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元炳同志是省兩會的卓越領導人、是社會力量辦學的先驅者、也是一位不出名的教育家。早在1964年擔任省工商聯主委時，他響應黨中央“廣開學路、多方辦學”的號召，向工商界集資，創辦了錢江中學（由市教育局共管），培養了一批人才，其中有前浙大校長潘云鶴院士、前杭州市委統戰部曾東元部長等（文革時學校被市教育局接收）。為此，在文化大革命中，以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爭奪下一代的罪名，湯老遭到了造反派師生的野蠻批斗。但湯老對黨的忠誠始終不渝，當兩會恢復活動后，他就提出要繼續辦學。在沒有校舍、沒有經費、沒有教師的“三無”條件下，他四處奔走，得到了省政協領導的支持，向日校租借教室在晚上使用、動員詹少文等四位同志捐獻補發工資，充實了辦學基金，聘請日校教師來晚上上課。于1979年3月創建了我省第一所兩會舉辦的杭州錢江業余學校。當時有大批知青回到城里，他們渴望學習。學校第一學期就招收了三百余名商業職工，進行會計、外語等培訓，受到了商業部門的歡迎。湯老除積極鼓勵各地兩會辦學外，還支持其他黨派辦學，在每個兄弟黨派辦學時，由兩會贈送籌辦費五千元。1983年湯老向香港查濟民先生募得人民幣四百萬元，為省政協籌建樹人大學。1986年在湯老倡導下，兩會又與杭州絲綢工業局合辦杭州絲綢工藝學校，為杭州絲綢工業培養了一大批技術工人。湯老的這種執著辦學的事跡，是繼承了民建中央黃任老創辦中華職教社的光榮傳統，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培養人才的可貴貢獻。
    湯老十分關注錢江辦學，諄諄教導辦學同志：1、注重教學質量。一定要使青年職工來上一堂課，學有所得、學有所用。2、勤儉辦學。學校沒有國家經費，必須節約各項支出。因此學校不買沙發，用三斗桌代替寫字臺。3、精兵簡政。1981年學校已有85個班級、學員4350人，而辦學人員僅15人，占全校師生總數的0.34%。錢江的“三無”辦學帶動了各地兩會和其他黨派的紛紛辦學，由于它完全符合我國當時的國情，不少媒體亦相繼報道，認為黨派和社團辦學靈活多樣，直接為生產服務；勤儉辦學，注重教學質量，是利國利民的好事。1983年全省兩會所辦的學校已達27所，在校學員43000余人，畢結業學員達21500人。湯老欣喜地形容當時辦學形勢是“百花盛開、萬紫千紅”。
    隨著各地辦學的發展，同時也引發了一系列的問題，教育行政部門認為“三無”辦學是不正規、不合格的，因而提出了種種制約：不準重點學校教師外出兼課、不準日校出租教室、不承認學校學歷。這樣所有學校勢必被迫停辦。當時湯老到處呼吁，向省委領導、中央統戰部、全國政協匯報，反映不公正的待遇，并會同全國政協常委劉靖基、孫曉村、張敬禮等向全國政協聯名提案，要求教育部對社會力量辦學給予支持，最后終于獲得教育部領導的基本肯定。這是湯老為全國社會力量辦學掃除前進中的障礙，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由于黨派社團辦學成績斐然，受到了社會的廣泛贊揚。1984年省人大常委會李豐平主任在會上表彰了錢江的辦學，同年薛駒省長號召學習錢江精神，《浙江日報》以整版篇幅介紹了錢江辦學情況。從此，社會上對黨派社團辦學的看法有了很大的轉變。
    綜合湯老的辦學理念有：1、辦學不是賺錢，而是花錢的，學費要收得少，以減少職工負擔，使人人有學習機會（錢江開辦時，沒門課每學期收費六元含書籍講義，每學期貼錢）。2、辦學要做到學以致用，使青年職工學習的知識技術能立竿見影，能直接為生產服務。3、辦學是把有“貝”之財變成無“貝”之才，他們將為國家社會創造的財富是無法估計的，即投入少量的錢辦學，可獲得社會效益的最大化。4、工商界捐資辦學是功在國家、利在青年的好事，是“堅定不移跟黨走、盡心竭力為四化”的具體實踐。這與溫家寶總理在教師節座談會上講的“教育是國家發展的基石”、“企業收益回報社會最好的方式就是投資教育”不謀而合，湯老的辦學理念是完全符合黨的方針的。
    近年來國家經濟迅猛發展，人才需求旺盛，社會力量辦學的規模和數量亦不斷擴展，學校眾多，競爭劇烈。錢江是湯老親自創辦的，是我省社會辦學的先行者，是一所“老字號”學校，近三十年來，過去的辦學優勢已基本喪失，現在也如企業一樣處在“寒冬”時期，步履維艱，然而冬天之后就是春天，若能及時施肥，勤加扶植，那老樹逢春，亦能重開鮮艷絢麗之花，如能這樣，那就是我們紀念湯老百年誕辰的最好獻禮。
    注：本文系根據1984年湯老在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專業培訓工作經驗交流會閉幕會上講話的部分內容。
                   （徐壽松，原錢江業余學校常務副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