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家一直珍藏一件與抗戰有關的老物件，那是一臺100多年前生產于日本的老式玻璃臺鐘，臺鐘后背黃銅鐘蓋上刻有二行日文銘文：“臺南市役所，產業道路改修紀念”。這行文字是日本對侵占統治下的臺灣實行行政管轄的例證，“臺南市役所”，即為臺南市政府，這個政府是日本人在中國國土上建立的政府。這口臺鐘在抗戰勝利后，1946年9月，從日本人設立的臺南市役所（臺南市政府）被我的父親得到，跟隨我父親的足跡，先后到了臺北，再至花蓮，回到大陸，在我家定居，至今已70年。我出生于1950年，這臺鐘先于我到我們家5年，它如今由我珍藏，它是我父親那段抗戰光榮經歷的證物，也是我們家的抗戰紀念。
　　我們周家在抗戰時期可謂是一個“抗戰之家”。我的父親在家排行老二，出身于反封建軍人家庭，爺爺周學濂是革命黨人，早年畢業于浙江武備學堂，帶兵打仗，參加過辛亥革命、北閥戰爭，是1905年秋瑾、徐錫麟在浙江新軍中發展的光復會會員，同年轉入同盟會。由爺爺帶出的一班弟子，大都成為抗日戰場上的勇將，其中以蔣柏誠最為出眾，爺爺的同班同學斯烈將軍（我們家的常客）帶出的三位弟子成為抗日戰場上的千古名將，他們是李宗仁、白崇禧、黃紹颱。1937年“七七事變”后，父親的兄弟姐妹們以各種方式支持著前線抗戰。1938年隨著抗戰形勢的深入，我的大伯周抗率兄弟姐妹四人徒步千里，前往延安參加了八路軍，直接走向抗戰的最前沿。在抗戰中我們周家參加八路軍的人數一共有7名（含父親兄弟姐妹們在戰爭前線結下的革命伴侶）。
　　父親在北平求學期間，在李萬新（“一二·九”運動著名領袖、中共地下黨員，1949年任林業部司長，中國林科院黨委書記）的領導下，參加了“一二·九”學生運動?？箲鹌陂g，父親在國立英士大學任副教授，在英大中共地下黨的領導下，默默為抗戰奉獻著力量。父親捐錢捐物，帶領學生上街游行，并送他的多名學生走向抗戰前線。
　　1945年抗戰勝利，父親在英大任教的崗位上受國民政府奉調，跟隨陳儀、葛敬恩二位將軍前往臺灣參予技術行政接收，當年父親去臺灣接收的路線是在上海侯船到達基隆，轉臺北。他的接收辦公室設于臺北的臺灣農林檢驗局，父親參與了臺南市役所的接收工作。據父親回憶，臺南市役所的接收工作完成后，一位等待遣返的日方農業行政官員找到我父親，說他不日就將遣返回國；這口鐘是他的私人物品，不帶回去了，留給我父親作一紀念，父親也就收下了。1946年秋，父親的接收任務完成，在臺北接到調令去花蓮任職，擔任花蓮港分局籌備主任，因當時交通不便，父親帶了二名助手在太平洋上坐小船，經6個小時才到花蓮。之后1946年11月父親因不愿留在國民政府做官，加上熱愛他從事的教學事業，只身返回大陸，回到英士大學執教，并參加了英大地下黨領導下的各項活動，這口珍貴見證抗戰勝利的紀念品——日產臺鐘，也隨著我父親從臺歸來，進入了我們家中，保留至今。
　　它如今還能使用，它是我家的抗戰記憶。 　　
    作者備注：父親周鳴錚，中共老干部，1993年過世，我國農業史上的第二位本國碩士。建國后先后在浙江大學、浙江醫科大學、浙江農業大學任教（系主任），1959年調浙江省農業科學院任研究員。

（本文獲省委會征文優秀作品，作者周其虹系周鳴錚之子，民建杭州市城建三支部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