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競武與民建
    五月一日是國際勞動節，我以十分沉痛的心情回憶并寫上我二哥黃競武烈士的革命事跡。
    黃競武（1903—1949）長我13歲，是我參加民主革命的啟蒙人和引路人。1946年6月，我從英國留學回到故鄉上海，滿懷著報效祖國參加建設的熱情。豈知那時國共談判已瀕臨破裂，內戰即將全面爆發。一段時間我曾和妻子倪因敏寄住二哥競武家。他每日工作回家總拉著我們介紹國內形勢，使幾乎是一張白紙的我，逐步認識到國民黨的腐敗墮落；并依靠美國勢力，妄想在3個月內消滅中國共產黨；蔣介石的獨裁專政已經失盡人心。接著他又介紹父親1941年參與創建民盟的經過，還推薦我閱讀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和《論聯合政府》等著作，從而使我了解到中共的政治主張，和在國共之外還有民盟等一股第三方面的政治勢力。
我從二哥那里認識了他的清華大學同學羅隆基、彭文應等。他們都是民盟的領導同志。于是自然地在1946年秋，我和倪因敏一起加入了民盟，并在以后工作中擔任了民盟南京地下支部的負責人。
    1949年初，解放軍已到達長江北岸。蔣介石王朝已臨崩潰。父親黃炎培2月15日在中共地下黨的幫助下秘密離開上海經香港去了北平，而我則應中共大連大學黨委地下招聘去解放區大連執教。在我離滬前夕，大約是1949年4月上旬的春天，我和二哥在雙人三輪上有過一次重要的密談：
    “父親已去了北平，我幾天后也將應聘去香港轉大連教書。我們都是黑名單上的人，看來在上海已無多大作為。你是否也考慮你的去處？”我在他耳邊向他沉重地提出了這個希望。
    “父親行前把民建的工作都交給了我，而我又是民建負責組織的常務干事，眼前有大堆工作要做。我們一個個如果都離去，共產黨來時解放的是一個上海空城怎么辦？”他帶有批評的口氣一字一字地向我陳說。
這次簡短的談話之后，詎料竟成為我和二哥的訣別。
    以后，我在四月上旬離開了上海，而二哥則在5月12日上午，離上海解放只有13天，竟在中央銀行四樓他的辦公室內，被國民黨從臺灣新調到上海的特
    務頭子毛森部下騙出大樓，蒙上眼睛，押上警車，進入南市車站路190號警備司令部監獄。
    上海解放后的6月2日，在解放軍幫助下，從牢房北角一片菜地內挖出了黃競武烈士的尸體。看到他被五花大綁，頭纏布套，指甲全被剝落，小腿斷缺，一目被挖，血肉模糊，慘不忍睹。1949年6月3日上海《大公報》、《新聞日報》同時刊登了烈士遺體照片，并以《匪黨殺人，慘絕人寰，愛國志士被活埋》為題，揭發了特務的暴行。
    噩耗傳出，上海人民為之震驚。6月4日，周恩來同志在北平親赴父親住處代表中共中央向黃炎培慰問。上海市黨政領導陳毅、潘漢年、沙千里等紛紛電唁家屬。民建在上海浦東大廈隆重舉行了烈士追悼大會，忠骸公葬于川沙烈士陵園。胡厥文同志為他寫了墓碑。年僅46歲的黃競武烈士將永遠為后世所敬仰。
    事后清楚，競武生前的最后活動，一方面動員銀行職工奮起阻止國民黨偷運金銀去臺灣，一方面他已與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員會李正文聯系，利用同學關系，使國民黨政府財政部所屬武器十分精良的稅警團同意，在條件許可時棄暗投明，并已約定5月12日在他的四樓辦公室面談。豈知可能由于叛徒出賣而導致功虧一簣。
    解放后李正文同志曾親口告訴我：競武和他是單線聯系，他今日之所以安然無恙，充分說明競武在入獄后，雖經各種酷刑，始終能堅貞不屈。從他死后的慘狀，完全證明了這一點。
    競武1924年考取公費留學赴美，在哈佛大學攻讀經濟學，同時在福特汽車廠勤工儉學。1929年獲碩士學位回國。他在有人挽留他留美工作時，曾說：“我是中國人，要用學到的知識和技能報效祖國，改變祖國貧窮落后的面貌。”他回國后長期在鹽政機關任稽核工作。抗戰開始后入重慶中央銀行任稽核專員。1941年在重慶加入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任總部組織委員會委員和國外關系委員會委員。從此積極參加了抗日民主運動。1945年民建成立后，競武為了團結工商界愛國人士又參加了民建。1948年下半年，在民建處境十分困難時，他和莫藝昌、朱德禽、周庚等15位同志被任命為臨時干事會干事，他被推為常務干事，負責組織工作。父親離滬前把民建工作交給競武接手。
    父親在獲得競武被害消息后立即寫了一篇短文《紀念競武》。文中說：“競武：你死了，倘若你預知死后8天，上海六百萬市民便得解放，全中國四萬萬七千萬人民將先后都得到解放，競武，你雖然死得慘，也可以安心了！”
    46年后的今天，如果他那在天之靈有知，他還有一個兒子黃孟復繼承著他的遺志，擔任著民建中央常委、民建江蘇省副主委、南京市主委的重要職務，還肩負著南京市副市長重任，那他在地下應更可瞑目了！
    （注：黃孟復同志現在是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工商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