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勝阻:發展新型城鎮化:政府不能越位,但也不能缺位
——訪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民建中央副主席辜勝阻
發布時間:2013-06-28 10:5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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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牛建宏
城鎮化需要發揮市場和政府“兩只手”的作用
“城鎮化是現代化自然而然的發展進程,主要由市場主導,但政府也不是無所作為。要發揮市場“無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兩只手的作用。但要防政府變成“閑不住的手”而過度主導城鎮化。城鎮化是一個自然結果,應該“瓜熟蒂落”,不能“強行引產。”在6月20日的“重新審視政府和市場的邊界”財經智庫沙龍上,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民建中央副主席辜勝阻對本報記者說。
在辜勝阻看來,如果說從1978年改革開放到1992年中國正式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地位,是經濟的1.0版,從1992年到十八大是經濟的2.0版,那么未來的十年,可以講是打造中國經濟3.0版的非常重要的時期。
而城鎮化能不能真可持續發展是打造中國經濟3.0版的關鍵。
辜勝阻認為,城鎮化的關鍵是配套改革,改革的核心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辜勝阻分析,城鎮化有三種模式:一是放任式的模式,完全讓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來調節,二是政府主導式的模式,三是政府引導式的模式。放任式的模式會導致市場失靈,政府主導式模式也會引起政府失靈。放任式城鎮化道路有利于資源高效利用,但無法避免大城市人口膨脹、公共服務失衡、環境污染等社會問題;政府主導的城鎮化路徑,比較看重對社會利益的調節,但是可能出現地方政府盲目城鎮化的問題。
“現在城鎮化最大的‘欠賬’是在人的城鎮化問題上,農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務需求得不到滿足,城鎮內部二元結構嚴重失衡,還有環境污染,這都是放任式的城鎮化所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也就是市場失靈的問題。”辜勝阻說。因此,辜勝阻認為,發展新型城鎮化,政府不能越位,但是也不能缺位。
“新型城鎮化需要市場‘無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的兩手配合,但要防政府成‘閑不住的手’而過度干預,把好經念歪。”辜勝阻說。
辜勝阻認為,發展新型城鎮化,要防止因為政府失靈而可能出現的五個方面的誤區:一是有城無市的過度城鎮化,城鎮化缺乏產業支撐,避免使新市民變游民、新城變空城的“拉美化陷阱”;二是有速度無質量的城鎮化,避免地方一哄而起搞大躍進,一味追求城鎮化的高速度和規模擴張,陷入“速度至上陷阱”;三是城鎮化的“房地產化”,過度依賴土地財政,避免過高地價推高房價、陷入“賣地財政陷阱”;四是地方政府以地生財,消滅村莊,迫使農民“被上樓”、農村被城鎮化,陷入“掠奪式發展陷阱”;五是特大都市“大城市病”,避免重物的城鎮化而輕人的城鎮化,陷高樓林立而居民幸福感下降、人口膨脹、環境惡化、資源粗放開發陷阱。
城鎮化改革應圍繞五要素:人、業、錢、地、房
對于城鎮化如何改革,辜勝阻認為,城鎮化應該圍繞五個要素進行改革:人、業、錢、地、房。
所謂“人”,是指城鎮化要重視和推進人的城鎮化,而不是物的城鎮化。
“過去城鎮化往往是見物不見人。有一種錯誤的觀念以為,靠房地產開發造城,‘造城’導致城市樓房化,就是城鎮化。”辜勝阻說。
統計表明,過去30年,城市面積擴大了9.2倍,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增加了2.58倍,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只增加1.78倍。2012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52.6%,而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僅35.2%。
“就業在城市,戶籍在農村;勞力在城市,家屬在農村;收入在城市,積累在農村;生活在城市,根基在農村。”辜勝阻稱之為“半城鎮化”現象,這與城鎮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鎮化是背離的。
辜勝阻建議,中國要走二元城鎮化道路,兩條腿走路:通過依托大都市發展城市群,實現城市集聚效應和規模效應;另一方面,大力發展中小城市,特別是做大縣城,把作為農村之首、城市之尾的縣城建成有吸引力中小城市,走農村城鎮化之路,實現城市文明向農村擴散。
所謂“業”是指城市產業支撐及居民穩定就業。在辜勝阻看來,城市要有產業支撐,居民要有穩定的就業,要防止出現“拉美化現象”,要讓轉移人口進得來、住得下、留得住、融得進、可創業、能就業。
因此,辜勝阻建議,要通過大規模減稅減費、改革金融體制等措施,幫助小微企業緩解成本高、融資難、利潤薄、轉型艱的問題,為實體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環境,發揮其創造就業崗位、吸納就業的作用。構建進城人口的職業培訓體系和創業扶持體系,提高進城人口的就業水平。
所謂“錢”,是指多元分擔改革成本+市場化投融資機制。辜勝阻建議,要建立多元化的改革成本分擔機制和市場化的投融資機制,解決城鎮化錢從何處來的問題。一方面,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及政府、企業、個人共同參與的市民化成本分擔機制,多渠道分擔市民化的改革成本;另一方面,要吸引民間資本參與城鎮化建設,發展民營經濟和民間金融。
辜勝阻舉例,像東莞這個地方,80%是外來人口,要靠東莞自己來解決外來人口子女的教育問題是非常艱難的,所以迫切需要構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成本分擔機制。
所謂“地”,是指推進土地確權流轉、集約使用。辜勝阻建議,要堅持農民受益最大和集約高效利用土地的原則,完善土地“確權、流轉、征用”等一系列環節,推進農村集體土地確權賦能工作,完善農民承包地、宅基地的流轉或退出機制,控制征地規模和提高用地集約度。
在辜勝阻看來,成都市現在允許農民帶地進城,使得農民能夠離土離鄉不離產權(土地),就是一個不錯的做法。
所謂“房”,是指多渠道住房供給。主要包括政府的保障房、企業蓋房、當地農民蓋出租房、社會上的出租房、二手房和三手房等。
“我們的城鎮化不能有兩個‘老鼠洞’。”辜勝阻引用了厲以寧教授的說法:一個老鼠洞是指農民在村里的老房子,因為進城打工而閑置,成了老鼠窩;而另一個老鼠洞則是農民進城打工后,因為收入不高只能住在地下室或條件較差的出租房里,也是老鼠出沒的地方。
“總之,新型城鎮化要實現六大轉型:從偏重物的城鎮化特別是土地城鎮化向重視人的城鎮化轉變,從基本公共服務二元向居民待遇一體化轉變,從數量增長型城鎮化向質量提高型轉變,從粗放式高物耗的發展方式向集約型低碳綠色發展方式轉變,要從單純‘做大’城市規模向‘做好’城市群、‘做多’中小城市轉變,要從城鎮化、工業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四化’不協調向‘同步’轉變。”辜勝阻說。
“城鎮化是現代化自然而然的發展進程,主要由市場主導,但政府也不是無所作為。要發揮市場“無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兩只手的作用。但要防政府變成“閑不住的手”而過度主導城鎮化。城鎮化是一個自然結果,應該“瓜熟蒂落”,不能“強行引產。”在6月20日的“重新審視政府和市場的邊界”財經智庫沙龍上,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民建中央副主席辜勝阻對本報記者說。
在辜勝阻看來,如果說從1978年改革開放到1992年中國正式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地位,是經濟的1.0版,從1992年到十八大是經濟的2.0版,那么未來的十年,可以講是打造中國經濟3.0版的非常重要的時期。
而城鎮化能不能真可持續發展是打造中國經濟3.0版的關鍵。
辜勝阻認為,城鎮化的關鍵是配套改革,改革的核心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辜勝阻分析,城鎮化有三種模式:一是放任式的模式,完全讓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來調節,二是政府主導式的模式,三是政府引導式的模式。放任式的模式會導致市場失靈,政府主導式模式也會引起政府失靈。放任式城鎮化道路有利于資源高效利用,但無法避免大城市人口膨脹、公共服務失衡、環境污染等社會問題;政府主導的城鎮化路徑,比較看重對社會利益的調節,但是可能出現地方政府盲目城鎮化的問題。
“現在城鎮化最大的‘欠賬’是在人的城鎮化問題上,農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務需求得不到滿足,城鎮內部二元結構嚴重失衡,還有環境污染,這都是放任式的城鎮化所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也就是市場失靈的問題。”辜勝阻說。因此,辜勝阻認為,發展新型城鎮化,政府不能越位,但是也不能缺位。
“新型城鎮化需要市場‘無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的兩手配合,但要防政府成‘閑不住的手’而過度干預,把好經念歪。”辜勝阻說。
辜勝阻認為,發展新型城鎮化,要防止因為政府失靈而可能出現的五個方面的誤區:一是有城無市的過度城鎮化,城鎮化缺乏產業支撐,避免使新市民變游民、新城變空城的“拉美化陷阱”;二是有速度無質量的城鎮化,避免地方一哄而起搞大躍進,一味追求城鎮化的高速度和規模擴張,陷入“速度至上陷阱”;三是城鎮化的“房地產化”,過度依賴土地財政,避免過高地價推高房價、陷入“賣地財政陷阱”;四是地方政府以地生財,消滅村莊,迫使農民“被上樓”、農村被城鎮化,陷入“掠奪式發展陷阱”;五是特大都市“大城市病”,避免重物的城鎮化而輕人的城鎮化,陷高樓林立而居民幸福感下降、人口膨脹、環境惡化、資源粗放開發陷阱。
城鎮化改革應圍繞五要素:人、業、錢、地、房
對于城鎮化如何改革,辜勝阻認為,城鎮化應該圍繞五個要素進行改革:人、業、錢、地、房。
所謂“人”,是指城鎮化要重視和推進人的城鎮化,而不是物的城鎮化。
“過去城鎮化往往是見物不見人。有一種錯誤的觀念以為,靠房地產開發造城,‘造城’導致城市樓房化,就是城鎮化。”辜勝阻說。
統計表明,過去30年,城市面積擴大了9.2倍,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增加了2.58倍,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只增加1.78倍。2012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52.6%,而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僅35.2%。
“就業在城市,戶籍在農村;勞力在城市,家屬在農村;收入在城市,積累在農村;生活在城市,根基在農村。”辜勝阻稱之為“半城鎮化”現象,這與城鎮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鎮化是背離的。
辜勝阻建議,中國要走二元城鎮化道路,兩條腿走路:通過依托大都市發展城市群,實現城市集聚效應和規模效應;另一方面,大力發展中小城市,特別是做大縣城,把作為農村之首、城市之尾的縣城建成有吸引力中小城市,走農村城鎮化之路,實現城市文明向農村擴散。
所謂“業”是指城市產業支撐及居民穩定就業。在辜勝阻看來,城市要有產業支撐,居民要有穩定的就業,要防止出現“拉美化現象”,要讓轉移人口進得來、住得下、留得住、融得進、可創業、能就業。
因此,辜勝阻建議,要通過大規模減稅減費、改革金融體制等措施,幫助小微企業緩解成本高、融資難、利潤薄、轉型艱的問題,為實體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環境,發揮其創造就業崗位、吸納就業的作用。構建進城人口的職業培訓體系和創業扶持體系,提高進城人口的就業水平。
所謂“錢”,是指多元分擔改革成本+市場化投融資機制。辜勝阻建議,要建立多元化的改革成本分擔機制和市場化的投融資機制,解決城鎮化錢從何處來的問題。一方面,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及政府、企業、個人共同參與的市民化成本分擔機制,多渠道分擔市民化的改革成本;另一方面,要吸引民間資本參與城鎮化建設,發展民營經濟和民間金融。
辜勝阻舉例,像東莞這個地方,80%是外來人口,要靠東莞自己來解決外來人口子女的教育問題是非常艱難的,所以迫切需要構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成本分擔機制。
所謂“地”,是指推進土地確權流轉、集約使用。辜勝阻建議,要堅持農民受益最大和集約高效利用土地的原則,完善土地“確權、流轉、征用”等一系列環節,推進農村集體土地確權賦能工作,完善農民承包地、宅基地的流轉或退出機制,控制征地規模和提高用地集約度。
在辜勝阻看來,成都市現在允許農民帶地進城,使得農民能夠離土離鄉不離產權(土地),就是一個不錯的做法。
所謂“房”,是指多渠道住房供給。主要包括政府的保障房、企業蓋房、當地農民蓋出租房、社會上的出租房、二手房和三手房等。
“我們的城鎮化不能有兩個‘老鼠洞’。”辜勝阻引用了厲以寧教授的說法:一個老鼠洞是指農民在村里的老房子,因為進城打工而閑置,成了老鼠窩;而另一個老鼠洞則是農民進城打工后,因為收入不高只能住在地下室或條件較差的出租房里,也是老鼠出沒的地方。
“總之,新型城鎮化要實現六大轉型:從偏重物的城鎮化特別是土地城鎮化向重視人的城鎮化轉變,從基本公共服務二元向居民待遇一體化轉變,從數量增長型城鎮化向質量提高型轉變,從粗放式高物耗的發展方式向集約型低碳綠色發展方式轉變,要從單純‘做大’城市規模向‘做好’城市群、‘做多’中小城市轉變,要從城鎮化、工業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四化’不協調向‘同步’轉變。”辜勝阻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