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底，吳國華主委收到民建杭州市委會清波支部原工商業者老會員黃思賢同志的一封來信。黃思賢同志在來信中說：“我是個1951年入會的原工商業者會員，有個使我十分不理解的問題，希望得到比較有說服力的解答。”來信雖不到300個字，但卻提出了一個比較敏感的理論問題，即：過去的資本家與現在的（民營）企業家兩者有什么區別？為什么不能等同類比？
黃思賢同志在來信中還說：“上述問題看起來在鉆牛角尖，但我不是這樣認為，我認為這是對原工商業者民建會員老同志的如何評價，是對我們這些聽、跟、走，走了五十多年老人應該正確看待大問題。”老人短短數語，把問題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擺上了桌面。
吳國華主委接到來信后，深深感到，老同志向自己反映問題，是對自己的信任，作為省委會主委，有責任幫助會員解疑釋惑。同時，也感到這個問題看似簡單，但要用幾句話把它說清楚卻不那么容易。這既是個實際問題，又是個政策性很強的理論問題。說是實際問題，不僅僅黃思賢老同志有這種疑惑，在部分原工商業者老會員中也有類似的思想反映；說是理論問題，關系到如何正確地理解和把握黨的方針政策問題，按照我們的理解水平，這個問題能否說清楚,給黃思賢老同志一個“有說服力的解答”？帶著這個疑問，吳主委要求省委會理論委員會召集省委會老領導、原工商業者老會員圍繞這個話題進行座談，向他們請教聽取意見,認真研究。參加座談會的同志，都以自己親身感受，談了自己的見解：
原省工商聯會長、原工商業者老會員鈕守章認為，民族資本家與現在的非公經濟企業家，最大的區別在于他們所產生的歷史時代不同。解放初，國家要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需要有一定的經濟基礎，而我們從國民黨手里接收過來的官僚資產非常薄弱；如果不把當時大量存在的民族資本的企業，利用起來，改造過來，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就不能迅速建立，國家也就不可能通過短短的幾個五年計劃，取得巨大成就。改革開放以后，我們已經有了強大的經濟基礎，為了保證我國的經濟能夠健康持續地發展，我們確立了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經濟成份并存的市場經濟體制，產生了個私經濟并取得了發展。它們都是在不同時代背景下，發揮著不同的歷史作用。
省委會名譽主委、原工商業者老會員孫延年深切地說，對這些反映，我從領導崗位退下來后，也曾作過一些思考，想在理論上作些闡述，但由于年齡等原因，這個愿望一直沒有實現。現在有些人對國家是否要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表示懷疑，我認為這是不切實際的，也是不符合事物發展規律的。新中國成立后，國家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是為了確立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并在這種經濟基礎上進一步健全社會主義上層建筑，以繼續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我作為一個原工商業者，應該說是不難理解的。
省委會名譽主委程煒認為，過去的資本家，即民族工商業者，毛澤東同志在許多著作里已經分析很清楚。從階級屬性講，他們有兩面性，經過對資改造，絕大多數人已成為自食其力的社會主義勞動者。現在的民營企業家是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出現的新的社會群體，他們是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積極發展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有利于繁榮城鄉經濟、增加財政收入，有利于擴大社會就業、改善人民生活，有利于優化經濟結構、促進經濟發展，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
省委會黨建理論研究委員會的同志，在闡述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特點時認為，非公有制經濟人士，是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中出現的一個新的社會群體。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的構成主體已經由過去的主要以農民和城鎮待業人員為主，發展到包括從黨政機關、國有企事業單位、大專院校、科研單位分流出來的行政干部和中高級知識分子在內的龐大隊伍。由于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群體在價值取向、思想觀念、利益要求、政治愿望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有別于一般的工人、農民、知識分子，也不同于原工商業者。因此，我們稱他為社會主義建設者。從總體和本質上看，他們擁護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制度，擁護改革開放政策，積極參與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有較強的社會責任感，為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非公有制經濟人士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一支積極力量，是統一戰線的重要成員。
省委會名譽主委孫延年還認為，如何看待這些問題，既是個認識問題，也是個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問題，要正確看待虧與宜、得與失，要把淡泊名利、無私奉獻作為自己的人生追求和價值取向。過去原工商業者把企業交給了國家，現在國家又大力支持和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從而使得部分老會員產生吃虧的思想。其實，原工商業者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所作出的貢獻，得到了黨和政府的充分肯定，也作了應有的安排。我們要多想想無數革命先烈，他們為了中國革命的勝利，拋頭顱，灑熱血，又得到了什么呢！
在廣泛聽取各方面意見的基礎上，省政協副主席、省委會主委吳國華親自給黃思賢老同志復了信。吳主委首先對黃思賢老同志向他反映問題表示感謝，認為這是對他的信任。同時，他充分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對這個問題從理論的高度作了深刻的闡述。
吳主委認為，原工商業者與現在的民營企業家在發展經濟，發展社會生產力方面是沒有區別的，最大的區別，在于兩者所處的時代不同，時代賦予的歷史使命不同，從而兩者必須付出的代價和結果也有很大不同。時代造就英雄，時代也造就不同的企業家，不同時代的企業家便有不同的命運，這是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雖然原工商業者和現在的民營企業家是不同時代的產物，有不同的經歷和人生，但是其責任是相同的，都在為構建我們美好的社會盡到自己的一份責任，在我們民建組織中都是和睦大家庭中的一員，其地位是完全平等的。尊老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年事已高、為民建事業作出積極貢獻的老同志，包括原工商業者，更值得我們后輩尊敬。
因黃思賢老同志的來信沒有寫明地址，同時，又考慮到黃思賢同志年事已高，回信特請民建杭州市委會派員專程送達，并當面聽取其意見。
2005年12月23日下午，民建省委會和杭州市委會聯合舉行老同志學習會，席間黃思賢同志拿出了吳主委給他的回信，動情地說，省委會主委對一個普通老會員的去信這么重視，不僅很快答復，而且親自回信，使他深受感動，也對原來存有的疑惑有了新的認識。他同時希望省委會能夠組織人員，就這一問題，與一些原工商業者進行面對面的溝通，幫助他們把存在心里的疙瘩徹底解開。
在省委會黨建理論研究委員會有關同志的牽線搭橋和多次聯系下，目前，省委會和杭州市委會已經商定，在近期舉行一次由有關領導、省委會黨建理論研究委員會同志和部分原工商業者共同參加的座談會，就原工商業者待遇等問題，進一步交流意見，溝通想法，向這些曾經為會的事業作出貢獻的老同志們送上組織的關懷和溫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