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國反腐敗工作成績斐然，一些部、省級腐敗官員紛紛落馬和一批大案要案的曝光，表明了黨中央反腐的決心堅定。以浙江省為例，從2003年1月至今年6月，共有17612多名黨員干部在反腐風暴中被查處，涉及違法違紀案件18716多件。在不長的時間里，近2萬黨員干部被處分，這一方面說明了我省在打擊腐敗工作上取得的成績，另一方面也向我們提出了一個非常嚴竣現實問題：為什么黨員干部的腐敗行為屢禁不止，腐敗分子前“腐”后繼，腐敗案件查不勝查？！這非常值得我們深思。
改革開放以來，黨中央對反腐倡廉工作十分重視，各地法規建設也取得了長足的進展，據不完全統計，到目前為止，各級黨委制定的黨風廉政建設法規和涉及反腐敗相關內容的法律法規超過2000部，這些反腐法規和制度的制定與實施，對黨員干部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教育、警示作用。
但是，我們應該清醒地看到，隨著我國對外開放不斷擴大，外國思想文化的滲透，人們的價值觀念日益多樣化，一些不健康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影響了一部份人，使他們的利益觀念和行為方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外界的誘惑和權力尋租土壤的存在，使一些人品素質低下，拒腐意志薄弱的黨員干部，經不起私欲的膨脹，挺而走險，僥幸心理十分嚴重；有的甚至從法規制度中尋找遁詞，有意實施腐敗犯罪，頂風作案猖獗。對于這些人，一些相關的制度、法規對他們只是隔靴騷癢，起不到應有的警示、威懾作用。而現行的黨員干部廉潔從政、廉潔自律和反腐倡廉的守則規定等，主要停留在黨內法規的層面，強調的是教育警示作用，并沒有從法的強制力的角度來考慮。面對當前腐敗現象尚未得到有效遏制和腐敗深層次原因還沒有從根本上消除的嚴竣態勢，在依法治國、依法行政和加大反腐力度的大背景下，我們認為必須提高反腐倡廉的立法建設，也就是說，我們必須盡快制定一部由全國人大通過的基本法---《反腐敗法》才能建立一種更為有效的預防和懲治措施，以保證反腐工作的標本兼治，嚴懲腐敗，重振黨風，重樹黨威。
一、基本法是由全國人大通過的，是國家以強制力保證其實施的，而一些相關的黨內反腐敗制度就沒有以強制的力量來保證其實施，只有在黨員干部自覺遵守的基礎上，督促其遵守。根據法無明文規定不定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的罪刑法定原則，可見，其基本法比制度更具威懾力和強制力，而且其調整范圍更廣。
二、基本法的行罰點可以更明確統一。現行的涉及反腐敗相關法規制度等，對腐敗的定性和行罰點有待明確和統一。什么是腐敗行為？在我國目前的反腐敗眾多的法規制定中沒有明確的、具有權威性的界定和定義，違紀、違法和犯罪的概念和處罰也容易混淆。以貪污賄賂罪為例，我國《刑法》規定，構成犯罪的立案數額一般為5000元，難道國家對于5000元以下收受賄賂行為是默認的嗎？難道5000元以下的收受賄賂就不是犯罪了嗎？有的地方更是形成了一種不成文的辦案判刑標準，即不上萬元不判實刑。其實，受賄數額的大小并不影響行為的性質，對于人的品質也沒有質的區別。強調5000元的立案標準，實質是對犯罪的放縱，對貪官的寬容。而不上萬元不判實刊，更是一種極不嚴肅的執法行為。香港的《防止賄賂條例》中，就對不正當利益作了明確的規定，具體而有操作性，其中一條就值得我們借鑒：任何饋贈、貸款、費用、報酬或金錢，其形式為金錢，任何有價證券或者任何種類的其他財產或財產權益。
三、基本法可以提高反腐敗預防力度，實行標本兼治。多年來，導致腐敗整治不力的深層次原因之一，是沒有從法律的高度來預防腐敗的發生，人們的觀念是只要法律沒有禁止性的規定，所做的任何選擇都是適當的，一些地方性的黨內反腐敗制度，沒有納入強制執行范圍，這些制度只是建立在對象素質良好的前提下，才能起到作用，但對一些有意實施犯罪的公職人員來說，是無效的。
四、基本法可以完善相關法律和整合實踐優勢。目前我國眾多的反腐敗條文內容分散在各個法規條例當中，缺乏系統性，相互之間可能對違紀、違法和犯罪的定性定量和行罰點并不一致，缺乏統一性，甚至出現漏洞、矛盾。而且各反腐敗的條文內容，多半是實體內容，缺乏相應的程序內容。而隨著形勢的發展，腐敗行為的多樣化，現行刑法和有關反腐敗的法律文件體系中，都存在著與新情況、新形勢不相適應的情況。立法可以避免這些問題的繼續存在和完善相關的法律體系，而且可以總結各地幾年來執紀、執法的經驗，整合反腐敗的實踐優勢。
五、基本法可以避免執法的不確定性。由于對于腐敗定性和違紀與犯罪認識上的不明確，在反腐敗執法的過程中，有些干部可以寄希望于一些組織內的紀檢措施避免刑罰，如將錢繳到廉政賬戶，進行黨紀處理，混淆了犯罪與違紀的性質；或者通過人際關系阻礙執法部門執法，如有的地方以干部管理權限和維護干部隊伍穩定為由，禁止本地執法執紀部門查處某一級別的干部，從而使得本已不確定的法，在執行過程中被打了折扣；更有甚者，有的部門以地方經濟發展或重大工程項目建設需要為由，對一些可能涉及腐敗的“經濟功臣”，以查處到此為止進行庇護。這些現象的存在和發生，提高了腐敗官員的違紀違法的處罰點，促使了一些腐敗分子的投機僥幸心理，降低了腐敗成本，嚴重的導致腐敗案件的惡性循環。
六、基本法可以明確反腐敗工作的責任部門。反腐必須二手抓，一手抓預防，一手抓懲處。我國現行法律法規中沒有明確將預防腐敗犯罪規定為某一行政執法機關的具體職能，現行的紀委協助黨委組織協調反腐敗的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這在目前的反腐敗中懲處腐敗黨員干部和非法公職人員的層面上是非常適合的?！斗锤瘮》ā返慕⒑蛯嵤笪覀兠鞔_反腐敗預防工作機構，檢察機關雖有履行法律監督職能和開展預防職務犯罪工作的本質要求，但法律條文也沒有具體明確，僅憑對一些法律上的意圖來理解，這實在是一種反腐敗立法滯后的無奈選擇，當前，檢察預防工作中反映出的探索性和隨意性，便是缺乏法律依據的表現。
七、基本法可以提升反腐敗監督職能，明確反腐敗監督機構。監督是反腐敗的關鍵，《反腐敗法》的制定和實施，可以完善在反腐敗領域的法律監督體系，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統一和尊嚴，提高國家的民主政治建設進程。這里所指的監督，不僅是指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督，確保人民賦予的權力用來為人民謀利益，而且包括對反腐敗工作的執法監督，從目前的反腐敗監督體系來看，國家監督和社會監督均有不足，特別是社會監督，現在比較強調的是，以突出黨內監督，貫徹落實《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完善黨內監督各項制度。我們認為在反腐敗的監督中，應充分發揮其他各政黨的作用，亦即發揮各民主黨派的作用，發揮社會團體的作用、新聞輿論的作用、人民群眾的作用，并有機整合各方監督力量，設立專職反腐敗監督機構，隸屬上一級黨委的直接領導。在這方面，韓國和香港的作法值得我們借鑒。2001年韓國《腐敗防治法》等相關法律法規相繼出臺，2002年，韓國建立了反腐敗防止委員會，成員分別來自不同的政黨。香港的貪污問題咨詢委員會，對廉政公署的總體運用程序和反貪政策實施總監察。
反腐立法，人心所向，我們已經形成了制度反腐的共識，我們就應該再進一步，由民意上升為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