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民建的社會服務價值最大化不僅需要依托內部行政管理實現組織內部的服務成本降低，還需要依托外部定位管理實現服務對象的服務價值提升。外部定位管理是指為了提升社會服務的經濟價值、正外部性價值，同時降低社會服務的負外部性價值，浙江民建需要對社會服務項目進行定位，包括項目間定位與項目內定位，以實現社會服務價值最大化。其中項目間定位是指在眾多的社會服務項目之間，選擇最有價值的服務項目。項目內定位是指進行相同的社會服務項目，比其他黨派或非政府組織的價值更高。習總書記“五種能力”中的政治把握能力、參政議政能力、合作共事能力為浙江民建的外部定位管理提供了指南。
    一、提高政治把握能力實現社會服務價值最大化
    正價值的社會服務項目，與正和博弈相對應；零價值的社會服務項目，與零和博弈相對應；負價值的社會服務項目，與負和博弈相對應。政治把握能力意味著浙江民建在進行社會服務之前，首先需要對社會服務項目價值（經濟價值＋正外部性價值－經濟成本－負外部性價值）的正負進行評判，選擇具有正價值的社會服務項目，這是價值正負方向的原則問題。
    譬如在眾多的社會服務項目中，金華民建選擇與生態文明建設相關的企業環境責任服務項目，調研、走訪企業環境責任領先的義烏雙童日用品公司，并把雙童公司的成功經驗向金華工業園區的其他企業進行推廣、介紹。企業環境責任服務項目不僅具有經濟價值，還具有正的外部性價值，這種社會服務項目總和的價值為正數。
    政治把握能力與社會服務價值項目間定位相對應。需要浙江民建在眾多的社會服務項目中，選擇具有正價值的社會服務項目，接下來還需要對社會服務項目價值的大小進行評判，選擇正價值高的社會服務項目，以利于實現社會服務價值最大化。
    浙江民建的政治把握能力越高，就越利于社會服務項目間定位優化，即越能在眾多的社會服務項目中，定位具有正價值且高價值的社會服務項目。浙江民建可以通過政治把握能力的提高，從轉移支付價值、專業咨詢價值、利益均衡價值、環境會計價值等四個方面選擇經濟價值高的社會服務項目，從正能量價值、和諧價值、公平價值、幸福價值等四個方面選擇正外部性價值高的社會服務項目，即從價值鏈源頭進行社會服務項目間定位優化實現浙江民建社會服務價值最大化。
    二、提高參政議政能力實現社會服務價值最大化
    民主黨派的社會服務與參政議政能力具有四種關系，主要表現為：社會服務和參政議政是路徑關系。社會服務是民主黨派履行參政議政目標的重要路徑，依托社會服務路徑，可以實現參政議政目標；社會服務和參政議政是依屬關系。社會服務屬于參政議政職能的重要內容之一；社會服務和參政議政是正相關關系。參政議政能力越高（低），社會服務價值越大（小）；社會服務和參政議政是相互依存關系。離開了社會服務路徑，參政議政職能難以有效履行，離開了參政議政，社會服務失去目標。
    參政議政能力與社會服務項目內定位相對應。浙江民建的參政議政能力越高，相同的社會服務項目，社會服務價值越大。項目內價值定位主要包括服務價值定位與服務方式定位。社會服務項目內定位首先表現為服務價值定位或民眾價值定位，即服務對象的人民群眾需要什么樣的價值因素，浙江民建就提供什么樣的價值因素。民眾價值分為民眾共性價值（亦稱理性價值，主要包括經濟實惠、解決困難、政策落實等務實價值因素）與個性價值（亦稱感性價值，具體包括信息咨詢、領導重視、公平正義等務虛價值因素）。準確的民眾價值定位，意味著不僅滿足民眾需要的價值因素，而且滿足民眾需要的價值因素對應的量。
    譬如每年的三八婦女節，各類組織、單位都會進行與婦女相關的社會服務，但只是例行服務而已，社會服務價值相對不高。從價值定位角度，只有浙江民建認真深入調研，準確知道女性實際需要的價值因素及價值因素對應的量，才能最大限度滿足女性價值需求，實現三八婦女節社會服務價值最大化。
    又如金華民建通過大量調研，發現不同收入、不同地區的女性所需要的服務差別較大，于是在三八婦女節對農村相對低收入女性群體，進行共性價值定位，給予經濟扶持和解決家庭困難為主的社會服務，并根據不同具體困難的大小，準確進行了價值的量的分配；對市區相對高收入女性群體，進行個性價值定位，針對不同女性的實際個性價值需要，分別進行了健康咨詢服務、法律咨詢服務、社區聯誼活動等，切實滿足了這些女性的個性價值需要。金華民建成本相同的條件下，最大限度提升了社會服務價值。
    這種進行相同的社會服務項目，比其他組織能創造更高價值的能力，既是服務價值定位（項目內價值定位之一）能力，也是參政議政能力的表現之一。同時，參政議政能力與服務價值定位能力是正相關關系，參政議政能力越高，服務價值定位能力越高。因此，可以通過提高參政議政能力來提升浙江民建社會服務價值定位能力，最終實現社會服務價值最大化。
    價值鏈視角，提高參政議政能力可以強化浙江民建社會服務價值鏈各環節的價值水平，可以幫助浙江民建社會服務價值鏈進行準確的經濟價值與正外部性價值定位，從而實現浙江民建社會服務價值項目內定位優化。即在社會服務項目相同的條件下，提高參政議政能力可以優化浙江民建社會服務價值鏈的各環節的價值水平與綜合價值定位，實現浙江民建社會服務價值鏈領先。
    三、提高合作共事能力實現社會服務價值最大化
    社會服務項目內定位還表現為服務方式定位，包括內部資源服務方式定位與外部資源服務方式定位。內部資源服務方式與舊木桶理論（為了使木桶能夠裝更多的水，加長最短的那塊木板）相對應，是指浙江民建為了提升社會服務價值，需要加強社會服務價值鏈薄弱環節，使整個價值鏈具有價值優勢。內部資源服務方式定位意味著浙江民建依托黨派自身資源進行社會服務工作。由于黨派自身資源相對有限，無論怎么取長補短，整個價值鏈價值也難以有效提升。外部資源服務方式與新木桶理論（為了使木桶能夠裝更多的水，拿出自己最長的木板和外部的長木板進行組合，形成一只容積更大的木桶）相對應，是指浙江民建為了提升社會服務價值，需要價值鏈優勢環節與外部優勢環節合作，使整個價值鏈具有價值優勢。外部資源服務方式定位意味著浙江民建與外部個人或組織合作進行社會服務工作。合作共事能力意味著浙江民建積極與外部個人或組織合作共事，以外部優勢資源之長，補自身劣勢資源之短。如果浙江民建善于利用外部優勢資源揚長避短，整個社會服務價值鏈價值就不難有效提升。
    譬如在國際綠色貿易壁壘、藍色貿易壁壘日趨嚴峻的背景下，金華民建為了給義烏市民營出口型企業做好出口咨詢服務工作，考慮到金華民建現有會員國貿專業知識相對不足，就專門與浙江師范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中非國際商學院的懂國貿的專家、教授們合作，組成專家服務團為義烏企業開展出口咨詢服務工作，取得了較高的服務成效。
    一個組織（或個人）之所以比另一個組織（或個人）能創造更多的社會服務價值，源于這個組織（或個人）的社會服務價值鏈比其他組織（或個人）的社會服務價值鏈能帶來更多的價值。合作共事能力是浙江民建運用新木桶理論，積極利用外部資源提升社會服務價值的核心能力之一。離開了合作共事能力，社會服務項目內定位就只能定位為內部資源服務方式定位，社會服務價值鏈與其他組織相比，就沒有價值鏈外部資源優勢。浙江民建可以積極利用網絡技術，低成本、高速度地搜索到優秀合作伙伴，并使用合適的書面契約與心理契約開展雙贏合作，切實提升合作共事能力，進而運用新木桶理論，利用外部優勢資源實現社會服務價值最大化。
    價值鏈視角，提高合作共事能力，依托外部價值鏈優勢環節與優勢資源，有利于浙江民建從轉移支付價值、專業咨詢價值、利益均衡價值、環境會計價值等經濟價值方面，從正能量價值、和諧價值、公平價值、幸福價值等正外部性價值方面，最大限度進行價值鏈各環節、各資源揚長避短，合作實現社會服務價值最大化。特別是在互聯網+時代，浙江民建可以利用互聯網技術，積極開展專業合作，充分利用外部優勢資源強化價值鏈各環節價值水平，在自身價值鏈水平既定的條件下，實現浙江民建社會服務價值最大化。
    （作者：葉永玲，浙江師范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工商管理系主任；林
燕，浙江師范大學行知學院商學分院院長、教授。本論文獲全省統戰理論政策研究優秀成果三等獎。本文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