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取得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三大運動勝利的基礎上，中共中央于 1951 年 12 月 1 日作出 《關于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全國開始了“三反”運動。黃炎培給毛澤東寫信說，機關人員的貪污行為往往與工商界有關，當查詰商店時,又發現不少漏稅、行賄、送回扣等問題。此種風氣根深蒂固，如不撲滅，難以整飭機關風氣。他建議在工商界開展“消滅行賄、消滅回扣”的斗爭。中共中央采納了黃炎培的建議，決定在大、中城市發動反對資產階級行賄、偷稅漏稅、盜騙國家財產、偷工減料、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

　　1952 年 1 月 9 日，民建總會發出通告要求“全體會員必須充分重視，熱烈參加，積極行動，并與繼續加強抗美援朝、增產節約和思想改造學習三大中心工作緊密結合進行”“各地分會必須立即召集全體委員會議，詳細討論推進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的步驟，組織專門委員會，通過會員小組會議，學習有關文件，先進行會內檢查，在進行檢查當中，必須主管負責，親自動手，首先作認真地、徹底地自我檢討，同時號召自動坦白”。2 月 16 日，民建總會致函各分會、籌委會，對參加“三反”“五反”運動的五項具體工作做了明確要求。

　　“三反”“五反”運動對與工商界有密切聯系的民建是一次嚴峻的考驗。當時，工商界許多人對運動的意義認識不足，民建成員中也存在一些疑慮。此外，在運動初期，由于不少地方和單位曾一度發生簡單粗暴的做法，使一些工商業者失去了生產經營的信心。黃炎培等通過調查研究，及時把情況報告毛澤東。中共中央及時指示各地糾正這種做法。到運動后期，人民政府成立了節約委員會，對有些定性不當和退補不實的問題，重新進行了實事求是的處理。

　　在運動中，民建各級組織反復向成員及工商界人士交代政策，引導他們劃清與 “ 五毒” 的界限，端正態度，投入運動。民建上海市分會參照政府對工商界成員的處理結果，按照總會在“三反”“五反”中對成員的會內處理辦法，區別不同情況，作了慎重的會內處理。北京分會舉行“三反”“五反”運動動員大會，制訂了推進工作的具體計劃。黃炎培發表了《倡立四不公約》 的演講，提出以不行賄、不逃稅、不詐欺、不送回扣來響應 “三反”運動。天津分會號召成員帶動全市工商界大膽揭露不法行為，配合政府做好工作。王光英被任命為天津市人民法院副審判長。

　　據 24 個地方組織的統計，參加運動的工商業者成員有 2442人，占成員總數的 52% 。在成員經營和負責的 1742戶企業中，有1054家企業定為守法戶、基本守法戶，占 61. 2% ；嚴重違法和完全違法的有 427 戶，占 26. 7%。

　　在“三反”“五反”運動中，民建組織和成員經受了嚴峻考驗，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為更好地服從國營經濟的領導、接受工人群眾的監督、從事有利于國計民生的生產經營，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