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于1947年底發表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闡述了中共對待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新民主主義革命所要消滅的對象，只是封建主義和壟斷資本主義，只是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大資產階級），而不是一般地消滅資本主義，不是消滅上層小資產階級、中等資產階級。由于中國經濟的落后性，廣大的上層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所代表的資本主義經濟，即使革命在全國勝利以后，在一個長時期內，還是必須允許它們存在；并且按照國民經濟的分工，還需要它們中一切有益于國民經濟的部分有一個發展；它們在整個國民經濟中，還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毛澤東的這一講話，給民建和工商界以極大的鼓舞。
    1948年1月，民建組織會員秘密學習《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在一次核心層的聚餐會上，商定要早日派人與香港中共組織和各黨派保持聯系。隨后，王紀華、盛康年等頻繁往來于滬港之間，聽取在港中共代表的意見，并向上海同仁傳達。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號召“全國勞動人民團結起來，聯合全國知識分子、自由資產階級、各民主黨派、社會賢達和其他愛國分子，鞏固與擴大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反對官僚資本主義的統一戰線，為著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而共同奮斗。”“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五一口號”是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建立聯合政府的行動綱領，很快得到在香港設有總部或有代表機構的民主政團的響應。當時，黃炎培正在上海。他獲得消息以后，曾與張瀾等商談響應的事宜。5月14日，盛康年由香港帶著沈鈞儒給張瀾、黃炎培的信，回到白色恐怖籠罩的上海，介紹了在港的各民主黨派響應“五一口號”的行動和立場。隨后，民建于5月23日在上海秘密舉行了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出席會議的有黃炎培、胡厥文、施復亮、張絅伯、楊衛玉、盛丕華、俞寰澄、王紀華、陳巳生、盛康年、鄭太樸等。經過討論，一致通過了“贊成中共‘五一’號召，籌開新政協，成立聯合政府。并推章乃器、孫起孟為駐港代表，同中共駐港負責人及其他民主黨派駐港負責人保持聯系”的決議。
    這個決議，是民建在發展歷史上的一個極為重要的里程碑，標志著民建政治立場、政治綱領的轉折。它實際上宣布民建放棄了最初成立時“不右傾、不左袒”的中間路線，在國共兩黨的激烈斗爭中，最終選擇了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與中共團結合作的立場。這一事件，為以后民建事業的發展，奠定了正確的思想基礎。
    12月4日，在香港的章乃器、施復亮、孫起孟、王卻塵、俞寰澄、楊美真決定，與民革、民盟、農工黨、致公黨等聯名發表《民主建國會與各民主黨派為保護產業保障人權告國內同胞及各國僑民書》，這是民建轉入地下活動以來，第一次以組織名義參加簽名的政治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