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復亮是中國共產黨上海早期組織的主要成員、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首任書記[1]，也是中國民主建國會的主要發起人和領導人之一，并始終擔任重要的領導職務，自從五四運動以來，他為了祖國的富強長期努力工作，對我國民主革命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2]作為著名的政治家和經濟學家，施復亮深入開展理論研究，努力探索中國革命道路，據不完全統計，僅民主革命時期的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便撰寫出版編著、專著達17部之多，涵蓋社會問題、政治問題、經濟問題、人生問題等諸多方面。[3]作為從浙江農村走出的民建先賢，施復亮對農村、農民飽含深情，曾對兒子施光南說，“我們吃的糧食是他們種的，我們穿的衣服是靠他們種的棉花織成布，永遠不要忘記他們”[4]“我們家祖祖輩輩都是農民，不能忘記農村，不能忘記農民。”[5]鄉村的革命與建設，始終是施復亮關心關注的重點之一。
一、鄉村建設的歷史源流
民國時期的鄉村建設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條件下，以知識分子為先導、社會各界參與的救濟鄉村或社會改良運動，是鄉村建設救國論的理論表達和實驗活動。我國的鄉村建設運動興起于上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力圖實現所謂的“民族再造”或“民族自救”。民國時期的鄉村建設形成了比較有代表性的七種模式，包括晏陽初和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的定縣模式，梁漱溟及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的鄒平模式或孔家店式，盧作孚在重慶的北碚模式（實業救國路子），黃炎培等人和中華職業教育社在徐公橋等地的實驗區徐公橋模式，高踐四等人和江蘇省立教育學院的無錫模式，陶行知和中華教育改進會創辦的曉莊模式，國民黨中央部門以及地方政府和國立中央大學參與主辦的江寧、蘭溪實驗縣和青島郊區的實驗等。民國時期鄉村建設創造的平民教育理念、農民合作理念、群眾參與理念以及公平土地制度、推廣農業技術、發展家庭副業、建設鄉村道路橋梁等公共設施改善農村教育醫療條件等方面的探索影響了中國鄉村經濟社會的變遷，也對當代世界農村發展管理理念和社會實踐產生了重要影響。[6]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和以陳翰笙、薛暮橋等所代表的“中國農村派”，對我國鄉村革命和建設進行了艱苦探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農業綱要四十條》是我國社會主義農村建設的第一個中長期規劃，綱要的實施，為我國農村帶來了巨大變化；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重新興起；新世紀以來，統籌城鄉發展戰略和一系列“三農”新政策的實施，事實上推動了我國多種形式的新農村建設，在學術研究、民間實驗以及政府推動等三種形態中，政府推動的新農村建設成效顯著而且呈現區域差異。[7][8]中共十九大提出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著眼黨和國家事業全局，深刻把握現代化建設規律和城鄉關系變化特征，順應億萬農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對“三農”工作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大歷史任務，是新時代做好“三農”工作的總抓手。[9]
二、施復亮的鄉村建設思想的主要內容
與同時代的鄉村建設代表性人物相比，施復亮雖然沒有形成系統完整的鄉村建設理論與實踐，但他的鄉村建設思想也有諸多閃光之處。
（一）建立大農制促進農業現代化
施復亮在年輕時曾到北京參加陳獨秀和胡適創辦的工讀互助團（無政府主義），但工讀互助團很快就失敗了，施復亮悟出了一個新的道理，“社會改造的根本問題是經濟問題，必須首先推翻私有制”。反映到中國農村，中國農村問題的核心是土地問題。施復亮非常重視土地改革與農村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主張以土地改革為契機，建立大農制經濟，推進農村經濟發展。施復亮認為，落后的封建大土地占有形式和小農經營的相互結合，是舊中國農業問題的基本癥結。中國農業的前途是“大農經營”和實現“農業的工業化”，只有實行大農經營和實現農業工業化，才能“配合整個國民經濟的工業化，使中國從落后的農業國進到嶄新的工業國”。[10]所謂建立大農制，即國家用公債購得土地后“要盡可能利用國有土地去創造國營農場（由國家雇傭農民來經營的應用機器的大農場）和集體農場（由農民集股合伙經營的應用機器的大農場），并且要以比較優良的條件把國有土地租給資本家（公司或個人）去創建資本家的大農場，再把其余的國有土地租給佃農去耕種，減輕佃農的負擔，以收取其田地總收獲額的百分之三十五為地租的最高額。在合理解決土地問題的同時提高農業的生產力水平，是中國農業現代化的重要課題。施復亮的這一農業改造方案，反映了他試圖以土改為契機、推動中國農業現代化的思想，體現了施復亮的對中國農業現代化道路的積極探索，也許正是他在探索中國農業現代化道路中最有見地的主張。[11][12]有研究者指出，施復亮提出要用和平的辦法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這對當今農村的土地改革有著重要的啟發，現在（有的）農民的土地被強征，不僅傷害了農民和政府之間的感情，也危及到社會的穩定。[13]
（二）發展鄉村教育推動鄉村建設
施復亮重視鄉村教育對鄉村建設的重要推動作用。他的《西北的鄉村教育》一文，便剖析了鄉村教育的現狀與問題14]。他不但在理論上重視鄉村教育，在實踐中也同樣身體力行。施復亮30年初曾一度流亡日本，1933年離開日本時，他帶著滿滿的12擔書避居金華老家，讀書譯書，并傾其多年積蓄，帶領全家老小一起動手蓋房。[15]1934年，蓋好兩層的樓房，請于右任題寫半耕半讀橫匾，過了一年多半耕伴讀的生活。[16]建國之初，施復亮就將自家五間兩層磚木機構樓房一座捐獻給葉村農協辦學校；同時將一石六斗田地（折四市畝）也捐獻給學校作辦學費用。[17]文革期間，施復亮在回復故鄉來信中說“捐房是為了辦學校，今天聽說實現了我要辦學的愿望，我是非常高興的。[18]1969年12月，施復亮將積蓄的2000元寄給故鄉葉村大隊，幫助村里建完小校舍13間（4個教室）。[19]
（三）改革農村生產和社會關系實現農村民主化
施復亮較早提出了農村民主化問題[20]，而經濟上的不平等，是農村民主化問題的根源所在。舊中國官僚、地主、豪紳聯合一致地壓迫農民。商品經濟和貨幣經濟的發展，不僅使資產階級的勢力發展，而且使得軍閥官僚地主豪紳獲得一種新的榨取手段，可以無限制地剝削農民，農民的不平等地位比封建社會自給自足的經濟模式還要糟糕。為此，施復亮主張“革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各種弊端”，具體而言，在農村實行國父孫中山先生遺留下來的“平均地權”的“耕者有其田”政策，改善農村生產關系，保護農民的利益。[21]
在施復亮看來，根深蒂固的舊道德舊傳統，也是農村民主特別是家庭民主的一個癥結所在。新文化運動期間，施復亮的思想受了《新青年》雜志的影響有了很大變動，對于“孔孟之道”已不再信仰，對于舊禮教已表示反對。加上其母得眼病后，父親不但不送醫救治，反而無端虐待，致其母病入膏肓，施復亮深受刺激，使他對舊的綱常禮教和舊的不平等的孝道深惡痛絕，遂寫出《非“孝”》一文，立即引起極大的反響。[22]以施復亮的“非孝”之說，反映出了當時社會家庭民主的缺失，尤其是在廣大的中國農村。父母命不可違，不孝有三無后為大，這些孝觀念已經不適應現代家庭民主觀念。[23]在中國走向現代的新時代背景下，傳統的孝文化也需要與時俱進，自我革新。
（四）立足國情破解環境巨變下的農村發展困境
施復亮在三四十年代的著作中就認為，帝國主義經濟勢力的侵入，引起中國經濟的變化。在農業方面，是破壞自給自足的農村經濟，使農村經濟一天一天的商業化，而且破壞了整個農村經濟，使中國農業生產日益減少，失業破產的農民日益增多。全國農民，大部分已經陷于絕望的境地。[24]施復亮認為，中國的農村問題若得不到很好的解決，就會導致極其嚴重的后果。“今日中國農村經濟的崩壞，便是農民暴動的原因。今日農民暴動的勃發，便是未來農村革命的先聲”。[25]在包括中國農村在內的整個國家而言，施復亮認為，中國既不可能走蘇聯道路，也不應該走英美道路，中國應該根據本國的現實環境和別國的歷史經驗來創造一條適合自己的經濟建設的正確路線。他把第三條經濟路線的原則表述為綜合英美和蘇聯雙方的寶貴經驗，接受一切先進國家的優良辦法，采用自由經濟和計劃經濟的大部分或全部優點。[26]
三、施復亮的鄉村建設思想的現實借鑒意義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我國正在進行鄉村振興的偉大歷史實踐。中共十九大把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這五句話作為我國鄉村振興的總要求。[27]施復亮的鄉村建設思想，對我國新時代的鄉村振興工作，具有多方面的啟示。
（一）鄉村振興要立足于農村和農業的現代化
在我國推進現代化的進程中，要高度重視農村、農業、農民。而在鄉村振興過程中，要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加快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構建現代農業的產業體系、生產體系和經營體系，把社會上關注農業、熱愛農業、投身農業的各種人員和資源組合起來，在產業結構優化、加工增值、高新技術研發等方面進行深入探索實踐。在邁向農業現代化的過程中，一方面，要堅持走土地流轉、集中、規模經營的道路，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健全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同時，“要有足夠的歷史耐心”，積極發展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使小農戶能夠和現代農業的發展有機銜接漸進，在農業現代化的進程中融入到現代農業的發展中去，同時保證其有充分就業，使其與現代農業有機銜接，成為現代農業的組成部分。[28]
（二）鄉村振興要更加注重農村基層民主
要切實按照中共中央、國務院的部署，推進農村基層民主。加強農村群眾性自治組織建設，規范村民委員會等自治組織選舉辦法。完善農村民主選舉、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制度。健全民主決策程序。依托村民會議、村民代表會議、村民議事會、村民理事會等，形成民事民議、民事民辦、民事民管的多層次基層協商格局。創新村民議事形式，完善議事決策主體和程序，落實群眾知情權和決策權。全面建立健全村務監督委員會，健全務實管用的村務監督機制，推行村級事務陽光工程。充分發揮自治章程、村規民約在農村基層治理中的獨特功能，弘揚公序良俗。深入開展村民自治試點工作。深化農村基層組織依法治理。加強媒體對農村基層民主工作的監督。要積極實踐現代家庭孝道教育，實現新時代民主與法制背景下的孝道現代化。強化孝敬父母和尊老愛幼辯證統一的社會風尚。強化道德教化作用，引導農民向上向善、孝老愛親、重義守信、勤儉持家。[29]
（三）鄉村建設要更加重視鄉村教育的基礎性地位
鄉村振興，教育先行。要統籌規劃布局農村基礎教育學校，保障學生就近享有公平而有質量的教育。科學推進義務教育公辦學校標準化建設，全面改善我國貧困地區義務教育薄弱學校基本辦學條件，加強寄宿制學校建設，提升鄉村教育質量，實現縣域校際資源均衡配置。發展農村學前教育，完善鄉村學前教育公共服務網絡。大力發展面向農村的職業教育，加快推進職業院校布局結構調整，滿足鄉村產業發展和振興需要。積極發展“互聯網+教育”，推進鄉村學校信息化基礎設施建設。落實好鄉村教師支持計劃和鄉村教師生活補助政策，建好建強鄉村教師隊伍。[30]在浙江省等經濟發達省區，要以加快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為契機，高水平建設農村等級幼兒園和農村義務教育標準化學校，創新建設農民學校、老年學校（學堂）、家長學校等。[31]
（四）鄉村振興要在國際環境巨變下提升農業競爭力
當今世界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形勢復雜多變，貿易沖突與局部戰爭并存，同時世紀疫情持續肆虐人類，這是一個多重影響相互疊加的時期。作為正在崛起的14億人口大國，我國受到了多方面的影響，面臨著嚴峻的挑戰。[32]從國際上看，國際農產品貿易不穩定性不確定性仍然突出，提高我國農業競爭力、妥善應對國際市場風險任務緊迫。[33]中國要強，農業必須強。要借鑒世界強國的農業成功經驗，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加快實施提升農業國際競爭力，把確保重要農產品特別是糧食供給作為首要任務，把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積極研究國際市場，統籌各方，加強專業化協調，做大做全農村農業生產鏈，使綜合生產能力躍升。要充分利用科技提升農業勞動效率，重視農產品的質量提升和品牌塑造。要促進農產品市場營銷專業化和國際化，以更好的市場營銷，提升農業國際競爭力。要以提高生產力為目標，保證農業科研投入，讓農業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開發研究形成合理比例。[34]
（本文獲2022年度民建省委會理論研究優秀結項成果三等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