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楊佳同志是九三學社社員，中科院研究生院教授，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委員會副主席，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今年9月，中共中央統戰部下發了《關于開展向楊佳同志學習活動的決定》，號召統一戰線廣大成員學習宣傳楊佳同志先進事跡、弘揚她的崇高精神，樹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弘揚同心同德、共策共進的優良傳統，為全面奪取小康社會新勝利貢獻力量。現將楊佳同志在樹立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先進人物事跡報告會上的演講《走進光明 走向世界》原文刊登，以饗讀者。

    我來自九三學社。如果說我和大家有什么不同，那就是現在大家看得見我，而我卻看不見大家……可是，我還在教博士生，還在講新課，還在主持科研項目。28年了，我從來沒有離開過大學講臺。
    我是改革開放后我國培養的第一批大學生。15歲上大學，19歲成為大學老師，22歲考入中科院研究生院，24歲成為該院最年輕的講師。一路走來，陽光燦爛。
    我從未想過，命運之手會將這一切全部奪走———1992年，我眼前的世界變得朦朧起來。先是讀課文讀錯行，后來書上的字變得越來越模糊。更可怕的是，視野也變得越來越窄，就像舞臺的大幕徐徐合攏……醫生診斷：視神經病變，失明將不可逆轉！我無法接受這一殘酷的現實，西醫、中醫、針灸甚至連最痛苦的球后注射，我都嘗試過，可都無濟于事。終于，一個早晨，我看到的是一片漆黑。那年我29歲。
    失明的痛苦難以言表，尤其是像我這樣中途失明的人，適應黑暗的過程是一種煎熬，隨之而來的還有婚姻家庭的破裂。我感到了做殘疾人的艱難、做殘疾女性更難，而盲人又是殘中之殘！
    一次，乘坐公共汽車，有人提醒我：“哎，那兒有個座”！我卻一動不動，站在那里拼命想：她說的“那兒”到底是哪兒呢？再想，一個生活中連“這兒”、“那兒”都分不清的人，那她生命中的位置又在哪里呢？！我苦苦思索，我該怎么辦？我別無選擇：只有面對現實，從頭再來。
    我像個孩子，在父母幫助下，學穿衣、學吃飯、學走路。不能看書，我就聽書，錄音機用壞了一臺又一臺。不能寫字，就學盲文。可是，30歲的我，盲校都不收了，只好通過電話向老師請教。從ABC摸起，用手指尖摸來代替眼睛看，實在是太難了！
　　我有一個夢。我還想教書。可是，重返講臺談何容易。要過的第一關就是行路難。一個熟悉的聲音對我說：“爸爸給你當拐杖”！就這樣，失明17年了，六千多個日日夜夜，冬去春來，我緊緊地握著父親的手臂，坐公交、擠地鐵，輾轉到教學樓，風雨無阻。
　　早上8點，我準時在教室里迎接我的學生們，他們哪里知道，為了不遲到，我和父親不到6點就出門趕路了；我依然寫著漂亮的板書，學生們哪里知道，我緊貼在黑板上的左手是在悄悄丈量著尺寸；我采用多媒體教學，學生們也不會知道，多媒體教室操作臺觸摸屏上被我悄悄貼上了一小塊一小塊的膠布作為記號；幾周課下來，學生們竟未察覺他們的老師是個什么也看不見的人。作家劉恒在報告文學《小楊教書》中寫到“聽楊佳老師講課是一種美的享受……”
　　我還想寫書，《研究生英語寫作》、《研究生英語閱讀》，得到了專家學者的高度評價。我的導師被譽為“中國應用語言學界第一人”李佩教授親自作序，稱“這是一部非常好的、令人起敬的著作”。
　　我還想讀書。2000年，我考上了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攻讀世界排名第一的公共管理碩士學位，師從于院長、全球化理論權威《軟實力》一書的作者約瑟夫•奈。
　　我的論文《論鄧小平的領導藝術》被定為肯尼迪學院的范文。教“領導藝術課”的是哈佛的頂尖教授、曾在白宮效力于四位總統（其中包括克林頓總統）的高級政治顧問大衛?戈根教授。他為我破例打了哈佛的最高分“A+”，并為我贈書題字：佳，你教給了我們更多的東西！
　　畢業典禮上，當我從院長約瑟夫•奈博士手中接過畢業證書時，他對我說：“祝賀你！佳，你是中國的軟實力”！頓時，全場幾千名師生自發起立，為我，為哈佛大學建校300多年來第一位獲得MPA學位的外國盲人學生鼓掌歡呼，那一刻，我非常激動，感到無比自豪：我的哈佛經歷證明了：中國人是好樣的！
　　哈佛學成歸來，我在研究生院、在中國，首創《經濟全球化》、《溝通藝術》課程，成功將哈佛大學MPA拳頭課程本土化，我的課程被掛到網上，創下了研究生院“空中課堂”點擊量第一的紀錄；所授課程被評為“優秀課程”，自己也由一名“優秀教師”成長為“杰出貢獻教師”，并榮獲“中科院十大杰出女性”、“中科院創新文化建設先進個人”。
　　我為北京奧運會、殘奧會賽會志愿者制定了“NP3S”專業服務標準，填補了國內空白；擔任了《科技助殘全球化與標準化》科研項目負責人；我成功競選“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委員會”委員，我也榮幸地成為全國政協委員中唯一一位盲人女性。
　　一個人以何種方式獲取知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運用所學知識服務社會，報效祖國。
　　作為來自中國的首屆委員會副主席，我利用聯合國這一平臺，讓世界把目光投向中國。青海玉樹7•1級地震，我在第一時間向聯合國發出了請求，請求發表聲明。這樣做絕非易事，因為委員會正忙于討論有關2月27日智利地震的震后重建工作，我做了大量的說服工作。第二天一早，中國時間4月15日凌晨2點44分，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委員會和聯合國人權高專辦接受了我的請求，發表“關于中國青海玉樹地震的聲明”，對我國切實有效保障震區殘疾人的各項權力給予高度關注和支持，并提出建議。這種閃電般反應，對于聯合國來說是前所未有的，被推崇為“中國模式”。
　　我在開拓一個新領域。這一領域是人文外交、人道外交、人權外交的復合，也是宣傳中國的好時機。只有國家好了，殘疾人才會好，殘疾人好了，國家才會更好。上海世博會就有個史無前例的“生命陽光館”，我感謝父母和家人，感謝各級黨組織、各級領導和全國婦聯及社會各界的關愛，感謝這個好時代。
雖然五彩繽紛的世界在我眼前已暗淡無光，但我的路越走越寬，越走越亮堂！10年前，我榮獲“全國先進工作者”稱號，今年又榮獲“全國三八紅旗手標兵”稱號。失明將我的人生一分為二，29歲之前，我是在超越別人；29歲之后，超越自我。感謝命運讓我知難而進、自強不息。一個人可以看不見，但不能沒有見地；可以沒有視野，但不能沒有眼界；可以看不見道路，但絕不能停止前進的腳步。100次摔倒，可以101次站起來！讓我們攜手共進，戰勝昨天，超越今天，迎接陽光燦爛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