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炎培(1878-1965),字任之,江蘇川沙(今屬上海)人,我國著名教育家、政治家和社會活動家,近代職業教育的開拓者,中華職業教育社的重要發起者與創立者。他一生積極投身職業教育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豐富了我國職業教育的理論思想寶庫,促進了我國職業教育的發展。黃炎培秉持愛國主義,不斷進行職業教育的改革實踐,在長期的職業教育改革實踐中形成了與中國實際相吻合的本土化職業教育思想,其職教思想對我國當前的職業教育改革有很好的啟示價值和啟發意義。一直以來,黃炎培職業教育思想是職業教育領域長盛不衰的研究主題。近年來,一些學者或對其大職業教育主義[1]、平民教育思想[2]、產教融合思想[3]、勞動教育思想[4]等的內涵及當代價值進行研究,或從工匠精神培養[5][6][7]、高職院校高質量發展[8]、中國技能型社會建設理路[9]等方面討論黃炎培職業教育思想的價值,或從較為宏觀的角度各有所側重地厘清其思想內涵及當代啟示[10][11],取得了較為豐富的成果,也證明了黃炎培職業教育思想在當代的創新性發展與創造性轉化是極有價值的,但縱觀已有的文獻,少有研究者從中國特色職業教育理論話語體系建設與技能人才培養制度的角度梳理其發展與轉化的價值。本文試圖從構建中國特色職業教育理論話語體系、設計人才培養制度以及助力技能型社會建設三方面對黃炎培職業教育思想對當前職教改革的啟示作初步探討。
一、黃炎培職教思想是中國特色職業教育理論話語體系的重要來源
黃炎培的職業教育思想是他對于中國教育長期不斷的觀察、反思、研究、實踐中形成的。民國肇造,百廢待興。教育領域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施行,學校勃興。學生趨之若鶩于分利事業、畢業即失業,學校普而百業廢的現象引起了黃炎培的注意,他認為“求學必求當世必需之學,教人必教之為當世不可少之人”,并開始積極思考“然則何去何從乎”[12]的解決方案。1913年,他發表《學校教育采用實用主義之商榷》,倡導實用主義。實用主義是否解決中國教育問題的靈丹妙藥?答案是否定的。經過國內外的教育考察,他又提出職業教育,創辦中華職業教育社,創立中華職業學校,親力親為,不紙上談兵,在辦學實踐中實現其通過職業教育發展經濟、提振國力的理想。
中華職業教育社創辦之初,人們對于職業教育的認識主要是從經濟方面入手的,如將職業教育定義為“用教育方法,使人人獲得生活的供給和樂趣,同時盡其對群之義務”。[13]黃炎培也是從職業教育的經濟功能出發將其目的概括為三個方面,即為個人謀生之準備,為個人服務社會之準備,為世界、國家增進生產力之準備。在長期的職業教育實踐中,黃炎培逐漸認識到人的個性對于職業選擇的重要影響,職業教育對于個人發展也起到重要作用。“職業教育,將使受教育者各得一技之長,以從事于社會生產事業,藉獲適當之生活;同時更注意于共同之大目標,即養成青年自求知識之能力、鞏固之意志、優美之感情,不惟以之應用于職業,且能進而協助社會、國家,為其健全優良之分子也。”[14]1934年,他將職業教育的目的擴充為四條:“一、謀個性之發展;二、為個人謀生之準備;三、為個人服務社會之準備;四、為國家及世界增進生產力之準備。”[15]
黃炎培始終勠力推行職業教育,在職教社同仁及全國同行的共同努力下,雖然時局艱難,但幾年間職業學校增設了,入學人數也增加了。如1918年有各類531職業學校所,到1921年,有各類職業學校720所,增加188所,增幅35.6%。從增幅看似乎還過得去,但720所的學校數對于偌大一個國家來說,未免還是寒磣。這顯然不能令他滿意,他開始尋找癥結所在,終于發現職業教育“大潮鼓蕩中所未能去之暗礁,有二:其一,對于待施教育者,尚未予以充分之援助,而未敢遽責其盡量推行也;其二,對于需受職業教育者,尚未予以相當之指導,而無怪其但知升學以為榮也。”[16]他在苦苦尋覓去除這“暗礁”的良方,對前途充滿希望:“無窮希望,尚在方來。”[17]
他意識到,“以前所辦教育,總限于中等以上人家子女。實則此等青年,其數不及中等以下之多,其需要職業教育,亦不及中等以下之切。”[18]由此,他開始提倡平民職業教育。更為重要的是,他發現:“(一)只從職業學校做工夫,不能發達職業教育;(二)只從教育界做工夫,不能發達職業教育;(三)只從農、工、商職業界做工夫,不能發達職業教育。”[19]這一大職業教育主義的提出,道出了職業教育的癥結所在。職業教育,不只是職業學校的職責,不只是教育界的職責,也不只是職業界的職責,而是整個社會的職責。社會中的每一個機構、組織乃至個人,都肩負提振職業教育之責。經過多年的實踐、觀察、思考、研究,黃炎培找到了在中國開展職業教育的正確道路。大職業教育主義就是基于中國實際的本土化的職業教育思想。
由上可知,黃炎培的職業教育思想是結合我國職業教育實際在不斷探索中形成、豐富和發展的。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在職業教育領域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開展了大量的實驗與實踐,尤其是近些年來在產教融合、工學結合、現代學徒制等領域積極探索,這為構建中國特色職業教育理論話語體系積累了豐富的素材。
當前,我們在穩步推進職教本科、“雙高建設”等過程中,應充分吸收黃炎培的職業教育思想,形成中國特色的職業教育理論話語體系。盡管我國當今的職業教育形勢與黃炎培所處時代有很大不同,他的大職業教育主義仍閃爍著智慧的光芒,為構建中國特色職業教育話語體系提供了重要來源,指明了可能的方向。我國當前的職業教育改革面臨復雜和嚴峻的挑戰,職業教育作為一個復雜系統,所有職教改革的問題是不可能從移植國外職業教育理論與職教模式來得到解決的,只能構建起中國特色職教理論話語體系,才能更好地解釋職教復雜現象,“社會視角”“大職業教育視角”依然是尋求當前職教改革難題解決之道的突破口。政府層面,要做好職業教育制度及體系的頂層設計,協調好與職業教育有關的政府機構的職能,發揮溝通教育界與產業界的橋梁作用,努力營造全社會都重視職業教育的良好氛圍。職業教育界要加強與產業界的聯系,深化職業教育改革,落實好產教融合、現代學徒制等政策,提升職業教育質量,避免教非所用、供非所求的與產業脫節現象。產業界要主動承擔起職業教育的責任,履行好自己在產教融合、雙主體育人中的職責,協同教育界開展職業標準及課程等的開發。家庭要配合學校開展職業指導,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職業觀。學生要堅信職業教育大有可為,人人皆可通過職業教育成才,牢固樹立通過接受職業教育更好地為社會服務的思想。就整個社會言,要樹立職業平等的精神,但凡職業,“無高下,無貴賤。茍有益于人群,皆是無上上品”,[20]讓每一位職業人都能從自己的勞動中獲得職業的幸福感。
二、黃炎培豐富的職教辦學實踐為設計與國情相適應的現代職業教育人才培養制度提供了重要參考
黃炎培認為,職業教育“就是用教育的方法來達職業的目的”。[21]職業是目的,教育是手段。職業教育是要為職業界培養合格人才,這種人才既可以發揮自己所學為自己謀生,又能利用自己所學為社會服務。謀生也好,服務也罷,都顯示出職業教育濃厚的經濟屬性。所以,謀劃職業教育,一定要從經濟上著想。在國民生計凋敝的狀態下,教育肩負著救國的重任。“倘使人人有相當的職業,充分的經濟,誰亦不愿意去當兵,誰亦不愿意去干無聊的事,國家社會亦自然發達。”[22]黃炎培認為,談教育而忽視經濟,空言普及教育、強迫教育,是沒有任何用處的,解決不了經濟問題。那是否只辦職業教育就萬事大吉了呢?當然也不是,那樣也不是發達職業教育的根本途徑。黃炎培認為,發達職業教育,就要使“教育要帶職業,職業要帶教育”。[23]
“教育要帶職業,職業要帶教育”,實則是要打破二者壁壘森嚴的界限,將二者有機融合。“教育要帶職業”,就是要將職業教育滲透入中小學教育,初中開展職業指導,兼設職業科,小學進行職業陶冶。職業陶冶就是小學的課程、管理和設備等,根據本校學生情況,城市學校就適應城市生活,農村學校就適應農村生活,開展以職業為中心的教育。這樣,學生在不知不覺中養成為己治生、為群服務的興趣與習慣。在中小學校增設農、工、商等職業科,曾招致時人的非議,認為在普通教育中加入職業教育,造成學制的混亂。黃炎培也曾彷徨過。恰在此時,杜威來華,黃炎培獲悉其演講主旨后,喜出望外,終于找到答案:“如博士言,二者直當認為一物,而非可別職業教育于普通教育之外矣。”他鄭重地向國人宣告:“吾社向所提倡之主義,今后其可無庸疑駭。”[24]對于當時大力推行的義務教育,他認為也是借此促進職業教育發展的一個好機會。
“職業要帶教育”是指要進行職業補習教育。中華職業教育社成立后,積極開展職業補習教育,率先設立職業補習學校,至1921年,共設立職業補習學校11所。1927年,他們一邊創辦淞滬工業補習學校,一邊調查平民學校的畢業生情況及其志愿,為將來創設職業補習學校作準備。可見,他們一直在積極落實“職業要帶教育”的理念。
黃炎培提醒人們,辦理職業教育,千萬不能循規蹈矩于普通教育的模式。普通教育辦什么,如何辦,年限如何,都有明確的規定,不可違背,但職業教育的辦學模式卻可以靈活。民初實業學校的畢業生畢業于學校,失業于社會的現象,黃炎培認為學校設置時太過于拘泥于統系而忽視社會需求是其重要原因之一。“要曉得職業學校程度和年限,是完全根據社會需要和該科修習上的需要,而且職業學校修業年限宜分節,每節宜短,這倒是他的原則。”[25]
站在當前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立場,從新時代教育話語語境出發進行分析,黃炎培提倡的“教育要帶職業,職業要帶教育”的職業教育思想,具有將職業教育納入終身教育的意蘊。這無疑是正確的。作為一種類型的教育,職業教育并不僅僅是在職業院校內完成其教育目標的,在一個職業變動不居的科技社會與數字社會,人們不可能一生都局限于某一種職業,人們以多種方式接受多種類型的職業教育是生活的常態。職后教育、在職培訓、轉崗培訓等在當今已是屢見不鮮。我們應突破原有的對職業教育的狹隘認識,即職業教育應是各類職業院校所開展的教育,它有多個實施主體,職業教育應該是開放的,這將有利于構建體系更為完善的現代職業教育制度。
同樣具有重要啟示價值的黃炎培職業教育實踐和思想中有關勞動教育的內容。當前,中小學校是否要開展職業指導、職業陶冶,已經不再是一個爭論的話題,人們關注的是如何高效地開展。《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全面加強新時代大中小學勞動教育的意見》提出,各級各類學校應“根據各地區和學校實際,結合當地在自然、經濟、文化等方面條件,充分挖掘行業企業、職業院校等可利用資源,宜工則工、宜農則農,采取多種方式開展勞動教育”。[26]職業教育與勞動教育有天然的密切聯系,黃炎培也很重視勞動教育,甚至在某種意義上說,“勞動教育思想是黃炎培職業教育思想的重要內容”。[27]我們應充分利用勞動教育之機,有效推進中小學的職業指導與職業陶冶。如,對小學生進行的勞動啟蒙教育,我們可以將其與職業陶冶有機結合,實現勞動教育與職業教育的雙豐收。
職業教育作為一種類型教育,它不僅在內容上有別于普通教育,在辦學形式上也應有所不同。職業教育有其內在的規律,它的辦學要遵從技術技能習得和教學的特殊邏輯,更要考慮社會經濟發展和行業企業對人才的需求。職業教育的內容、程度、年限以及教學形式等,都要考慮到社會的不同需求。比如,我國連續兩年的高職百萬擴招,其對象為農民工、失業人員、退役軍人等,區別于傳統的高考招生及單考單招等由下一級學校升到上一級學校的學生,對于他們的招考、教學、管理、畢業、就業等都要作出相應的變革。這是我國職業教育制度改革的一個重大舉措,它適應了當前社會的需求,也與黃炎培“必一以吾國歷史與現狀為根據而研究之”[28]的思想一脈相承。
三、黃炎培倡導的平民職業教育對技能型社會建設具有啟示借鑒價值
職業教育可以使“無業者有業”,而在當時,無業者多為廣大普通民眾,因此,職業教育要重點關注普通民眾,幫助他們獲得一技之長,求得謀生的能力。在平民主義教育興起之際,黃炎培認為,推廣平民教育應從平民職業教育入手。“請觀最近政府發表首都人口統計,總數四十九萬七千五百二十六人,其中不識字的,倒有三十六萬三千七百九十四人,占了百分之七十二;而無職業的,倒又有二十六萬九千一百八十二人,占了百分之五十六。試問,解決了失學問題,還有失業問題是不是可以不管?而況一般平民的心理,總以為‘書是有錢的人讀的’,他們的眼光,總認謀生是第一,求學是第二;又況事實上,他們許多青年所以失學,就為是困于生計壓迫,早早謀掙錢的緣故。所以我們認得清楚:要推廣平民教育,定要從他們生計問題上著手;更認得清楚:要解決一切平民問題,定要從職業教育上著手。”[29]他疾聲提倡平民職業教育,稱平民才是對職業教育最有迫切需求的主體。在多種場合,他都大力宣傳平民職業教育。1924年,他“近擬注重平民職業教育”。[30]1925年,他將“職業教育宜從平民社會入手”[31]作為實施職業教育的三條原則之一。1927年,他強調辦職業教育須下三大決心,即為大多數平民謀幸福;腳踏實地,用極辟實的工夫去做精切研究人情、物理,并須努力與民眾合作。并稱:“如果切實下此三大決心,吾敢保證他所辦的職業教育,一定有效。”[32]這三大決心中,有兩條都關涉到平民,可見他在推廣職業教育過程中的平民主義情懷。
黃炎培指出,辦理職業教育要根據各地具體情況因地制宜地開設相關專業,并將此作為辦理職業教育的首要原則:“職業教育之設施,須絕對的因地制宜,因材施教。”[33]只有因地制宜,才能利用本地環境的優勢,幫助學生養成某種職業習慣,增強職業教育的效果。“辦職業教育,不但著重職業知能,而且還要養成他們適于這種生活的習慣。所以辦某種職業學校,必須深入某種職業環境,如農必于農村,商必于商業區,工必于工業區,即家事學校,亦須使學生勿遠離家庭生活,然后耳濡目染,不致理想日高,事實日遠。”[34]在某種環境辦某種職業教育,不僅能使學生易于養成該種職業習慣,還可方便學生的實習。他還認為,學農的在家參加農業生產亦是接受職業教育。陶行知生活教育學說中所說“我們要想受什么教育,便須過什么生活”,[35]與此有異曲同工之妙。
2021年4月,全國職業教育大會提出建設“國家重視技能、社會崇尚技能、人人學習技能、人人擁有技能”的技能型社會。同年10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推動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意見》,明確提出:“到2025年,職業教育類型特色更加鮮明,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基本建成,技能型社會建設全面推進。”“到2035年,職業教育整體水平進入世界前列,技能型社會基本建成。”[36]建設技能型社會戰略的提出,對職業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職業教育是“推動全民普及技能、……實現學歷社會邁向技能型社會的關鍵”。[37]甚至可以說,技能型社會的實現程度與職業教育的水平相表里。“推進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是技能型社會建設的實施路徑,技能現代化亦是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奮斗目標,二者具有天然耦合性。”[38]
建設技能型社會需要人人學習技能、人人擁有技能,其重點和難度都在于對占勞動力多數的農民工的培訓。對農民工的培訓已不再滿足于新型職業農民,而是要“培養一支有文化、懂技術、善經營、會管理的高素質農民隊伍,造就更多鄉土人才”。[39]“懂技術、善經營、會管理”都屬于技能范疇,符合技能型社會的要求。“從技能型社會的視角看,高素質農民以‘高技能’展現‘高素質’,不僅擁有較高的文化素養,還具有復雜的技術技能和強大的可持續發展能力,是新知識新技能的學習者、新經濟新政策的實踐者以及新產業新業態的開拓者。”[40]對此,職業教育需加快構建因地制宜的高素質農民教育培訓體系。何謂“高素質”?它并沒有一個一成不變的標準,而是一個具體內容因地而異、因時而變的概念。“它的生成不限于學歷教育和傳統的課堂教學,也存在于非學歷教育、實踐共同體等之中。”[41]黃炎培倡導的“教育要帶職業,職業要帶教育”的觀點,對“構建面向全體人民、貫穿全生命周期、服務全產業鏈的職業教育體系”,[42]對著力推進技能型社會建設有著重要的借鑒價值。
四、結語
黃炎培的職業教育思想是他在長期的職業教育生涯中,對中國社會進行仔細觀察、深入研究、系統實踐的基礎上形成的,是真正意義上有中國本土特色的職業教育思想。正因為該思想扎根于中國大地,才使它具有無比強大的生命力和強勁的歷史時空穿透力。在我們今天構建中國特色職業教育理論話語體系、設計與國情相適應的職業教育人才培養制度以及助力技能型社會建設的過程中,黃炎培職業教育思想仍不失為我們鏡鑒的重要思想資源。
(本文獲2022年度民建省委會理論研究優秀結項成果三等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