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厥文（1895～1989）我國愛國民主人士、實業家。原名胡保祥，江蘇嘉定人。1918年畢業于北京工業專門學校機械科，1921年起，先后創辦上海新民機器廠、黃渡電燈公司、合作五金廠、長城機器制磚公司等企業，任總經理，并被選為上海市銅鐵機器工業同業公會理事長。抗日戰爭爆發，積極投身抗日民族救亡運動。抗戰勝利后，參與發起組織民主建國會，參加愛國民主運動。1949年參加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后任上海市政協副主席、副市長，民建中央委員會主席、全國工商聯常委、中華職業教育社理事長、全國政協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胡厥文的一生是偉大光輝的一生。
    蓄須以記國難
    胡厥文在青年時期志存高遠，立下了愛國報國之志，在上海創辦新民機器廠時，他不相信外國人比中國人聰明，外國能造的機器，新民廠也能造。他刻苦鉆研技術，產品質優價廉，深受用戶歡迎，不久他的工廠從一個發展成為五個，走上了實業救國的道路。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第二年又爆發“一二八”淞滬戰爭，日寇侵占上海，戰火燒到了家門口，胡厥文感到國難當頭，焉能安業？他與黃炎培合作，發動工商界起來支援抗戰。以上海銅鐵機器同業公會理事長的身份，組織幾十家同業拆遷機器到滬南建立臨時工場，日夜趕制手榴彈、炮彈、地雷、水雷，支援守衛上海的十九路軍。幾十天里，日夜奔忙，無暇理發剃須，竟至鬢發盈頰，大家見到都稱他為“胡子”，后來他索性蓄須以記國難，表示要待抗日戰爭勝利時再剃須。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為了保存我國民族工業，支援抗戰軍需民用，避免工廠設備落入日寇手中，胡厥文發起成立上海遷川工廠聯合會，他被公推為理事長。組織動員江浙滬寧一批民營工廠內遷，他帶頭把自己經營的企業內遷。在內遷途中經歷了千難萬險，上有敵機轟炸，下有日軍追擊，負責運輸的重慶民生輪船公司16艘船，有4艘被炸沉。胡厥文的長城磚瓦廠和新民湘廠損失殆盡。但他置個人利益于不顧，心中裝的是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全力以赴完成了內遷任務。據統計，遷往內地的有機械、造船、紡織、煉鋼、化工等行業共146家工廠，1.46萬噸物資設備和2500多名技術人員。這些人力物力資源后來成為抗戰時期后方民族工業的中堅力量，為支持抗戰提供軍需民用作出了重要貢獻，也為西南地區工業布局調整發揮了重要作用。這是我國愛國民族工商界的一次偉大壯舉，在抗日戰爭史上譜寫了光輝的一頁。
    抗戰勝利后，胡厥文為民族工商業的振興奔走呼號。抗日戰爭期間，受戰亂影響，民族工商業遭受慘重損失，許多企業奄奄一息，熱切盼望抗日勝利后得到政府的支持幫助，但蔣介石政府不但不支持，反而投石下井，斷然取消民營企業的訂貨合同，還說什么“你們要振興工業有什么用？這些廢銅爛鐵有什么用？要好東西只要向美國拿好了。”政府對民營企業的困難置之不理。大小官員忙著“劫收”，大發國難財。美國洋貨繼東洋后長驅直入，使民營企業在艱難生存中瀕臨絕境。
    據董幼嫻大姐親歷回憶中談到，她是1945年民建發起成立時的會員，當選第一屆監事會理事，建國后任民建上海市委會副主委、七屆八屆全國政協常委等職。她說，1945年10月，在重慶的工商界人士組成106人請愿團，由胡厥文率領冒雨到國民黨行政院請愿，每位成員左手佩戴請愿團標記。行政院長宋子文聞訊后想偷偷從后門溜走，被請愿團事前預料到，他們早已派人在后門守候。宋子文只好答應接見幾位代表。大家公推胡厥文、吳蘊初、吳羹梅、章乃器、胡西園、莊茂如6位代表和宋子文談判。宋子文開頭說：“你們來個‘三嚇頭’（上海話）是嚇不倒我的。”胡厥文接著說：“我們來的都是經理廠長，文縐縐的，不是‘三嚇頭’，是來向你報告工商界的困難情況，和你講明道理。”宋子文推卻說：“你們的情況我不知道，你們對我講真是對牛彈琴。”代表團成員聽了真是又好氣又好笑。接著對宋子文說：“院長未免太客氣了，我們早有呈文送你，按理你已經看過。”宋子文仍推卻說：“我實在是一無所知。”代表團成員責問他：“你既然不知，為什么把我們訂貨合同一概取消呢？我們工廠職工都要吃飯養家糊口的。你既然取消合同，現在應該設法補救。”宋子文無以回答，只好說：“只能待翁文灝副院長回來給你們解決。”代表團成員不甘心，后來又去找蔣介石交涉。上述這段生動對話中，反映了國民黨政府對民族工商業不關心、不支持的惡劣態度，使民族工商界感到絕望。
    為民主建國而奮斗
    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經過14年艱苦卓絕斗爭，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終于打敗了滅絕人性的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戰爭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的偉大勝利，改變了中國人民不當亡國奴的命運。抗戰勝利后，全國人民盼望得到休養生息的機會，重建家園，把中國建設成為和平民主統一富強的國家。但是蔣介石卻頑固地堅持要維持大地主階級和官僚資本階級獨裁統治的政權，它要發動新的內戰，以消滅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再次把全國人民推向戰爭的深淵中去。面臨兩種前途、兩種命運抉擇的關鍵時刻，黃炎培、胡厥文等人團結愛國民族工商界進步人士及其聯系的知識分子，發起成立民主建國會。
    黃炎培延安訪問后回到重慶，8月，隨即偕同楊衛玉專訪胡厥文，兩個人深入討論了國家前途和形勢，及組建一個新的政黨問題。一致認為，為了爭取國家光明前途，有必要建立一個既能在民主團結和平建國中發揮作用，又能維護自身利益的政治組織。胡厥文說：“工商界不能只埋頭搞業務，不關心政治。”“必須要有一個自己的組織，取得應有的政治地位。”他還為如何組建政黨提出了很好的建議。指出，目前工商界人士關心國家大事的人不多，且大多數不擅長搞政治，要成立自己的組織，就必須聯合社會上對政治研究有素的人士參加，將民主力量擴大起來，才能相得益彰。于是，兩人商量決定邀請章乃器、施復亮、孫起孟三位參加民建會的籌備工作。籌備組經過了三個多月緊張工作，舉行了24次會議，完成了民建成立宣言、政治綱領和章程等起草工作，領導機構、人事的協商工作。由于參加籌備組同志白天都忙于各自的工作無暇開會，大多數會議都是在晚間舉行，胡厥文不辭辛勞積極參與，在完成各項籌備工作后，1945年12月16日在重慶白象街西南實業大廈舉行成立大會，宣告民主建國會成立。自此一個新的政黨出現在中國政治舞臺上。
    民建從籌備開始到成立，始終得到了中國共產黨的大力支持和幫助。設在重慶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書記周恩來的領導下，指派干部與民建保持經常性的聯系，負責同志常應邀出席民建舉行的會議并發表講話，公開支持民建參與的愛國民主斗爭。這同國民黨蔣介石政府對民建會成立不承認、不支持、竭力進行破壞活動，形成了鮮明對照。
    民建成立后，胡厥文積極投入反獨裁反內戰反迫害的愛國民主運動，親身經歷了重慶滄白堂、較場口陪都慘案、南京下關流血事件和上海地下斗爭。經受了考驗，他對國民黨政府的反動本質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認為蔣介石一貫玩弄兩面手法，欺騙人民。他鎮壓愛國民主運動，暗殺民主人士，制造白色恐怖，是害怕人民害怕真理的虛弱表現。1948年上半年，人民解放軍由戰略防御轉為戰略進攻，解放戰爭將取得決定性勝利的時刻，中共中央頒布了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口號，號召全國各族人民、各民主黨派和各界人士團結起來，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黃炎培在滬秘密召開民建理監事會議，一致通過了擁護中共“五一口號”的決議。推舉章乃器、孫起孟為駐港代表。爾后，黃炎培在中共秘密護送下抵達北平，在電臺發表講話，號召工商業者要堅持生產，防止破壞，迎接上海的解放。胡厥文作為留守上海的民建組織的負責人，在地下斗爭中處境十分危險，但他毫無畏懼和退縮，根據地下黨的指示精神，和上海民建臨干會宣傳干事何萼梅一起預先起草了一份民主建國會迎接上海解放的宣言書，為迎接上海解放做好準備。從此以后，他食宿無定點，工作打游擊，他的行蹤連家人都不知道，直到上海解放時才回到家中。
    胡厥文是一位飽經滄桑的愛國工商業家。他坦言：“我這人秉性倔強，誰都不要想靠權勢壓我，我不理這一套，所以我接受共產黨的領導，不是平白無故的，可以說是自己總結幾十年來親身經歷對比中得出的結論。”他從實業救國開始，到走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又向著社會主義救中國的道路前進，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才找到了革命的道路。1989年4月16日，胡厥文不幸病逝，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建中央主席孫起孟撰寫了一篇題為《矢志為公 嚴于律己》的悼念文章，稱胡厥文為國家民族的命運前途奮斗了近一個世紀，為振興民族經濟拼搏了70年，領導中國民主建國會同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風雨同舟戰斗40余年，稱他是愛國工商界的杰出代表。
    （作者系省政協原副主席、省委會原主委。本文節選摘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