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營企業公私合營前后，一項重要的工作是清產核資。清產核資就是對企業的實有財產進行清理估價，核定私股股額，以此作為定息的依據，也便于今后企業實行經濟核算。北京市首先采取了由工商業者自己來做的辦法，即由工商業者自估、自報，職工清點，同業互評，行業合營工作委員會審查批準的做法，使北京市將近 4000 戶私營工業及大部分的私營商業分別在三天與五天之內，基本上完成了資產的清估工作。1956 年 1 月 16 日，《人民日報》 發表 《在高潮的最前面》 的社論，肯定并推廣了這種做法。

　　在清產核資過程中，民建積極推動各級組織和成員協助政府做了大量工作。許多工商業者中的民建成員白天忙完了業務工作，晚上又和職工們一起突擊清點財產。部分成員完成了本企業的清估工作后，還參加了政府組織的清產核資小組，幫助其他企業完成此項工作。民建各級組織舉行了大量的座談會、典型經驗報告會，幫助大家了解國家各項政策。與此同時，各級民建組織及時地向黨和政府反映工商界的困難、意見和合理要求，積極提出解決問題的建議，參與有關政策的協商制定。民建提出的許多建議，被中國共產黨和政府采納。

　　私營企業經過全面清估財產，處理好債權債務，最后核定參加公私合營的私股股額，作為貫徹國家贖買政策、實行定息的依據。

　　清產核資工作完成后，根據政府“包下來”的原則和“量才錄用,適當照顧”的方針，民建協助政府對工商業者進行了人事安排，大批學有所長、 有經營管理才能的工商業者擔任企業的領導工作。對資方實職人員除了安排在企業工作以外，對于私營工商業者中的部分上層分子，國家還安排了他們的政治職務。 根據 1957 年年底的統計，民建和工商聯成員被選為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的有 70 人，第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的有 65 人，擔任部長、 副部長的有 7 人，大專院校校長的有 2 人，副省長的有 7 人，北京、上海和天津三大城市副市長的有 4 人，正副局長的有 24 人，省正副廳長的有 35人。

　　所謂定息，就是企業在公私合營時期，不論其盈虧情況如何，國家對私股股東的股額，一律按照固定的息率發給股息。定息問題是工商界普遍關心的一個問題，各地在確定息率的過程中，產生了一些困難，民建多次就這一問題組織人員進行調研，并積極向有關部門反映意見，提出建議。中共中央吸收了各方面的建議，本著從簡從寬的原則，重新規定： 不分工商，不分大小，不分盈余戶、虧損戶，不分地區，不分行業，統為年息 5 厘；個別需要提高息率的企業，可以超過 5厘； 對過去已采取定息辦法的公私合營企業，如果他們的息率超過 5 厘，不予降低，如果息率不到 5 厘，要提高到 5 厘。1962 年定息期滿，政府又兩次延長定息，直至 1966 年 9 月才停發。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從中國的國情出發，根據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運用社會主義的強大政治優勢和經濟優勢，對民族資產階級采取統一戰線的政策，得以勝利實現對資產階級的和平贖買。鄧小平后來指出：“我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完成，是我國和世界社會主義歷史上最光輝的勝利之一。”這個勝利的取得，主要是中國共產黨根據我國情況制定的馬克思主義政策，同時，資本家階級中的進步分子和大多數人在接受改造方面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