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人民解放軍南下解放了浙江全境。杭州是5月3日解放的，杭州是全省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是省會城市。杭州的解放意義重大，宣告了國民黨反動派統治推翻，從此杭州獲得了新生，掀開了新的歷史一頁。 

        這時，中共浙江省委在杭隆重召開紀念中國共產黨誕辰“七一”座談會，邀請包括湯元炳、唐巽澤在內的各界愛國民主人士參加。湯元炳、唐巽澤當時都在上海，接到邀請信后，他們從上海趕到杭州來參會。在會上聆聽了省委書記、杭州市軍管會主任譚震林，和省委副書記、杭州市軍管會副主任譚啟龍的講話，感到無比的興奮和激動，他們為國出力機會到了，決心要為新中國建設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七一”座談會召開不久，湯元炳被任命接管后杭江紗廠經理，后調任省政府工礦廳經理室主任兼浙江公營廠礦聯營處經理，及負責杭州市工商聯籌建工作。唐巽澤也是杭州市工商聯籌委會領導成員，1950年5月民建中央指定唐巽澤等人籌建民主建國會杭州分會工作。人們要問，中共省委領導是如何知道湯、唐兩位的。據曹湘渠撰寫的《接管和改組杭州市商會前后》一文回憶說，“是吳憲同志告訴我，譚震林已親自物色了原官僚資本杭江紗廠經理湯元炳出任杭州市工商聯主委。并介紹，湯元炳在大革命時期曾參加我黨，后因被捕斷了聯系，保釋出獄后去日本留學。后有黨內經濟界同志向譚推薦的。譚震林還親自去杭江紗廠視察過，頗賞識湯元炳對企業生產經營管理有豐富經驗，認為是一個難得的人才。于是決定由他出任杭州工商聯籌委會主任，再配上幾個有聲望的副主委，先把上層工作做好，團結一批工商界骨干，再有步驟接管和改組同業公會，就可順理成章了。” 

        和湯元炳一樣，唐巽澤也是黨內經濟界同志向中共省委推薦的。1928年唐巽澤考入上海復旦大學法學院政治經濟系，獲法學士學位。進入浙江省建設廳合作事業室工作，歷任科員、技士、視察、科長等職。后被省政府任命浙江龍泉縣縣長，時年28歲。此時正是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唐巽澤堅持民主、堅持進步、堅持抗戰，并支持合作事業，發展生產，靠攏共產黨，有“紅色縣長”之稱，后遭到一批右翼人士反對而被迫離開龍泉，赴上海任律師兼教師。唐巽澤也是出任民建、工商聯地方負責人的合適人選。 

        還有一位曹湘渠同志，他是中共杭州市委派來協助湯、唐工作的。曹是一名中共地下黨員，建國前以文化教育職業為掩護，從事反蔣地下斗爭。曾任浙江日報副刊主編，當代晚報主筆、社長等職。建國后，根據中共市委決定，派他參加杭州工商聯和民建的籌建工作，擔任工商聯秘書長，和杭州民建籌備委員會委員兼組織處處長。具體負責民建工商聯與中共市委日常工作的聯系，民建工商聯兩會協調以及機關干部教育和調配工作。他的工作擔子很重，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一、杭州市工商聯籌委會成立后，在中共杭州市委、市政府的領導下，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是受命接收杭州市商會，籌建市工商聯組織。這項工作任務繁重，充滿激烈的斗爭。杭州市工商聯籌委會根據市人民政府文件，成建制的接收了舊市商會以及下屬100多個同業公會組織和附屬機構。經過大力整頓改組，把工商界進步的骨干分子團結起來，把一些不合格人員按不同情況作了不同的處理，這需要有堅定的政治立場和無私無畏的革命膽識。湯元炳在幾位副主委、秘書長和干部的支持下，勇挑重擔，克服各種困難，出色地完成了這項任務，使工商聯面貌為之一新。 

        舊市商會（又稱杭州總商會）機關坐落在中山中路249號（后改為187號），就是現在的南宋御街上，這里商鋪林立，是杭州的繁華地段，它的前大門在中山中路上，后大門在后市街。內部房屋全是磚木結構平房，比較陳舊。移交給杭州市工商聯的還包括一座電影院（解放前稱“大光明電影院”，解放后改為“前進電影院”）（見照片），電影院前廳的房子可以用來辦公，電影院有800張座位，可以開大會。建國初，市工商聯機關干部、區工商聯和同業公會干部總數達1100余人，也算是一個不小的系統。我是1950年8月從上海來到杭州的，在市工商聯組織組擔任會籍股股長，在工商聯老房子辦公。 

        二是配合黨和政府開展愛國守法教育，引導廣大工商業者積極搞好生產經營。建國初，一些企業慘淡經營，難以為繼，市場蕭條，失業工人增加。一些不法商人乘機操縱物資，哄抬物價，造成人心惶惶。杭州市民建、工商聯根據市委市政府要求，組織工商界人士學習《共同綱領》和國家有關政策，教育工商業者要遵紀守法、依法納稅，積極搞好生產經營，協助政府做好穩定市場、穩定物價、穩定人心工作。推動他們參加土改、鎮反、抗美援朝三大運動，踴躍認購國家建設公債，為抗美援朝捐獻飛機大炮，接受“三反”“五反”運動教育，取得了積極成果。“五反”運動主要是肅清五毒，劃清守法與違法的界限，教育工商業者要接受工人階級和國營經濟的領導，堅定地跟著共產黨走社會主義道路。我曾參加“五反”運動第13檢查隊，在華豐造紙廠、杭州第一棉紡織印染廠和杭州光華火柴廠蹲點，親歷其境，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五反”運動提高了工商業者覺悟程度，涌現了一批走社會主義道路的骨干分子。在運動的最后，政府對各個企業分別作了處理，按照守法戶、基本守法戶、半守法半違法戶、嚴重違法戶和完全違法戶5種等級進行評定。本著教育從嚴、處理從寬的原則，都作了寬大處理，評定嚴重違法戶的只是個別的。 

        三是認真貫徹過渡時期總路線精神，推動私營工商業走國家資本主義道路，接受社會主義改造。1953年初，中共中央公布了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了“一化”“三改造”任務。“一化”就是逐步實現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三改造”就是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民建工商聯聯系的成員最為關心的是對資改造工作，他們擔心的是怕失去私有企業和財產，許多人終日惶惶不安。一場充滿激烈的兩條路線斗爭擺在民建工商聯工作的前面。 

        民建工商聯積極配合黨委政府開展大張旗鼓宣傳教育工作。民建工商聯舉行的大會、小會不計其數，基本上做到了家喻戶曉。 

        在加強宣傳教育同時，民建工商聯積極協助政府做好各項政策落實工作。如人事安排如何做到量才錄用、適當照顧；清產核資如何做到公平合理，盡量一次性了結，不留尾巴；公私雙方如何做到互相尊重、相互配合。民建工商聯成立了專門機構，從事調查研究、情況收集上報、向黨委政府提出意見建議工作。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貫徹落實政策代表工商界合法利益，有利于穩定人心，調動工商業者的積極性，加速對資改造的速度。1956年1月，全市掀起了全行業公私合營高潮，民建工商聯向市委市政府報喜，得到了市政府的批準，宣告了對資改造任務基本告一段落。這場歷時四年之久、涉及所有制重大變革的改造任務，雖然在工作中存在一些缺點和不足，但總體上是成功的，社會保持穩定、生產力沒有受到破壞，一五計劃提前完成，鄧小平稱之為“我國和世界社會主義歷史上最光輝的勝利之一”。這是中國共產黨運用統一戰線法寶，充分發揮民建工商聯組織優勢和作用積極配合的結果。 

        二、杭州民建組織的情況概述。 

        新中國成立后，各民主黨派中央和全國工商聯紛紛派員來杭州考察，物色人才，建立地方組織。民建中央也是如此，在1950年5月發文，指定唐巽澤、曹湘渠等5人為杭州民建籌備組，同年6月3日民建杭州分會籌委會成立，負責發展會員，建立支部，選配干部和會址。經過一年時間籌備，已發展民建會員96人，會址選在杭州建國中路大河下127號飛輪別墅內。1951年6月3日在會址的草坪上舉行民建杭州分會成立大會。蒞臨大會指導和祝賀的有：包達三（時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他以雙重身份代表民建中央和省政府）、杭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長吳憲、市委統戰部副部長胡成放，及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負責人吳山民、李士豪、蔣震中等人。民建會員87人（見照片）。大會選舉產生了民建杭州市委會，唐巽澤為主任委員，李文灝、胡海秋為副主任委員。 

        民建在飛輪別墅辦公近10年時間。1955年4月，民建浙江省工作委員會成立也在這里，“中國民主建國會杭州市委員會”和“中國民主建國會浙江省工作委員會”兩塊牌子同掛在門口。1956年1月5日，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建中央主席黃炎培來浙江視察工作，在飛輪別墅出席會議（《黃炎培日記》中有記載）。 

        杭州民建成立時，市委會機關干部只有6-7人，以后隨著工作開展逐步增加，干部大部分是從工商聯機關選調的，機關編制有21人。設有秘書處、組織處、宣傳處、工商研究處（后改稱工商輔導處）。民建省工委作為民建中央派出機構，成立后除組宣處是單獨外，其后勤行政部門是同杭州市委會在一起的，工作由市委會兼的。民建中央授權杭州市委會在寧波、溫州發展會員，省工委成立后把這一職權歸還給省工委了。省市民建機關干部多數是年輕同志，有一顆為黨的統一戰線事業做貢獻的心，大家工作認真負責。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機關工作條件較差，整個機關只有一部電話機（四位數號碼），一臺5燈電子管收音機，放在中間會客室公用。書寫工具全靠手工記錄，復寫或鋼板刻蠟紙油印。財務部門用的是算盤。如召開大會要發通知，由兩名工勤人員預先排好路線，騎著自行車在全市范圍內送至每一會員的工作單位或家中。機關沒有食堂，搭伙在附近的工廠，要行走一段路。那時，政治運動多，參加集體勞動多，如修筑公路、農村雙搶等，機關干部常背著鋪蓋下鄉勞動。盡管這樣條件，大家還是積極參加，并無怨言。 

        民建中央對浙江民建工作十分關心，中央領導同志黃炎培、陳叔通、章乃器、施復亮、孫起孟、孫曉村等人常來浙江指導工作，我見過其中的幾位。 

        民建工商聯成立之初，正是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后轉入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階段，當時兩會的工作任務相同，工作對象又相同，因此采取有分有合的方式。相同任務建立統一機構（如領導小組或委員會）共同進行。在“合”的同時還是有分工的。一般講，涉及面上的工作，如整個行業或區的，由工商聯來做，民建著重做“點”的工作，所謂點就是代表性人士工作，把他們培養提高成為工商界中的骨干分子，在對資改造和各項政治運動中發揮模范、帶頭、橋梁作用。這就是我們在工作中總結的“燈亮一盞、光灑成片”，發揮骨干帶領群眾的作用，產生了較好的效果。但兩會工作也難免會產生一些矛盾，有矛盾時，民建和工商聯主委一級先進行溝通協商，兩會的主委都兼顧問，盡可能取得一致認識。同時發揮民建工商聯機關支部作用，我們物色政治素質高、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能密切聯系群眾，“服眾”的同志擔任機關干部主任，及時做談心疏導工作，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李振華同志就是其中工作出色的一位。 

        民建做好“點”工作，重點是加強基層支部建設，充分發揮基層支部組織作用。民建在全市一些大的重要行業發展會員，建立民建支部，如絲織業、棉織業、輕工業、機械工業、棉布業、百貨業、五金交電業等行業建立民建支部，還在大型企業中建立企業支部。各支部都配齊干部骨干，圍繞各個時期黨的中心工作，“中心加關心”開展活動。組織學習談心和開展議政和為四化建設服務活動。民建市委會選派機關干部擔任支部聯絡員，每個同志聯系2-3個支部，協助支部主任搞好支部工作。市委會定期召集支部主任或下支部聯絡員會議，匯報工作、交流經驗，年度總結評比，還注重與基層支部所在地區、行業主管部門的黨委建立工作聯系制度，爭取黨組織對民建支部的指導和幫助。總之，對基層支部工作抓得較緊，做得比較規范。支部工作較為活躍。 

        （作者系省政協原副主席、民建省委會原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