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所有制成為近期熱門話題。
    混合所有制是在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中提出來的，指“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近期以中石化宣布準備吸收30%的民營股份為標志，即將進入實操階段。
    然而，民營企業家對此頗多疑慮，娃哈哈董事長宗慶后就30%的股權表示，這個比例對于民資吸引力不大：“我想民企進去會被它吃掉的，央企吃民企，你也拿不到控股權，你也沒有話語權，就是出錢給它用而已。”
    那么，混合所有制如何落實才能科學合理并取得共贏呢？
    首先，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是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的國資對民資出售、對外資“靚女先嫁”的翻版。對此習總書記有明確表態，他在兩會時指出：“要吸取過去國企改革經驗和教訓，不能在一片改革聲浪中把國有資產變成牟取暴利的機會。改革關鍵是公開透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的是“有利于國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競爭力，有利于各種所有制資本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結果應該是 “國有企業不僅不能削弱，而且還要加強”。
    混合所有制不是為了國資壓倒民資，或者民資壓倒國資，而是發揮各自優勢，充分發揮各種生產力要素的積極性，從而實現相互促進，理性共贏。由此，筆者認為，一個比較典型的混合所有制結構，應該是國資處于相對控股地位，非絕對控股，否則又是一股獨大，其他資本和生產力要素無法對國資代理人進行有效監督；民營資本應在兩家以上，股權合計應不少于國資比例；經營層和骨干技術人員也應持有一定比例股權，應通過期權方式從超額盈利中轉化而來。
    混合所有制不應存在于所有領域，而宜局限在關系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比如電信、石油、種業等行業，以及核心金融企業。在這些領域已經成長為影響國家安全的民營企業，國資也應該可以參股（非控股）。對于市場已經充分競爭、供給充分的領域，比如房地產、輕工業品等領域，國資應當退出。
    另外一個不能參與“混”的是社會基本公共保障。教育、養老、醫療等社會基本公共保障本身很難盈利，要靠國家財力和社保基金來投入。現實中卻存在另一種反向“混”法——民營資本市場化操作的醫療等企業，本來是按照市場需求提供超過基本保障的高級消費，卻千方百計去獲取醫保報銷的同等待遇。筆者認為這是錯誤的，它混淆了基本公共保障和市場化消費的邊界，是另一種形式的“渾水摸魚”。
    還有不容忽視的是，如何有效保障全民對于國資經營的監督和利益分享，這是一個同樣重大的課題，而不能放任國資代理人將利益個人化和小集團化。這應當從三個方面予以加強：1.劃轉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會保障基金；2.完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提高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公共財政比例；3.可通過強化國資審計和引入民營資本加強監督。
    誠然，科學合理的混合所有制說易行難，現實操作中一定會遭遇各種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僅以國資劃撥社保基金而言，早在2002年就提出了將一定比例的國有股劃歸社保基金，迄今為止，仍未有一分錢劃給社保。
    總之，“全民所有制”也好，“混合所有制”也罷，如何有利于社會公眾，關鍵看執行。
    （摘自4月1日《第一財經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