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國華:打破死結 推進民間借貸“陽光化”
□ 記者 劉紅霞
“吳英案”、“跑路老板”讓民間資本成為今年兩會上當仁不讓的熱點話題。
全國人大代表、浙江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吳國華在接受《中國產經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民間資本出現的根源在于我國資金流動性方面,由于目前我國資金供量需求出現一些缺口,但企業仍是需要繼續發展,這樣就需要從各方面籌集流動資金來補充,那么當國家的一些渠道或者是國有銀行里貸款比較困難的情況下,自然就會通過民間的信貸籌建一些必要的資金來度過一個階段性的難關。
當前我國民間融資非常活躍,呈現出總量大、主體多、利率高等特點。全國人大代表、紹興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車曉端指出,民間融資有著積極的作用,其借款的便利性有利于解決個人與中小企業的燃眉之急,彌補正規金融的不足;但也存在不少負面效應和風險隱患,特別是欺詐性集資的危害,已對社會的健康運行形成重大影響。
“推進民間借貸‘陽光化’是大方向。”吳國華表示,必須進一步規范民間融資,通過整個融資體系的完善和改革進行深化推進。他建議,可設定專為民間資本設立的銀行,將地下資金轉為地上,將體制外的資金轉為體制內,既有利于加強監管,又可以較好地解決民間融資問題。
然而,讓民間資本“陽光化”也并非易事。根據民法通則,民間借款利息不得高于同期銀行利率的4倍,否則不受法律保護,但很多人為了高額回報,還是愿意鋌而走險。2011年,有媒體調查顯示,從銀行貸款月利率最低僅為0.6%;向個人借款月利率則為2%至3%;通過擔保機構借款月利率至少5%;而通過被稱為一些民間地下組織融資,月利率則高達18%以上。
一方面民間資本要“陽光”,一方面4倍的銀行利率又卡的很嚴,民間資本面對高額回報不愿“陽光”,那么,該如何打破這一“死結”?
對此,吳國華指出,當國家的金融體制完善的時候,國家正式的大銀行信貸的比重或者是信貸之間的利潤達到合理的程度,對于小銀行來講,要貸給中小企業風險是比較大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國家定位是正規銀行利率的4倍應當還是比較合理的。
(摘自2012年3月7日《中國產經新聞》,民建中央網站、鳳凰網、東方財富網、網易、搜狐、中國中小企業信息網等十余家媒體轉載)
盧步東談土地出讓收入:4分鐘發言 贏得5次掌聲
3月9日上午,全國政協委員、民建浙江省副主委、浙江省旅游集團公司總經理盧步東在全國政協十一屆五次會議大會發言時建議,對近5年或10年的土地出讓收入使用進行審計。盧步東發言的題目是“土地出讓收入應該好好管一管”,約4分鐘的發言時間獲得委員5次掌聲。
土地“盛宴”
土地出讓收入成第二財政 賣地錢的使用“霧里看花”
盧步東發言時指出了全國土地出讓成交總價款,根據國土資源部統計,2010年全國土地出讓成交總價款為2.7萬億元,其中北京1638.5億元,上海1527億元,而2006年至2010年五年間,全國土地出讓收入更是達到7萬多億元。
盧步東說,這些數據折射出的是國內土地市場的繁榮“盛宴”。但其背后,巨額的“賣地”收入如何使用值得深思。
許多城市的土地出讓收入幾乎與財政收入相差無幾,有的甚至超過了財政收入,成為“第二財政”,但土地出讓收入的使用如同霧里看花。
監督缺乏
土地腐敗高發難免兩副市長因地落馬
盧步東指出,由于土地出讓收入的使用缺乏有效的監督,導致使用隨意性大,缺乏應有的原則。也導致了腐敗案件屢見不鮮。
審計署一項抽查顯示,10個省本級、23個市本級和41個縣應納而未納入預算管理的848.26億元非稅收入當中,土地出讓收入達到626.42億元。
由于缺乏應有的監督,“土地腐敗”的高發態勢也就在所難免。
“2011年7月19日上午,歷來被譽為人間天堂的蘇杭,兩位原副市長因利用土地出讓貪污受賄上億元,而共赴‘天堂’!這難道不令人深思嗎?”他連續2個反問獲得了委員的掌聲。
解決之道
審計土地出讓收入優先解決失地農民社會保障
“土地總有賣完的時候,到了那一天,房賣了,廠賣了,地賣了,我們還能賣什么?我們的子孫后代靠什么生存?”再次連續地反問,又獲得了委員的掌聲。
對此,盧步東提出了具體建議:他表示,對近5年或10年的土地出讓收入的使用進行審計,不能是一筆糊涂賬,而應該明明白白地告知社會、告知百姓;切實劃分各級政府事權,努力構建財力和事權相適應的制度;在法律上系統規定土地出讓收入的使用途徑;要求省級政府加強對土地出讓收入的監管,確保在陽光下運行;中央盡快出臺相關政策,及早制止寅吃卯糧的狀況。明確土地出讓收入優先解決失地農民和城市拆遷戶的社會保障,以法律手段明確失地農民參與土地出讓收入的分配。
(原稿摘自2012年3月10日《山東商報》,《人民日報》、《解放日報》、《中國青年報》、《團結報》、《浙江日報》、《聯誼報》、人民網、新華網等數十家媒體對相關內容作報道)
車曉端代表:有序控制汽車增量
本報北京3月12日電
記者 周詠南 嵇 哲 余 勤 翁浩浩
截至去年,我國機動車保有量達2.25億輛,已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汽車擁有國。全國人大代表、紹興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車曉端認為,如何在汽車工業發展、群眾生產生活與城市生態之間尋找最佳平衡點,是當前我國面臨的一大難題。
“現在不僅大城市堵車,連有些縣城也陷入交通擁堵的泥沼。”車曉端代表說,剛剛步入汽車社會的中國,受困于交通擁擠、大氣污染、能源短缺等問題。
車曉端認為,造成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除了部門分管協調少、購車需求空間大,還因為全國沒有出臺統一限控政策,各地政策不一,導致限控總量操作難。
“面對機動車特別是汽車無序增長帶來的交通、能源、污染等突出問題,有序發展和統籌控制汽車增量顯得尤為迫切。”車曉端建議,科學規劃,實行城市汽車總量控制制度和按計劃投放號牌制度。要全國聯動,區域統籌;總量控制,限、降統籌;雙管齊下,政、經統籌。借鑒北京、上海等地拍賣、“限號”的做法,取長補短,全國推行。疏堵結合,保障“公交優先”。在確定政策、設定指標、實行“限號”等措施前,務必以聽證會等形式,最大限度聽取意見和建議,以便更加科學、民主地決策。
(摘自2012年3月13日《浙江日報》第六版,國際在線、浙江在線、搜狐網、新民網、中國網等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