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煒，1932年生，1952年加入民建。曾任民建浙江省第五屆委員會主任委員，第六屆委員會名譽主委，第八屆浙江省政協副主席。
　　在紀念中國民主建國會成立70周年暨民建浙江省委會組織成立60周年之際，省委會宣傳處選擇一批入會較早的老會員，采用口述會史的形式進行訪談，我樂意地接受了這次采訪，談談我與民建難忘的60年。
　　1952年8月，我從杭州市工商聯調入民建杭州市委會機關工作。同年10月，經汪祖裕、周吉士兩同志介紹加入了民建會，屈指算來至今已有63年了。要問我為什么加入民建？只有一句話回答：工作需要。與民建會員拉近了距離，工作起來更方便些。思想單純，沒有什么多的想法。
在配合國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
改造中，民建作出了重要貢獻
　　我在民建先是分配在工商研究處工作，當干事。1955年4月，我提升宣傳處副處長，就分管宣傳方面工作。當時正值三反五反運動結束，中共中央公布了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了“一化三改造”任務，通過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實現生產資料所有制的變革。總路線提出在工商業者會員中引起了極大的震動，當時有句話形象化的叫做“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民建積極響應總路線的號召，配合黨和國家做好對資改造工作，一是教育，二是代表。所謂“一教育”，就是廣泛深入宣傳過渡時期總路線精神。采取大會作報告，小會組織學習討論方法，幫助工商業者會員認清社會主義替代資本主義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工商界只有跟共產黨走、走社會主義道路，才有光明的前途。大會報告一般在工商聯機關禮堂舉行，每次報告都是濟濟一堂，座無虛席。小組討論在民建橫河橋會所舉行。由于民建成員不少同志是工商界骨干分子，他們白天忙于企業生產經營和同業公會工作，沒有時間坐下來學習，只能利用晚上時間進行，每到周二周五晚上，民建會議室燈火通明，大家從四面八方趕到會里進行學習，熱鬧非凡。在一批骨干分子帶動下，多數會員比較自覺，較少聽到怨言。民建思想教育工作目的是把工商業者會員培養教育成為工商界骨干分子，在社會主義改造中發揮模范、帶頭和橋梁作用。民建在這方面工作是有成效的。
　　“二代表”就是認真貫徹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積極反映政策在貫徹實施中存在問題，向黨委政府提出意見建議，代表工商界合法利益。對資改造工作是一個系統工程，涉及的具體問題很多。民建就是通過召開專題座談會，聽取工商業者會員的意見，經過梳理整理成簡報，向民建中央和市委市政府反映。為了發揮骨干分子模范帶頭作用，民建多次組織先期實行公私合營企業會員現身說法介紹合營中遇到的問題，如何得到較好的解決，他們的認識及體會，以消除尚未合營會員的思想顧慮，起到助推作用。
　　我在工商研究處時，主要搞調查研究，具體負責座談會記錄整理、編發簡報等工作。在宣傳處時，主要是組織會員政治學習，了解掌握會員思想動態，辦好《杭州民訊》刊物及對臺宣傳工作。還有聯系基層支部工作，擔任支部聯絡員，當時稱之謂“條條與塊塊相結合”，這個傳統早在五十年代就形成了。我曾先后聯系絲織業支部、棉紡業支部、五金交電化工支部和都錦生絲織廠支部，通過聯系支部熟悉會員，與會員交朋友，向會員群眾學習，對改進提高工作能力很有好處。
建國之初，民主黨派機關工作條件較差，
但大家勤奮踏實工作，經受住各種考驗。
　　在民建工作給我留下印象較深的有以下幾件事。
　　一是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財力有限，黨派機關辦公條件較差，但是從領導同志到一般機關干部辦事很認真，工作很踏實。五十年代民建整個機關只有一部電話機，是四位數號碼，放在中間會客室，供大家使用。夏季冬天沒有空調設備，機關只有一只五燈電子管收音機。市委會文件都是用鋼板蠟紙手刻的，手推油印機印刷的。開會通知由兩位工勤人員騎著自行車挨家挨戶分送的，他們幾乎跑遍了杭州整個市區。那時沒有錄音設備，重要報告都是事先指定幾位同志同時記錄，會后及時校對筆記，一般的不過夜就將記錄稿整理出來用復寫紙復印幾份分送有關領導。做記錄時必須全神貫注，手腦并用。許多同志在長期實踐中練就了這套基本功。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我尚未結婚，單身一人住在民建機關玲瓏閣上，吃飯搭伙在附近工廠單位，生活簡簡單單。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政治運動多，機關干部要經常背著鋪蓋下鄉參加勞動鍛煉。即使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大家還是默默無聞地勤奮工作著，為黨的統一戰線事業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二是黨委部門重視民主黨派機關干部培訓工作。我在民建機關工作半年后，即1953年3月，省委統戰部從民主黨派機關中選調一批干部到上海華東人民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學習，為期四個月。全省民建機關干部有7人：樊作虞、吳杰（溫州）、秦聯康（寧波）、周平英、毛錫勛、孫德禧和我，現在僅剩3人了。華東人民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設在上海打浦橋，原上海政法學院舊址。我們從艾思奇社會發展史學起，學習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學習統一戰線理論和方針政策，來校授課的有上海市市長陳毅、華東統戰部部長陳同生，還有著名的學者教授。我是生平第一次參加這樣系統的馬列主義理論學習，我感到很新奇，對學習很認真。在政治研究院過的是半年軍事化生活，睡的是集體宿舍，同學們一早起來自己動手整理打掃衛生，吃飯是合食制，每張餐桌上放了幾只盛滿飯菜的小臉盆，生活全部自理。嚴肅緊張、團結活潑。唐巽澤主委特從杭州來上海看望我們學習的同志。可惜的是，我當時體檢時查出患有輕度肺結核，使我喪失這樣一次好的學習機會，我學了兩個月只好停學休息。在我離開學院前夕，我們浙江7位同志一起到照相館拍了一張合影留念，這張照片大家一直珍藏著。
　　三是我第一次見到了黃任老、陳叔老等中央領導同志，十分興奮。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民建中央和全國工商聯領導同志作風深入，黃炎培、陳叔通、孫曉村、孫起孟等經常深入到各地宣傳總路線精神，召開座談會，了解對資改造工作情況。我清楚地記得，黃炎培來到民建杭州市委會機關。那一天，在民建會址橫河橋頭和附近一帶，站了不少便衣警察，他們是負責安全保衛工作的。黃任老乘坐的汽車抵達飛輪別墅門口下車，唐巽澤主委在門口迎候他進了民建機關會議室。警衛員連喝的水都自己帶來。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黃任老。還有一次陳叔通還來到杭州，在大華飯店召開民建工商聯領導人座談會。我不是領導人，但通知我參加，并要我在座談會上向陳叔老作匯報。我坐在陳叔老相距較遠的位置上，我的說話聲音陳叔老聽不清楚，于是他就走過來坐在我的旁邊聽我的匯報，當時我感到誠惶誠恐，不知如何是好。陳叔老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領導人怎么能叫他走過來，應該是我主動地走上前去。我記得陳叔老在國家三年自然災害期間，他針對當時有人對克服三年暫時困難缺乏信心，對政府工作分不清主流次流，撰寫了一副對聯。上聯是“一心記住六億人口”，下聯是“兩眼認清九個指頭”，在工商界中廣為流傳，成為座右銘。
　　歷時4年，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任務基本完成，下一步的任務是做人的改造工作。民建工商聯商定兩會實行合署辦公，民建從1959年起遷到中山中路與工商聯合署辦公。隨后民建浙江省工作委員會也遷至長生路與省工商聯合署辦公，對外稱為“兩會”。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統一戰線迎來了春天，廣大會員在“堅定不移跟黨走，盡心竭力為四化”行動綱領指引下，精神煥發，為國出力、為會爭光。1985年我重回民建機關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