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百年很短，短到百年一瞬。

        百年很長，長到孤獨百年。

        說起百年，想到的或許是百年之歡、百年好合，然彈指紅顏老，剎那芳華逝，說的便是百年之短吧。尤不能忘的還有百年樹人，管仲講“一年之計，莫如樹谷；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就是我們常說的“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這個百年，是終身，更勝終身，攜孤獨，帶寂寞，默默里生，默默里長，這個說的便是百年之長吧。

                     二

        回想百年以前，他們都曾是樹人者。

        在北大講授《中國小說史略》的周樹人，固然是。

        不過，不是非要叫“樹人”的才是樹人者。

        周樹人曾經說過，既然新文化運動的主將有令，他甘愿當一名過河卒子，為《新青年》吶喊幾聲。這里說的主將便是陳獨秀了，1917年，他受蔡元培之邀，攜自己的利劍《新青年》來到北大擔任文科學長一職，頗具李白“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之風。說是利劍，自然是想到再往前推十幾年，陳獨秀自己寫的兩句詩“男子立身唯一劍，不知事敗與功成”。雖兩年多后，陳獨秀諸事未了，也拂衣而去，但要說樹人者，仲甫當是。

        李大釗也于1920年正式受聘北大教授，仍兼圖書館主任，且是能者多勞，在史學系開設課程《史學思想史》、《史學要論》，在經濟系開設課程《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在法律系開設課程《社會主義》…… 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樹人者，守常當是。

        1918年，在岳麓書院旁的湖南第一師范求學五年之多的毛澤東，獨立寒秋，離湘江而北上，拿著楊昌濟的推薦函，敲開李大釗的大門，就職北大圖書館?？锤邓鼓辍⒘_家倫、俞平伯等北大才子魚貫而入，魚貫而出兩年后，再次回到長沙，擔任湖州第一師范附小主事，革新教育。樹人者，潤之當是。

        同是長沙，何叔衡1913年湖南省第一師范結業后，便先后在長沙楚怡學校和第一師范附小任教。樹人者，玉衡應當是。

        坐標武漢，1918年8月，董必武從上?；氐轿錆h，創辦私立武漢中學。設法為學生購買《新青年》、《湘江評論》。樹人者，潔畬亦當是。

        地標不明，樹人者，輾轉于大半個中國，創辦中共第一所婦女學校，先后在武昌中山大學、上海法政學院、上海暨南大學、北平大學、中國大學、朝陽大學、廣西大學、廣東中山大學等學校任教，先后任中央政法干部學校副校長、湖南大學校長和武漢大學校長的李達，必當是。

                        三

        坐標浙江。

        1920年的浙西，義烏一個叫分水塘的小山村，陳宅旁的小柴屋，與其說簡陋，不如說破舊不堪。家徒四壁的描述不為過分，好歹兩條長凳一塊鋪板，構成了奢侈的書桌。雖是早春，寒風依舊呼嘯，透過縫隙，侵入柴屋之內，欲襲奮筆疾書的青年。他慈祥的母親，特意弄了糯米，包了鮮美的粽子給他送來，為確保更好的口感，還特意帶上了一碟當地盛產的紅糖。過了不久，這位母親在屋外高聲問他，是否需要再添些紅糖，他卻連聲回答，夠甜夠甜。待到他的目前來收拾碗碟時，發現他是滿嘴墨汁。原來他的專心致志，競錯把墨汁當成了紅糖，渾然不覺，沾了照樣吃得津津有味。

        他就是陳望道，讓他全身心投入的這件事情，便是翻譯《共產黨宣言》。早早就在浙江第一師范任教的他，作為著名的教育學家、語言學家，“樹人者”三字，當之無愧。

        1921年7月24日的浙東，臨近上海不遠的嘉興南湖。

        王會悟是有些緊張的。幾天前的21日，中共一大在上海李漢俊家中召開，其時在樓下負責放風的就是王會悟。當時有個年輕人拿著濕衣服匆匆往樓上走，警覺性很高的王會悟覺得事有蹊蹺，趕忙上樓匯報。共產國際馬林亦是謹慎地結束了會議，匆匆撤離。果不其然，沒過多久，法租界巡捕房便來搜查，當然也是查無所獲。躲過一劫，也面臨著會議中止的一大代表面臨著如何繼續開會的難題。

        嘉興師范讀過書，又去湖州胡珺女塾攻讀過英語的王會悟推薦了交通便利，又不太引人注目且自己熟悉的家鄉——嘉興南湖。

        這次會議，樹人者陳獨秀、李大釗雖未參加，卻是主要貢獻者和助推者。

        毛澤東、何叔衡、董必武、李達……這些樹人者，紛至沓來。他們高聲讀著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

        一年前剛在陳獨秀家里和李達完成革命婚禮的王會悟，坐在船頭，望風放哨。

        她是這艘船的眼，任何風吹草動，都遺漏不了。

        她是這艘船的耳，她聽到了南湖的心跳——那是心動的聲音。

                   四

        提到“肝膽相照，榮辱與共”，或許又想到了在山西傳唱一兩百年的民謠《走西口》：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實在難留
        手拉著那哥哥的手
        送哥送到大門口
        哥哥你出村口
        小妹妹我有句話兒留
        走路走那大路口
        人馬多來解憂愁

        一群樹人者，樹革命者之靈魂，喚醒大眾時，也有這么一群人，推職業教育，樹勞動者之技能，助社會經濟發展，做堅實后盾，這便是毋容置疑的“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罷。

        這群人，便是中國民主建國會真正的先賢們。

                            五

        1903年的浦東川沙，東方大陸的東方，最早看到太陽曙光的地方，江南鄉試中舉后一年，黃炎培回來，辦起川沙小學堂，這也成了他百折不撓地尋求教育曙光的起點。

        1907年，黃炎培任浦東中學校長，并兼授課教師，繼續探索教學之路。浦東中學以優質的師資，完備的教學設施而蜚聲中國教育界，博得了北南開、南浦東的美譽。陳獨秀、郭沫若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都曾在這里授課演說。張聞天、范文瀾、蔣經國、蔣緯國也曾就讀于此。

        其路漫漫，終究需要上下而求索。

        這條求索之路還可以列舉長長的一串：廣明小學、師范講習所、在愛國學社、城東女學，或主持，或任教；任江蘇省教育司長，全力以赴改革地方教育，全面規劃建設了省立高、中等學校和縣立小學；與童世亨等共同創辦浦東電氣股份有限公司，進入實業領域。

        學校、政府、實業，不同角色的自由切換，不同角色的綜合思考，不同角色的互相影響，到了1913年，黃炎培滋生了職業教育思想的萌芽，邁出了歷史的一步。這一年，他在《教育雜志》上發表《學校教育采用實用主義之商榷》，論證了以實用主義為指導，加強教育與個人生活、社會需求之間聯系的迫切性、可能性、必要性。

        為印證自己的理論，黃炎培開啟了國內外包容并蓄的方針。國內，自1914年起，他以《申報》記者身份在安徽、江西、浙江、山東、北京、天津等地考察了五個月；國外，1915年4月，隨農商部“游美實業團”赴美報聘，考察教育，撰寫《旅美隨筆》，同年7月，前往巴拿馬世博會參觀，之后拜訪了愛迪生，并試用了他發明的遠寫機（留聲機和授語機合為一體的機器）。

        知行合一的滋養下，那株職業教育的萌芽茁壯成長。

        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六

        1917年，對中國當代教育來講，是載入史冊的一年。

        歷史資料上記載，蔡元培是在1916年的12月26日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的。確切地講，蔡元培先生是在1917年1月9日的上午9時，慷慨向全校作“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的。也就是這一年，陳獨秀、錢玄同、黃侃、胡適、周作人、周樹人、劉師培、辜鴻銘等人，像流動的音符，成群結隊，涌向北大，奏響了北京大學的華美樂章。

        這一年的5月6日，黃炎培先生聯合蔡元培、梁啟超、張謇、宋漢章等48位教育界、實業界知名人士在上海發起創立中華職業教育社。

        中華職業教育社的創立之初，以倡導、研究和推行職業教育，改革脫離生產勞動和社會生活的傳統教育為職志，提出職業教育的目的是“謀個性之發展，為個人謀生之準備，為個人服務社會之準備，為國家及世界增進生產力之準備” “使無業者有業，使有業者樂業”，并為此進行了不懈努力，成為中國近代教育史上改革的先行者。

        這與黃炎培先生初入教育領域已經過去14年，這是一條漫長、曲折、又前進的道路。其實在中華職業教育社成立的四個月前，黃炎培先生發表了兩篇極具水準的教育論文：《實用主義產出之第三年》、《職業教育實施之希望》，明確指出只有大力實施職業教育，才能解決當時教育思想和教育實踐相背離的情況，并具體提出了當時實施職業教育的具體方法和途徑。

        其年十月，黃炎培先生馬不停蹄地主持創辦《職業與教育》月刊，發表文章闡述職業教育的意義和作用，使其成為職業教育探索、研究、發展的理論陣地。

                                         七

         次年8月20日，黃炎培先生在上海南市陸家浜創立了中華職業學校，將職業教育的理論付諸實踐。在中華職業學校，黃炎培先生親訂了“勞工神圣”、“雙手萬能”、“手腦并用”的辦學方針和“敬業樂群”校訓，并進一步明確說明職業教育的目的是為個人謀生之預備，為個人服務社會之預備，為世界及國家增進生產能力之預備。

        理論、實踐，繼而再理論、再實踐，周而復始，孜孜不倦，這也讓黃炎培先生的職業教育理念不斷成熟和完善，最終成為體系。

        他說：職業教育的作用是“謀個性之發展”；“為個人謀生之準備”；“為個人服務社會之準備”；“為國家及世界增進生產力之準備”。

        他說：職業教育的目的是為“勞動者文化、業務水平的提高”，“造就新型知識分子”服務。

        他說：職業教育的方針是社會化——強調的是職業教育須適應社會需要；科學化——用科學來解決職業教育問題。

        他說：職業教育的教學原則是“手腦并用”、“做學合一”、“理論與實際并行”、“知識與技能并重”。

                           八

        中國職業教育的發展，黃炎培先生嘔心瀝血，付出了畢生的精力。

        難能可貴的是，一代又一代民建人扛起大旗，前赴后繼，持續前行。

        胡厥文是從實業起家的。1918年大學畢業后，胡厥文就經人介紹進入當時國內最大的工廠——漢陽鋼鐵廠。1921年，胡厥文創辦了自己的第一家工廠——新民機器廠，后來又創辦了合作五金廠、長城磚瓦廠等工廠，摸索出一條機器工業與日用品相結合的發展道路。

        所以1979年，鄧小平邀請五老到自己家做客，討論經濟問題時，五老其一便是胡厥文。胡厥文是在1983年擔任中華職業教育社第五屆理事會理事長的。其實在1982年年底,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同志就向中華職業教育社代理事長胡厥文復信,支持恢復中華職業教育社的組織機構和工作，胡厥文亦是不辱使命。長期的實業救國實踐，為胡厥文打下了扎實的實業功底。而職業教育面向的對象和輸送的對象，大多是實業。胡厥文的到來，把實業的寶貴經驗融合到了職業教育領域，助推了職業教育的實踐步伐。

                                  九

        相對而言，孫起孟是教育出生，他的一生都與教育事業緊密相聯。

        孫起孟在東吳大學就讀哲學專業，在“畢業即失業”的時代就業身份困難。畢業前夕，他得知東吳大學一位教授不再為蘇州女子師范兼課，便毛遂自薦，不到20歲就舉起教鞭，并憑借出色的教學水平，在大學畢業后正式受聘蘇州女子師范。

        1935年，孫起孟因發動驅逐校長陳淑的愛國主義風潮，被國民黨江蘇教育廳開除教職。1936年，孫起孟受黃炎培之邀，到上海中華職業學校任教。從此和職業教育結下不解之緣。

        近半個世紀的職業教育生涯中，孫起孟積極探索和研究我國職業教育的發展，積極推動我國第一部《職業教育法》的頒布，為我國的職業教育理論的創建做出了突出貢獻。堅持“為國分憂、為民效力、急人所急、雪中送炭、燈亮一盞，光灑成片”的指導思想，大力開展職業教育培訓和捐資助學活動，取得顯著效果，贏得社會各界贊譽。

        1989年起，孫起孟開始擔任中華職業教育社第六屆、第七屆理事會理事長。

        他曾說過：職業教育和市場經濟是孿生兒。最貼近經濟的是職業教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現代化建設，歸根到底取決于勞動者的素質，而職業教育的中心任務就是提高勞動者的素質。

        他曾要求：要重視對學生的職業陶冶；要強化學生的職業道德。

        他曾強調：職業教育不僅包括職業知識和技能的傳授，而且包括職業道德教育和科學的職業指導。

                                  十

         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來，民建引領的職業教育，就像其中一片綠葉，默默里，釋放出清新的氧氣，總令人心曠神怡。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也好，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也好，抗日戰爭時期也好，解放戰爭時期也好，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時期也好，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期也好，乃至當前進入社會主義新時代時期也好，職業教育都從一而終，一如既往，散發她獨特的魅力和姿態，在一個個成功的事件里，扮演一個個成功的因子。

        或許，因為，大家都是樹人者。

        其實管仲的那句話還有后半句：“一樹一獲者，谷也；一樹十獲者，木也；一樹百獲者，人也。”

        樹人，是百年孤獨，亦是百倍收獲，只問：你可知道？

（作者系民建湖州市委會菱湖支部委員，湖州江南恒盛煉染有限公司總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