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前，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了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這個口號是在解放戰場形勢發生根本性變化，我人民解放軍取得節節勝利，從戰略防御轉入戰略進攻，國民黨反動軍隊節節敗退，全國革命勝利已成定局的情況下發布的。
“五一口號”的發布，是黨中央向人民解放軍發出了進軍令，吹響了集結號，號召全國軍民團結起來，發揚不怕疲勞、不怕犧牲、連續作戰的精神，不給敵人有喘息機會，為奪取最后勝利，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而奮斗。
“五一口號”的發布，給國民黨反動統治集團敲響了喪鐘，宣布他的末日已經來臨。蔣介石軍事上接連遭到失敗后，還在玩弄陰謀欺騙民眾，作垂死掙扎，但已窮途末路，眾叛親離，士氣低落，反動統治的根基搖搖欲墜。
“五一口號”的發布，是對全國人民極大的鼓舞和支持。國民黨反動集團在發動大規模內戰的同時，在國統區瘋狂鎮壓愛國民主運動，逮捕槍殺愛國民主人士，全國籠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五一口號”發布時，解放戰場不斷傳來捷報，國統區的愛國民主運動一浪高過一浪。“五一口號”的發布使廣大民眾看到了勝利的曙光，鼓舞了斗志，明確了方向，增強了信心。
“五一口號”發布后，迅速得到了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和無黨派愛國民主人士的熱烈響應，紛紛發表通電、宣言、談話，表示竭誠擁護，并接受中共中央的邀請，推派代表赴解放區，與中國共產黨共商建國大計。
“五一口號”的發布對民建是一次重大考驗，民建必須作出正確的選擇。當時，民建已被國民黨內政部宣布為“非法團體”，民建領導人黃炎培蟄居上海，行動受國民黨特務嚴密監視。黃炎培是在盛康年從香港帶回沈鈞儒致張瀾、黃炎培的信中才獲知在港民主黨派響應“五一口號”的行動和立場。隨后，黃炎培于5月23日在滬秘密舉行民建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經過討論，一致通過了“贊成中共‘五一口號’，籌開新政協，成立聯合政府。并推章乃器、孫起孟為駐港代表，同中共駐港負責人及其他民主黨派駐港負責人保持聯系”的決議。這是民建發展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標志著民建政治立場、政治綱領的重大轉折，放棄了最初成立時“不右傾、不左袒”的中間路線立場。民建在斗爭實踐中認識到，在革命與反革命兩條路線的激烈斗爭中，保持“中間路線”立場只是一種幻想，實際上是做不到的。但是在當時歷史條件下，中間路線思想在民族資產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當中有廣泛的影響。重慶的滄白堂、較場口及南京的下關等慘案，對民建有深刻的教育，說明對敵人不能抱有幻想，敵人慣用反革命兩面派手法，我們要識別它，同它斗爭到底。
響應“五一口號”，是民建經過長期對國共兩黨觀察對比作出的正確結論，是民建切身體驗中得來的。民建認為，中國共產黨是代表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擔當起中華民族復興的重任，“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是真理。民建最終選擇了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與中共合作的立場，走上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繼而走上社會主義康莊大道，為后續奮斗事業奠定了正確的思想基礎。
“五一口號”發布，促進了我國新型政黨制度的形成。我國新型政黨制度植根于中華大地，符合我國國情，這項制度是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在長期團結奮斗中智慧的結晶，具有無比的優越性和強大的生命力。它孕育于民主革命時期，正式形成在新中國成立之時。中共“五一口號”發布得到各民主黨派積極擁護和貫徹實施，它有力地促進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的形成，使新政協召開有廣泛的社會基礎。在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合作關系，但主要是為了聯共反蔣。形式上表現為同情、靠攏、支持，還不是全面的密切的合作關系。“五一口號”的發布，不僅是為了打倒蔣介石，推翻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還有建立新中國、建設新中國的重任。“五一口號”23條涵蓋了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社會、國防建設等方面，這是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實施的政治綱領，各民主黨派積極擁護，并愿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為綱領的實施竭誠奮斗，這標志著各民主黨派已堅定地走上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總格局已形成，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已建立了風雨同舟、患難與共的親密合作關系。
按照“五一口號”要求，中共中央邀請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推派代表北上，赴解放區參加籌開新政協會議工作。由于當時國內還處于戰爭狀態，要穿越敵人封鎖線，黨中央為確保代表如期安全抵達解放區，成立了專門小組指定專人負責，進行了精心設計和安排。
黃炎培和他的第二個兒子黃競武（當時在上海中央銀行稽核處工作，是民建地下活動臨干會負責人）處境十分危險，隨時可能發生意外。在中共地下黨精心設計下，黃炎培以“祝壽”為名，在賓客盈門之際，佯裝外出購物，乘機溜走，在女兒家住宿一晚，次日登上外輪離滬抵港轉赴解放區。黃炎培抵達北平后，見到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等多次囑勉民建的理監事要為上海解放效力。4月24日晚，黃炎培在北平電臺作了《為人民解放軍迫近上海，勸上海同胞作局部和平運動》的廣播。上海、天津等地民建會員積極響應，付諸實際行動，他們利用自己的地位和社會關系做了大量工作。有的起草了迎接上海解放的民建宣言書，號召會員工商業者搞好生產經營維護社會秩序；有的組織人員保護工廠賬冊、物資、機器設備不被破壞；有的將秘密獲得的上海碉堡分布圖及時送到解放軍部隊；有的設法阻止國民黨反動當局把中央銀行金庫所藏的黃金白銀偷運去臺灣；有的在國民黨軍隊中物色對象秘密進行策反工作；有的為接管上海維護社會穩定積極建言獻策等等，這些工作充滿了危險。民建會員黃競武、姜化民、鄭太樸三同志在黎明前的戰斗中，英勇地獻出了他們的寶貴生命。上海解放后被市人民政府追認為烈士。
新政協籌備會議，是為即將召開的新政協第一屆全國會議做好準備工作。毛澤東主席在籌備會議開幕會上說，“中國人民將會看見，中國的命運一經握在自己的手里，中國就將如太陽升起在東方那樣，以自己的輝煌的火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蕩滌反動政府留下來的污泥濁水，治好戰爭的創傷，建設起一個新的強盛的名副其實的人民共和國。”與會同志聆聽后深受鼓舞，倍感振奮，精神煥發，以國家主人翁態度認真負責地做好各項籌備工作。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新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中南海懷仁堂隆重舉行。出席會議代表共662人，全體會議一致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等文件，會議決定國都定于北平，將北平改名為北京；紀元采用公元；以《義勇軍進行曲》為代國歌，國旗為五星紅旗。會議選舉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毛澤東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為副主席，任命周恩來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董必武、陳云、郭沫若、黃炎培為政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體會議選舉毛澤東為主席，周恩來、李濟深、沈鈞儒、陳叔通為副主席。新政協會議的召開，標志著一百多年來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運動取得了歷史性的偉大勝利，標志著愛國統一戰線和全國人民大團結在組織上完全形成，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正式確立。毛澤東主席在會上向全世界宣告：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10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舉行了開國大典，全體代表見到五星紅旗冉冉升起，心潮澎湃，多少年來盼望的為之奮斗的一天終于到來了。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發布“五一口號”75周年紀念。我們要重溫歷史，不忘初心，從歷史經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要深刻領悟“五一口號”發布的重要意義和發揮的重要作用。響應“五一口號”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堅持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堅定不移走黨指引的革命道路。堅持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民建長期遵循的政治準則，也是民建事業繼往開來與時俱進的重要保證。我們要認真學習貫徹中共二十大精神和民建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精神，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引，深入開展“矢志不渝跟黨走、攜手奮進新時代”政治交接主題教育，發揚民建優良傳統，切實加強自身建設，深刻領悟“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義，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在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新征程中，充分發揮民建的特色和優勢，為堅持完善和發展我國新型政黨制度、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積極貢獻自己的力量。
（程煒系浙江省政協原副主席、民建浙江省委會原主委；王靜系民建浙江省委會宣傳部副部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