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 年年底，平津戰役的序幕拉開了。天津是民族工商業者比較集中的地區，穩定工商界情緒，不僅關系到天津日后生產的恢復，也對其他城市有重要影響。李燭塵以天津市參議會議長之職，與周叔弢等一起，同民族工商界和民主人士共商和平解放事宜，宣傳中共的方針政策。
　　為避免天津毀于戰火，李燭塵等人力勸天津市市長杜建時、天津警備司令陳長捷放下武器，爭取和平解放。這些工作雖然沒有成功，但對于動搖國民黨軍隊的士氣起了重要作用。李燭塵勸降警察局長李漢元的工作取得了成效。天津解放前，李漢元已下令保管了警察局的檔案和物資。在天津解放之際，他下令釋放了全部在押人員，解除了全部警官的武裝，并下令各分局和保安大隊維持治安，防止發生破壞和搶劫。
　　天津解放后的第二天，李燭塵、資耀華等就恢復經濟問題向軍管會提出了意見。此后，多次與市長黃敬探討迅速恢復工業生產和開展經濟建設等問題，為重建天津作出了貢獻。
　　為解放和接管中國的最大都市上海，毛澤東、周恩來多次囑勉民建理監事為解放上海效力。黃炎培等人就接管上海的問題連續在六國飯店開會，先后七次進行專題研究，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議。期間，毛澤東邀請黃炎培等人到香山雙清別墅餐敘，聽取意見。

　　4月 24 日夜，黃炎培通過電臺廣播，號召上海人民行動起來，作局部和平運動，特別是工商界動員起來，迎接上海的解放。上海解放時，民建發表《歡迎解放軍宣言》，號召上海的工商業家，按照“增加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政策，“維持并恢復生產，協助人民解放的事業，并毫不遲疑地振奮起來，支援民主革命在全國的勝利”。
　　在解放上海的過程中，許多民建會員利用各自的地位和社會關系做了大量實際工作。姚惠泉、陸勛把上海碉堡的分布圖及時送到解放軍部隊，為進軍上海創造了條件。胡方、夏循元組織人員保管工廠賬冊、圖紙，保護機器設備等物資。
　　5月 27 日，上海解放。胡厥文等人聯合發表宣言，表示在新中國的建設中，協助軍管會檢舉四大家族財產和官僚資本企業，使人民財產不受隱匿的損失。以“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為原則，在新中國的經濟建設中發揮作用。6 月 25 日，中共中央發出 《關于決定聘請黃炎培等十四人為上海市政府顧問給華東局電》，其中黃炎培等九人為民建會員。他們在一個多月時間里，與中共中央華東局和上海市委領導一起，集中商討了糧食、勞資、就業、公用事業等問題，為協助做好上海接管工作貢獻了力量。
　　民建成員為成都的解放也作出了積極的貢獻。1949 年 5 月，黃墨涵來到成都，與陳祖湘、張再生等人一起開展工商界的工作，迎接成都解放。1949 年下半年，黃墨涵、陳祖湘將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文件的手抄本向會員秘密進行傳達，統一思想。然后，由會員分頭向所聯系的對象進行宣傳。
　　成都解放前夕，黃墨涵、陳祖湘、張再生等通過喬曾希、熊倬云等人派出部隊守衛工廠、商店，避免國民黨殘敵的破壞。同時，組織工人護廠隊保全機器設備和生產資料，完成了配合和迎接成都解放的光榮任務。此外，民建會員趙懿明和民盟的同志一道，在中共地下黨的領導下，積極策動和協助川軍將領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率部在彭縣宣布起義，實現了四川的和平解放。
　　解放軍入城后，國民黨殘余特務和土匪制造謠言，發動暴亂，阻礙城鄉物資交流，破壞貨幣信用，擾亂市場，危害人民生活。為了穩定物價，保障人民生活必需，黃墨涵、陳祖湘支持張再生派出得力人員分赴四門糧油市場，幫助政府大量拋售大米。同時，要求民建會員經營的廠、店，積極響應政府號召，鼓勵職工堅持全勤。這些工作，為安定人心、穩定市場、維護社會秩序，發揮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