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困難，找民建”，這是我一生最深刻、最難忘的體會，也是一曲曲動人故事的真實寫照。
    我是1996年8月加入民建組織的。早在八十年代，我在浙江黃巖投資創辦了黃燕模具有限公司，每年都需要大量的模具鋼材。記得1999年初，我從法國進口一批價值800多萬元，重達900多噸的模具鋼，委托珠海海運公司承運，計劃將這批貨運到寧波港后，再用汽車轉運到黃巖。結果當貨船行駛到香港灣時，因風大浪急，不幸翻船沉沒，不但全部貨物沉入海底，6名船員也翻入海中，后被海警人員救起。當我得知此情況時，頓時感到天昏地暗，無法接受這突來的事故。在這關鍵時刻，我首先想到的是民建組織，依靠的也是民建組織。這艘沉船打撈工作由香港打撈公司委托重慶打撈公司打撈，因重慶打撈公司香港進不去，只能將打撈上來的鋼材再搬到香港的船上轉運過來，但打撈費用要127萬元，首先要我支付給香港打撈公司。于是我帶了10萬元現金準備先去香港處理，結果在香港進關時又被沒收，說不能帶這么多的現金。這邊要127萬元的打撈費，這邊又將我的10萬元現金沒收，使我心急如焚，逼得我走投無路。這時我想起自己是一名民建會員，有困難應該找組織幫忙，所以我馬上與民建中央、民建浙江省委會和民建重慶市委會聯系，并拜托時任浙江民建省委會主委吳國華與民建中央商量，有無香港民建會員幫忙。民建中央立即展開調查，正好發現有一個做塑料生意的老板是香港民建會員。在這位香港民建會員的熱心幫助下，在重慶民建的協助下，很快就借到了127萬元的打撈費。后來將這筆巨款交給香港打撈公司后，這個問題得到了圓滿解決，這批鋼材如數運到了寧波港。
自從這件大事發生后，民建中央領導就知道了我。記得有一年，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到浙江參加論壇，他特意叫身邊的工作人員打電話給我，叫我去他那里。到他那里后，他問長問短，了解企業發展情況，問辦廠有什么困難，我一一作了回答。在會議室，成思危主席還與我合影留念，至今這張照片還珍藏在家中。
    我還多次參加民建中央舉辦的會議。有一次在廈門開會，民建中央的一位副主席還接見了我。這一切都使我記憶如新，十分感動。
    1993年，我把目光瞄向上海，在上海奉賢買地80畝開始做汽車配件和模具。上海民建對我十分關心，希望我加入上海民建。時任省委會主委程煒曾兩次陪我到上海，幫我解決在生產過程中碰到的問題，這一切都使我十分感動。我心里想，用什么來答謝各級民建組織的關懷呢？只有發展生產，為會多作貢獻來感謝。于是，我乘改革開放的東風，大膽創新，拼命工作，使企業得到有序健康發展，僅在上海，每年上交的稅金就達六、七千萬元。后來我又在安徽、昆山征地，進一步把企業做強做大。
    我1953年出生在浙江黃巖的一個國民黨愛國人士家庭，自小酷愛學習。在小學，門門功課都是優秀。小學畢業時，正逢文革時期，我被剝奪了繼續上學的權利，只好“修理地球”。但在每日辛勞之余，我借來了中學課本來學習，對數理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尤其是機械。從此，我與機械結下了不解之緣。1971年開始，我當起了鄉辦機械廠廠長，積累了豐富的企業管理經驗。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遍了神州大地。我父親落實政策之后，我決心在商海里闖一闖。于是，1985年，我以1200元資本創立五金工場，生產經銷小型鍛件，從此開始了艱苦的拼搏。想當時，模具技術含量高，設備精密，專業化程度高，分工明確，有從事設計、測繪的，有從事鉗、刨加工和線切割加工的，也有從事熱處理和模鍛、模坯生產的，可謂八仙過海，各顯神通。辦廠伊始，我將產品設計中難度最大、最復雜的工作擔當起來，幾乎每天都是工作十五六個小時，將全部心思傾注在繪圖筆端。我既是廠長，又是普通工人，在車間與工人們切磋技藝，現場解決技術難題，干得滿頭大汗，深深地感動了工人們。
    現在，公司依靠科技進步，已能生產高精度的大型復雜模具，為京、滬、杭等地的汽車制造廠、電視機廠、洗衣機廠生產制造全塑保險杠、整體駕駛室儀表臺及燈具、彩電、洗衣機、空調器等外殼模具，不少產品榮獲國家與省級優秀獎，還出口日本、泰國、馬來西亞等國家，受到全國模具工業協會的好評。本人也先后榮獲首屆中國企業成功女性、浙江省接軌上海創業杰出女企業家、上海市“三八”紅旗手、巾幗女強人等榮譽稱號，并曾擔任省政協委員、民建省委會企業家委員會委員、臺州女企業家協會副會長等社會職務。
    （作者系臺州民建會員、上海黃燕經貿有限公司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