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浙江檔案解密：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回憶都錦生絲織廠公私合營歷程
發布時間：2009-12-21 18:5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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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胡軼笛
都錦生的名聲，在杭州幾乎家喻戶曉，它最初是個人名，進而是一個廠名，隨之又特指一種工藝品，蘊藏了許多傳奇與輝煌。而今，改制后的都錦生實業有限公司，仍保留著都錦生絲織廠作為第二廠名。在距離武林路女裝之都咫尺之遙的距離上，時尚和經典在都錦生融為一體。
而時間倒數60年，在中國改天換地的時刻，杭州最早參加世博會的都錦生織錦，面臨的卻是生存問題。1954年3月，都錦生絲織廠被批準為杭州第一批實行公私合營，這也成為都錦生絲織廠的一次新生。
“周總理說過，都錦生織錦是中國工藝品中一朵奇葩，是國寶，要保留下去，要后繼有人。”公司總經理助理徐翀，翻著四大本厚厚的資料告訴記者：“幾十年來，這一直是都錦生所有職工的信念。”
●親歷者說
黃金的1951年
一代織錦之王都錦生，沒能等到民族的勝利和企業的復興，1943年5月，悲憤交集的都錦生在淪陷中的上海病逝?？箲饎倮?，都錦生之妻宋劍虹和妻弟宋永基，回杭州恢復生產，終因物價暴漲，經營管理不善，產品質量下降，銷售渠道阻塞，工廠瀕臨倒閉。
到杭州解放時，都錦生絲織廠出現資不抵債的局面，全廠職工靠向浙江省廠礦聯營處借貸度日。“1950年3月，我去華南、香港等地，想重新恢復銷售渠道，但歷時3個月，一筆業務也沒做成，回杭后只能向工會提出解雇職工以減少開支。”當時的資方代理人宋永基在回憶中寫道。
這時，杭州市軍管會派軍代表來了解情況，協助規劃生產，同時，省工礦廳根據黨的政策，給予貸款扶持，委托加工訂貨，杭州市工業局也向該廠訂織偉人肖像，工廠生產開始有了轉機。1950年四季度，全廠逐步恢復正常生產。
1951年5月，浙江省首屆土特產交流大會在杭舉行，都錦生絲織廠獲得了大量訂貨，“那時，全廠34臺手拉機全部開工還應付不了。”該廠終于轉虧為盈，1951年盈余6.8萬元。
這是浙江通過加工訂貨扶持私營工業的開始。全省工商業情況從1950年7月開始好轉，至1951年呈現一派興旺景象。而工商業者們，把這一年稱為“黃金的1951年”。
踏進社會主義大門
都錦生絲織廠經過黨和政府的大力扶持，經過全廠工人的辛勤勞動，通過“訂貨加工”等一系列改造步驟，企業和生產都有了很大的發展。
但是，由于私營企業舊的生產關系和經營方式未得到徹底的改變，生產管理無制度，舊習陋規較多，生產技術保守，又不能充分發揮職工群眾的積極性。因此，要徹底改變這種局面，只有對企業進行全面的改造。
就在這時，1953年12月，中共浙江省委發出指示，提出對私營工業通過國家資本主義方針實行社會主義改造。
“解放以后，我們的工廠，不僅人民銀行幾次發放貸款，幫助發展生產，而且人民政府也關心我們，幫助打開銷路。在黨的領導下，人民政府堅決按照‘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政策執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只要符合國計民生的需要，無不積極支持生產的發展和幫助解決具體困難。”宋永基在《都錦生絲織廠的回憶》中寫道。
在這樣的考慮下，1954年1月10日（一說1953年12月2日），宋永基提出了要求公私合營的申請。1954年3月31日，杭州市人民政府工業局批復該廠：“所請改組你廠為公私合營企業事，已經杭州市人民政府財政經濟委員會核準，決定自四月起，改為公私合營，并派祁立義為公股代表……并即組織工廠臨時管理委員會，自即日起，有關生產、經營財務措施等，應在該委員會主持下進行。”
4月2日，都錦生絲織廠召開了慶祝大會。全廠職工奔走相告，握手相慶，老工人邊連仁欣喜地說：“過去我總覺得在私營廠做工不舒服，公私合營可好了，踏進社會主義大門了。”
建廠30多年來最大的奇跡
公私合營后，都錦生絲織廠在公股代表的帶領下，進行了財產清估，該廠全部資產凈值8.02萬余元，其中私股67760元。“瀕臨破產的都錦生絲織廠，解放后只用5年時間，在黨和政府的扶持下，生產逐步上升，竟尚有6萬余元的股本。”宋永基回憶，他本人留任在廠部，任副廠長，另兩位資深的原經理、廠長，也被留任。
都錦生絲織廠的生產真正納入了國家計劃，枯木逢春。合營后的1954年9月份，產值就為3月份的162%，宋永基感慨地說：“這是都錦生開廠30多年來出現的最大奇跡。”
因該廠系獨資經營，解放后從未分過股息紅利，經濟上家廠不分，資方的飲食、住宿等日常家用開支、子女教育費都由企業支付。而工會對資方用款掌握較緊，資方每次支取，都要看職工臉色。
臨管會根據實際情況，每月由廠財務科派人把費用送到資方人員家里，還說資方如發生特殊情況急需用錢時，可向廠里說明情況，在額度外支取款項，額度外的款項在每年分配盈余時扣除。
“這樣好的結果，使我深受感動。都錦生全家亦能以定息收入維持生活及子女的教育費。解放后，他的8個子女，除一人高中畢業外，其余均系大學畢業，現在都是國家干部。”宋永基回憶。
那一年的國慶，都錦生絲織廠的職工們，抬著大花車走在游行的隊伍中，那前面的橫幅上，就放了4個大字：“公私合營。”
●檔案解密
杭州解放后不久，為了迅速恢復和發展生產，中共浙江省委提出調查了解私營工廠，以便使私營工業逐步走向適合整個國民經濟計劃之方向。
1953年12月，中共浙江省委發出《關于私營工業通過國家資本主義改造的指示》，從1954年開始，浙江的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進入了公私合營階段。
同年12月，中共浙江省第五次代表會議批準，在“一五”期間將全省資本主義工商業全部改造成為公私合營企業。
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的同時，對資本家實行了團結、教育、改造的政策。
浙江省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通過多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采取贖買政策，經過7年多艱苦復雜的工作，基本實現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轉變為社會主義所有制，把資產階級分子中的絕大多數，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勞動者。
（宋永基系杭州民建會員）
而時間倒數60年，在中國改天換地的時刻，杭州最早參加世博會的都錦生織錦，面臨的卻是生存問題。1954年3月，都錦生絲織廠被批準為杭州第一批實行公私合營，這也成為都錦生絲織廠的一次新生。
“周總理說過，都錦生織錦是中國工藝品中一朵奇葩，是國寶，要保留下去，要后繼有人。”公司總經理助理徐翀，翻著四大本厚厚的資料告訴記者：“幾十年來，這一直是都錦生所有職工的信念。”
●親歷者說
黃金的1951年
一代織錦之王都錦生，沒能等到民族的勝利和企業的復興，1943年5月，悲憤交集的都錦生在淪陷中的上海病逝?？箲饎倮?，都錦生之妻宋劍虹和妻弟宋永基，回杭州恢復生產，終因物價暴漲，經營管理不善，產品質量下降，銷售渠道阻塞，工廠瀕臨倒閉。
到杭州解放時，都錦生絲織廠出現資不抵債的局面，全廠職工靠向浙江省廠礦聯營處借貸度日。“1950年3月，我去華南、香港等地，想重新恢復銷售渠道，但歷時3個月，一筆業務也沒做成，回杭后只能向工會提出解雇職工以減少開支。”當時的資方代理人宋永基在回憶中寫道。
這時，杭州市軍管會派軍代表來了解情況，協助規劃生產，同時，省工礦廳根據黨的政策，給予貸款扶持，委托加工訂貨，杭州市工業局也向該廠訂織偉人肖像，工廠生產開始有了轉機。1950年四季度，全廠逐步恢復正常生產。
1951年5月，浙江省首屆土特產交流大會在杭舉行，都錦生絲織廠獲得了大量訂貨，“那時，全廠34臺手拉機全部開工還應付不了。”該廠終于轉虧為盈，1951年盈余6.8萬元。
這是浙江通過加工訂貨扶持私營工業的開始。全省工商業情況從1950年7月開始好轉，至1951年呈現一派興旺景象。而工商業者們，把這一年稱為“黃金的1951年”。
踏進社會主義大門
都錦生絲織廠經過黨和政府的大力扶持，經過全廠工人的辛勤勞動，通過“訂貨加工”等一系列改造步驟，企業和生產都有了很大的發展。
但是，由于私營企業舊的生產關系和經營方式未得到徹底的改變，生產管理無制度，舊習陋規較多，生產技術保守，又不能充分發揮職工群眾的積極性。因此，要徹底改變這種局面，只有對企業進行全面的改造。
就在這時，1953年12月，中共浙江省委發出指示，提出對私營工業通過國家資本主義方針實行社會主義改造。
“解放以后，我們的工廠，不僅人民銀行幾次發放貸款，幫助發展生產，而且人民政府也關心我們，幫助打開銷路。在黨的領導下，人民政府堅決按照‘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政策執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只要符合國計民生的需要，無不積極支持生產的發展和幫助解決具體困難。”宋永基在《都錦生絲織廠的回憶》中寫道。
在這樣的考慮下，1954年1月10日（一說1953年12月2日），宋永基提出了要求公私合營的申請。1954年3月31日，杭州市人民政府工業局批復該廠：“所請改組你廠為公私合營企業事，已經杭州市人民政府財政經濟委員會核準，決定自四月起，改為公私合營，并派祁立義為公股代表……并即組織工廠臨時管理委員會，自即日起，有關生產、經營財務措施等，應在該委員會主持下進行。”
4月2日，都錦生絲織廠召開了慶祝大會。全廠職工奔走相告，握手相慶，老工人邊連仁欣喜地說：“過去我總覺得在私營廠做工不舒服，公私合營可好了，踏進社會主義大門了。”
建廠30多年來最大的奇跡
公私合營后，都錦生絲織廠在公股代表的帶領下，進行了財產清估，該廠全部資產凈值8.02萬余元，其中私股67760元。“瀕臨破產的都錦生絲織廠，解放后只用5年時間，在黨和政府的扶持下，生產逐步上升，竟尚有6萬余元的股本。”宋永基回憶，他本人留任在廠部，任副廠長，另兩位資深的原經理、廠長，也被留任。
都錦生絲織廠的生產真正納入了國家計劃，枯木逢春。合營后的1954年9月份，產值就為3月份的162%，宋永基感慨地說：“這是都錦生開廠30多年來出現的最大奇跡。”
因該廠系獨資經營，解放后從未分過股息紅利，經濟上家廠不分，資方的飲食、住宿等日常家用開支、子女教育費都由企業支付。而工會對資方用款掌握較緊，資方每次支取，都要看職工臉色。
臨管會根據實際情況，每月由廠財務科派人把費用送到資方人員家里，還說資方如發生特殊情況急需用錢時，可向廠里說明情況，在額度外支取款項，額度外的款項在每年分配盈余時扣除。
“這樣好的結果，使我深受感動。都錦生全家亦能以定息收入維持生活及子女的教育費。解放后，他的8個子女，除一人高中畢業外，其余均系大學畢業，現在都是國家干部。”宋永基回憶。
那一年的國慶，都錦生絲織廠的職工們，抬著大花車走在游行的隊伍中，那前面的橫幅上，就放了4個大字：“公私合營。”
●檔案解密
杭州解放后不久，為了迅速恢復和發展生產，中共浙江省委提出調查了解私營工廠，以便使私營工業逐步走向適合整個國民經濟計劃之方向。
1953年12月，中共浙江省委發出《關于私營工業通過國家資本主義改造的指示》，從1954年開始，浙江的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進入了公私合營階段。
同年12月，中共浙江省第五次代表會議批準，在“一五”期間將全省資本主義工商業全部改造成為公私合營企業。
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的同時，對資本家實行了團結、教育、改造的政策。
浙江省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通過多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采取贖買政策，經過7年多艱苦復雜的工作，基本實現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轉變為社會主義所有制，把資產階級分子中的絕大多數，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勞動者。
（宋永基系杭州民建會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