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宏觀控制和微觀搞活的關系》、《溫州全民工業企業深化改革的思考》、《對承包經營幾個問題的思考》、《承包經營與深化改革 加強管理》、《企業兼并的實踐與思考》、《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轉換經營機制的探討》、《搞活溫州國有經濟的再思考》、《改直接管理為間接管理》、《溫州全民工業企業深化改革情況和問題的探討》、《淺說溫州鄉鎮企業股份制》、《完善工業承包經營責任制的七點意見》、《溫州民營經濟發展的反思》
                           ——戴德霖撰寫的部分報告、論文
    心路歷程
    我是1933年出生于溫州城區，1939年開始上學，直到1951年從溫州高級商業職業學校畢業參加工作。求學期間，我見證了日軍攻陷溫州、童子軍罷課、學潮四起等等，那個特殊年代，母親帶著我們兄弟姐妹5人逃難的日子至今歷歷在目。印象最深刻的是1941年日軍第一次攻陷溫州時，我恰好在城南小學讀書，父親不在家，奶奶和母親帶著我們幾個兄妹從瑞安家里往山上逃，后面不時傳來日本人的槍聲，我們逃了三四個小時，最后是躲到了山上的樹林里，日本兵還過來搜山，不過沒有找到我們。我們回到自己瑞安的家已經是半個月后，家里的房子被日本人糟蹋得不成樣子了，所以到抗戰勝利時，生活雖然沒有太大變化，但是不用再外出逃難，不用再提心吊膽，就覺得很安定滿足。
    中專畢業后，我被分配到溫州市工商局實習，并留在那里工作，直到1958年響應號召，被下放溫州鐵工廠勞動鍛煉，期間有人貼我大字報，說我是漏掉的右派，我要求對質辯論，但這種運動，罪名都是事先定的，根本不給我辯論的機會，就這樣我被禁錮了三個月，直到1978年，才給我平反。1959年，我就被調到景寧采礦兵團接受勞動改造，我常聊以自慰，就當回到起點，可以憑自己的能力和努力重新開始。一年后，我很慶幸就被調回分配到了溫州冶煉廠當計劃員，我制定礦產開采計劃，實施新工作方法，固化每個流程，廠里領導覺得我有頭腦，讓我當了計劃科副科長。隨之而來的卻是“四清”運動，之后又是文化大革命，我因為之前的“符和反右派言論”又被隔離起來，駐進了牛棚，直到1976年文革結束，我才回到原來的行政崗位。
    1983年我被調到溫州市經委企業管理科當副科長，后來當科長，主要負責企業整頓。那個時國，有的企業年年虧損，企業需要改革，更要爭取自主權，我就提出來要承包經營，把指標分到各處，當時我撰寫并發表了《企業計劃工作也要注意市場》、《國有企業改革到底要走什么路》文章，探討市場、兼并和破產的問題。后來，市科委還讓我到全市企業家中介紹這一經驗。當時中央出了一個文件，要求組織經濟師評定，規定了很多條件，恰巧我都符合，就成為了首批7個被評定的經濟師中之一。由于我對這項工作比較熟悉，市委在成立經濟職稱辦公室的時確定由我擔任辦公室的主任。我從冶金廠、化工廠等地方挑選高學歷的同志組建了三級評委會，辛苦了一年多，解決了全市五百多人的職稱問題。
    1987年是我人生中至關重要的一年，當時我在經濟委員會工作，民建市委會主委吳杰等人找到我，動員我加入民建。當時我對民主黨派沒有什么概念。他們告訴我，民建是代表經濟界的政黨。心想，我一直在經濟界工作，再者民建成員中有好多人我都認識，在溫州較有知名度幾個老板都是民建會員，對他們也有一定好感。我經過和家人、好友商量。有他們眼里，共產黨員千千萬萬，不差我一個，如果我加入民主黨派應該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因此，在1987年的7月份，我正式加入了民建。民建組織對我很重視，次年推選為民建溫州市委會常委；1989年調入市委會工作，1990年補選為副主委，擔任市政協經濟建設委員會工業組組長；1992年當選民建溫州市委會主任委員、民建省委會常委；1993年任六屆市政協副主席兼經建委主任；1996年繼任市八屆民建市委會主委，七屆市政協副主席，直到2004年1月年滿72歲退休。
    與民建同行
    回顧在民建工作10多個春秋的歲月，我主要開展了3個方面的工作。
    一是參政議政。民建主要由經濟界人士組成的參政黨，最大的特點是有一批懂經濟管理，并具備一定工作經驗的人才，發動與組織這些人才，圍繞溫州經濟特色，開展調查研究，撰寫政協提案和大會發言，是我的主要工作任務，重點圍繞著國有企業改革問題、溫州民營企業問題和市場經濟問題。溫州那個時候搞有形的商品市場，例如：皮革市場、閥門市場、紐扣市場、服裝市場還有打火機市場，各地都非常注意溫州的發展動向，外地人赴溫讓我們帶他們考察溫州的商品市場，他們考察后都嘖嘖稱奇。當時我就這方面入手調研，研究市場是怎么發展起來的，存在什么問題及發展方向等。通過調查，我親自撰寫并在省、市兩級政協大會上的發言稿7篇，其中市政協3篇中，有—篇被評為優秀大會發言，大會提案53件中，—件被省政協評為優秀提案。我的發言與提案大多經過實地調研，議政的質量都較高。例如在省政協大會上，做的“對我省市場建設的看法與建議”、“精兵簡政”與“改善投資環境的當務之急”等發言，在市政協大會上所作的“切實減輕企業負擔”與實現“兩個根本轉變”等發言，在國企改革方面，分別對“轉換經營機制”、“調整產業結構”、“抓好現代企業制度試點”等提出建議。此外，牽頭組織部分政協委員及會內骨干參加“山區海島菜籃子工程”、“國有企業集團問題”、“質量立市”、“股份合作經濟發展問題”、“溫州市場建設問題”、“改善投資環境”、“舊城改造問題”、“非公經濟發展問題”及“科教興市”等10多個專題的視察調研，有的親自撰寫調研報告，提出自己的意見和建議，黨政領導也很重視，我對自己的要求是，要做到政協大會發言次次都有發言，提案數量年年增，議政水平步步高。
    二是服務社會。為社會服務是民主黨派的重要職能。為了把會員企業家組織起來，充分發揮自我服務和社會服務的功能。我們對比了幾種形式的利弊，最后選擇由企業家自己組織的聯誼會，通過民政部門的社團法人登記，再加入市企業家協會作為團體會員。在民建市委會的領導下，自組班子、自籌資金、自我服務。經過多年來運作，收到了很好的實踐效果。在自我服務方面，他們經常組織參觀、考察、講座等學習交流活動，溝通信息，互相幫助。在社會服務方面，主要是扶貧和捐助，組織民營企業家與農村貧困學生結對，當時會員企業家邵豪哲一人就結對20多個貧困孩子，從小學到中學的所有費用均他負責；又比如1998年抗洪救災，我們倡導發動會員捐款，并動員全國政協委員高天樂捐款。他當時在上海，我打電話給他，問他捐多少。他問，溫州最高的捐多少？我說，35萬。他說，那就捐40萬。他要捐額度最高，當時捐款氣氛熱烈，甚至為捐資大會服務的音響師也受到感染，當場捐款100元。那天，市長和市政協主席親臨現場，贊賞溫州民建開了一個好頭。
    三是維護會員權益。在法律范疇內，維護黨派成員合法權益，是每個黨派的重要工作。10多年來，會員的合法權益受到侵犯的事例時有發生，有的是屬于社會上不法分子敲詐勒索，有的是有關政府職能部門不公正對待，有的是經營過程中被非法侵占等等，遇到這種情況的時候，我就親自調查，盡力協助，希望能夠合法合理解決。印象最深的是，會員企業丹頂鶴服飾公司董事長蔣少毅，他在德政工業區已經生產經營10多年的廠房，突然被市規劃局、土地局列為違章建筑，要求沒收并罰款。而事實是，應鹿城區政府向社會招標參加園區建設的，經區規劃、土地部門批準并簽過合同。我經過調查，認為這是市、區兩級政府職能之間的工作矛盾，不能讓企業承擔不利的后果。于是，我赴市規劃局、土地局找他們談話，并把如實的情況寫成市委會的集體提案，在市政協主席會議上，我主動承接這項提案的督辦工作。經過多方協商，終于使市規劃、土地部門改變了原來的決定，土地不沒收了、也不罰款了，還給丹頂鶴公司一個公道。當時整個德勝工業區涉及類似企業有30多家，它們的問題也得到了解決，他們都很感激民建組織，一致翹楚稱贊民建為大家做了一件大好事。又例如會員企業浩源化妝品有限公司董事長鄭慶松，1996年因替某信用社做信用擔保，結果當事人逃跑而被農業銀行起訴，雖然一審在溫州已經勝訴，但農行不服，又向省高院上訴，鄭慶松請求會內幫助，我就請民建杭州市委會法律工作委員會幫助，并最終打贏了官司，鄭慶松十分感動。我想，通過維護會員權益，不僅大大增強了會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而且更是維護正義本身。因此，我們民建也會盡量多去參與這些對各方都受益的事情。
    回眸展望
    回望我的一生，曾經在階級斗爭的歲月里，幾經運動的坎坷，受過不少委屈和打擊，但讓自己在時代的變遷中得到了鍛煉和提升。從20世紀50年代起，我就致力于撰寫經濟論文，相繼在《浙江工業》、《今日企業》、《經濟管理》、《企業探索》、《溫州經濟》、《企業管理》等國內許多刊物上多次發表過文章。改革開放后，溫州經濟發生了巨大變化，曾一度成為政治問題的爭論焦點，我身在經委工作，處于改革的前沿，深感改革的重要與緊迫，又多次發表文章，為改革吶喊。1989年調入溫州民建機關，我開始了新一輪事業的拼搏。我繼承“愛黨、愛國、愛會”的優良傳統，也深感組織的溫暖，體會到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優越與成功。在會內，我特別深刻的感受是上下一致，相互關愛，特別是當自己突發心肌梗塞癥的危急關頭，民建中央領導、省委會領導及會內的同志都給予無微不至的照顧，不僅手術期間來院探望，民建中央副主席還親自到我家里慰問，一束束鮮花，一句句問候，是對我的鼓舞和鞭策，至今都記憶猶新。我希望這種溫暖能延續到每一個新老會員身上，更希望我們民建能夠與日新月異的時代齊頭并進，繼續綻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