言等基本文件起草都出自他手。成立大會中被選為理事的還有李燭塵、楊衛玉、孫起孟、施復亮、吳羹梅等37人，任監事的有冷遹、沈肅文、張雪澄等19人，成立大會發起人93人，而簽名的達134人。從第一批成員的成分看，愛國民族工商業者和以經濟界、文教界為主的知識分子約各占一半，可見民建成立之初的代表性。
從民建籌備開始，父親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同時參加了民盟和民建的活動。他致力于鞏固和擴大第三種政治勢力，主要目的是爭取民主，反對獨裁，爭取團結，反對內戰。他的這些主張貫穿于民盟和民建的雙重活動之中。從毛澤東到達重慶和國民黨43天的談判達成“雙十協定”開始，到1946年10月蔣介石單方面撕毀停戰協議和政協決議，向解放區全面進攻為止的一段時間內，父親以第三方面身份在國共之間斡旋談判、奔走于南京上海之間。最終談判失敗而第三方面也就不再存在了。
經過這段慘痛的經歷，父親對蔣介石國民黨的反人民、反革命嘴臉已十分看透，同時，他從延安帶來的新認識得到了進一步的肯定。于是，他和民建同志一起響應了1948年5月1日中共建議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迅速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號召，在思想上確立了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父親當時在蔣管區上海的處境十分惡劣，他的名字竟然在國民黨特務黑名單中名列榜首，等待著號令動手，他的行動受到嚴密監視。乃在1949年2月15日在中共上海地下黨的護送下巧妙地擺脫特務跟蹤，到達香港。3月15日又到達北平。當天下午和毛澤東等中共領導在北平機場留下了珍貴的歷史鏡頭。雖然父親脫離了反動派的牢籠，但他的次子，我的二哥黃競武則在上海解放前夕，因留滬進行民建地下工作而慘遭國民黨特務的殺害。
全國解放后民建會組織在與中共領導們，特別是與周恩來同志多次商討后，確定了與工商業者聯系，為工商業者在新形勢下團結、教育、改造服務，為新民主主義及以后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服務。民建不少領導成員則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聯合政府。我父親當時擔任了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以后則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
全國解放后的民建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8個民主黨派之一，確定了與中共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親密關系。五十年代，中共中央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對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利用、限制、改造政策。我父受毛澤東主席的委托，利用他與工商界的特殊關系，積極引導工商界接受社會主義改造，在民建會中耐心細致地做工商界的工作，特別是上海的工商業者。一次他在上海大光明電影院作了題為“工商界朋友們，大家在總路線光輝照耀下，更加緊密地跟著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走”的演說。他已年老體衰，只講了20分鐘，由孫曉村同志代為讀完講稿，這次演講給工商界極其深刻的影響。而到1956年終于基本完成了全國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而中國民主建國會全體會員從此更加堅定地跟著中國共產黨走社會主義道路。
1949年10月9日，民建常委會第一次會議上推定我父與章乃器、南漢宸為常委會召集人。1952年總會擴大會議中被推為民建主任委員。
我父1965年12月21日在北京病故。在1987年9月4日我父誕辰110周年、中華職業教育社建社70周年的紀念大會上，習仲勛同志代表中共中央的講話中提到我父是“杰出的民主戰士，忠誠的愛國主義者，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和中國職業教育的先驅，是新中國德高望重的老一輩國家領導人之一，也是中國共產黨長期風雨同舟、休戚與共的親密朋友”。
(待續)
關于我父黃炎培（1878—1965）一生的業績，中國共產黨和中央政府以及有關資料中早有不少記載。1993年政府還專門發行了第一批四位愛國民主人士的紀念郵票，父親是其中之一。這里準備從后輩的角度記述對父親的認識，特別是他在政治活動中和民建的關系。
父親出身比我們這一代貧苦得多。祖父是個一無田地二無家產生長在上海川沙的窮秀才。他和兩個妹妹出生在川沙城廂鎮的姑丈沈肖韻家。我父13歲喪母，17歲失父，兄妹三人成為孤兒。9歲開始寄讀于鄉間外祖母家，生活十分艱苦。他25歲進鄉試中舉家境才稍有好轉。他成長的年代正是國家多難之秋。腐敗的清廷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894年的甲午戰爭簽訂了一個又一個喪權辱國的條約。父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成長。家庭教育、學校教育（他曾就讀上海南洋公學拜蔡元培為師），更重要的是社會環境教育，使他腦海中深深埋入了愛國主義思想，并且把國家的命運緊緊地和自己的前途聯系起來。于是在大力提倡職業教育之余全力投入愛國救亡運動之中。
父親給我們子女的教育始終貫穿著一條愛國主義紅線。那是30年代東北發生“9•18”事件以后的事情。1932年在我就讀的中華職業學校大禮堂中，上千人的抗日動員大會上，父親作動員報告，激昂陳詞中突然指名把我從人群中叫站起來，指著我說：“你將來假如能因抗日而犧牲戰場，我決不會為你而哭,但如果你不自振作，甘心當亡國奴的話，即使日本人不打死你,我也要打死你！”這驚人的一語，全場為之鴉雀無聲，而我這個年僅16歲的青年第一次在這樣大庭廣眾的場面聆聽教誨，此生怎能忘懷！另一次難忘的事例是1935年在北平“12•9”學運會開始不久，我在上海復旦大學求學時參加了上海學生聯合會集體游行，要求去南京向蔣介石請愿出兵抗日。學生隊伍已占領上海北火車站兩晝夜，使上海火車對外交通全部斷絕，在一個月色朦朧的寒夜，我的老父母竟然來到車站，發現我正在一個臨時爐灶旁燒著開水。當時我們學生好不容易抓住一個火車司機正準備押上車頭把我們一列學生請愿車駛往南京。在這緊張時刻，父親拉著我的手仔細聽取了我的報告，微笑頷首稱贊，而母親則摸著我單薄衣衫，只怕我凍出病來。這時學生組織的警戒線內已開始疏散人員，準備開動。父親忙著在我耳邊說：“國民黨當局絕不會讓你們到南京的，前途艱險萬分啊！”他的語調低沉而堅決，卻絲毫沒有勸阻之意。最后輕聲忠告說：“膽要大而心要細，要勇敢但要有策略”。這已經是半個多世紀以前的事了而我卻至今言猶在耳。這些話對我一生的做人處事有著多大影響！
父親始終把我們的家放在上海南市而不進租界。他從“9•18”東北淪亡開始佩帶黑袖套以示抗日決心，他那種以身作則，嚴以律已的精神無時無刻不教育著我們后代和他的學生們。
父親忠心耿耿的愛國思想也全部傾瀉于他的事業中。從日本帝國主義入侵開始，他曾團結多方，共同站到抗日救亡戰線中來。西安事變后，蔣介石被迫同意抗日。1938年5月父親在漢口第一次會見了周恩來，并結識了董必武、吳玉章、秦邦憲、鄧穎超等國民參政會中的中共代表。尤其是與周恩來經常往來，建立了誠摯友誼。
在不斷的政治活動中，父親親身體會到國民黨的消極抗日積極反共。開始他曾努力調解國共兩黨間的摩擦，避免抗日陣線的破裂，但1941年3月蔣介石制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使他開始警覺；國民黨頑固的獨裁專政政策如不團結更多的人施加壓力是無法使之改變的。要民主就必須斗爭不息。于是產生了建立第三方面組織的思想萌芽。1941年3月19日他參與創建了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后改名中國民主同盟），民盟成立之初包括三黨三派（民社黨、青年黨、農工民主黨，職教派、救國會、鄉治派），這是中國在政治舞臺上第一次出現了國、共以外的第三種勢力。民盟主張民主、進步、團結抗戰，反對國民黨對日妥協，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我父當時是以中華職業教育社名義集體參加的。職教社的主要成員還有江問漁、冷遹等人。在成立大會上，我父與左舜生（青年黨）梁漱溟（鄉治派）張君勱（民社黨）章伯鈞（農工民主黨）五人被選為常務委員，且被推為常委會主席。
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一開始就顯示出政見中的復雜性。明顯存在著左、中、右三個不同傾向。中國當時的政局根本不可能實現資產階級民主共和，而第三勢力也不可能長期存在下去，事實證明抗戰勝利后，國民黨為了單獨召開偽國民大會，把青年黨和民社黨從民盟中拉了過去，而民盟以后也就不以黨派而以個人身份參加組織并改稱中國民主同盟，從此隊伍比前純潔得多。
父親當時的思想，在反對國民黨對日本妥協，要求抗戰到底，反對國民黨專政，要求政治民主方面是立場鮮明的，但是對共產黨的認識還很不夠。
1945年7月1日父親和其他5位參政員一行6人以參政員身份從重慶飛到延安，在機場受到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劉少奇、林伯渠、吳玉章等中共中央和陜甘寧邊區政府領導人的熱烈歡迎。在延安五天，我父通過實地觀察，大大加深了對中共的認識，進一步改變了對中共的態度。他認識到中國的希望，中國的前途在延安一邊。他已經開始把愛國主義思想和社會主義思想結合起來。他回重慶后立即寫成《延安歸來》一書通過“拒檢”廣泛傳播，在后方產生了極大影響。其中他和毛澤東有關“興衰周期率”和民主與監督作用等的對話，至今仍膾炙人口。這是對民主認識的深化，也是和毛澤東的第一次思想見面。
如果說我父在參與創建民主政團同盟時還存在“中間路線”的思想，那么延安之行后開始了質的變化。他曾經承認自己是中間派，然而他在民主與獨裁之間，在抗戰與投降之間，從未有過妥協，他還說過，中間派不是調和派。在是非之間是無法調和的，事實也說明，隨著抗戰形勢的發展，國民黨一黨專政及反共的兇相日益暴露，我父的一切活動也更明顯地從所謂中間派轉向中共，最后跟著共產黨走社會主義道路了。
父與民盟的關系是深遠的。直到抗戰勝利，他經常還代表著民盟參加活動。特別是1946年1月，在重慶舉行的政治協商會議中，他還是代表了民盟參加。然而在這次會議中的主張，有關和平、民主、統一、建設新中國等都反映了不僅是職教派的，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剛剛成立的民主建國會的主張。就在這次政協會議期間，父親反內戰、反獨裁主張觸犯了國民黨加深了對他的忌恨，于1946年1月26日竟發生了特務搜查父親私宅事件，這就更堅定了父親延安歸來以后的民主建國思想。
民建的成立比民盟晚五年。1945年8月日本被迫無條件投降后，全國人民在喜慶之余，普遍要求和平、民主、統一，建設新中國。民族工商業者出于愛國熱忱，在八年抗戰中對軍需民用的生產和供給作出過巨大貢獻和犧牲，但由于國民黨的官僚買辦資本排擠，已陷于破產境地。于是以遷川工廠聯合會理事長胡厥文為代表的一批愛國工商業者和職教社聯系的，以父為代表的一批知識分子聯合起來要求和平、民主，要求國民黨放棄獨裁，改變對工商業的政策。從1945年8月21日父偕職教社楊衛玉訪胡厥文商談組織開始，在四個月內經過大小24次之多的籌備會議，終于在1945年12月16日在重慶白象街實業大廈宣布民主建國會的成立。
父親與胡厥文是世交。胡的岳父沈恩孚（字信卿）是一位著名教育家。他曾任江蘇省教育會會長，與我父同是中華職教社主要創始人，他曾長期擔任我父創辦的人文圖書館館長，父和胡厥文有著這樣深厚誠篤的私交，因此在籌建民建會時首先和他商量。和父及胡厥文共同最早發起民建組織的還有章乃器。民建成立之初的政綱、宣言等基本文件起草都出自他手。成立大會中被選為理事的還有李燭塵、楊衛玉、孫起孟、施復亮、吳羹梅等37人，任監事的有冷遹、沈肅文、張雪澄等19人，成立大會發起人93人，而簽名的達134人。從第一批成員的成分看，愛國民族工商業者和以經濟界、文教界為主的知識分子約各占一半，可見民建成立之初的代表性。
從民建籌備開始，父親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同時參加了民盟和民建的活動。他致力于鞏固和擴大第三種政治勢力，主要目的是爭取民主，反對獨裁，爭取團結，反對內戰。他的這些主張貫穿于民盟和民建的雙重活動之中。從毛澤東到達重慶和國民黨43天的談判達成“雙十協定”開始，到1946年10月蔣介石單方面撕毀停戰協議和政協決議，向解放區全面進攻為止的一段時間內，父親以第三方面身份在國共之間斡旋談判、奔走于南京上海之間。最終談判失敗而第三方面也就不再存在了。
經過這段慘痛的經歷，父親對蔣介石國民黨的反人民、反革命嘴臉已十分看透，同時，他從延安帶來的新認識得到了進一步的肯定。于是，他和民建同志一起響應了1948年5月1日中共建議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迅速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號召，在思想上確立了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父親當時在蔣管區上海的處境十分惡劣，他的名字竟然在國民黨特務黑名單中名列榜首，等待著號令動手，他的行動受到嚴密監視。乃在1949年2月15日在中共上海地下黨的護送下巧妙地擺脫特務跟蹤，到達香港。3月15日又到達北平。當天下午和毛澤東等中共領導在北平機場留下了珍貴的歷史鏡頭。雖然父親脫離了反動派的牢籠，但他的次子，我的二哥黃競武則在上海解放前夕，因留滬進行民建地下工作而慘遭國民黨特務的殺害。
全國解放后民建會組織在與中共領導們，特別是與周恩來同志多次商討后，確定了與工商業者聯系，為工商業者在新形勢下團結、教育、改造服務，為新民主主義及以后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服務。民建不少領導成員則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聯合政府。我父親當時擔任了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以后則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
全國解放后的民建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8個民主黨派之一，確定了與中共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親密關系。五十年代，中共中央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對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利用、限制、改造政策。我父受毛澤東主席的委托，利用他與工商界的特殊關系，積極引導工商界接受社會主義改造，在民建會中耐心細致地做工商界的工作，特別是上海的工商業者。一次他在上海大光明電影院作了題為“工商界朋友們，大家在總路線光輝照耀下，更加緊密地跟著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走”的演說。他已年老體衰，只講了20分鐘，由孫曉村同志代為讀完講稿，這次演講給工商界極其深刻的影響。而到1956年終于基本完成了全國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而中國民主建國會全體會員從此更加堅定地跟著中國共產黨走社會主義道路。
1949年10月9日，民建常委會第一次會議上推定我父與章乃器、南漢宸為常委會召集人。1952年總會擴大會議中被推為民建主任委員。
我父1965年12月21日在北京病故。在1987年9月4日我父誕辰110周年、中華職業教育社建社70周年的紀念大會上，習仲勛同志代表中共中央的講話中提到我父是“杰出的民主戰士，忠誠的愛國主義者，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和中國職業教育的先驅，是新中國德高望重的老一輩國家領導人之一，也是中國共產黨長期風雨同舟、休戚與共的親密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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