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 年11月5日至16日，一屆二中全會在北京正式舉行。參加會議的有298人，其中中央委員133 人，地方組織的負責人和積極分子 165人。黃炎培致開幕詞，李燭塵作了《中央常務委員會工作報告》。會議審議并通過了《關于中央常務委員會工作報告的決議》《關于當前工作方針、任務的決定》《關于討論當前幾個主要原則問題的決議》等文件。會議發言踴躍，氣氛熱烈，是民建歷史上罕見的。

　　黃炎培在開幕詞中表示了民建擁護和貫徹中國共產黨提出的 “ 長期共存、互相監督” 方針的態度和信心。會議確定了民建當前的工作方針和中心任務是：進一步培養和提高工商業者成員成為工商界中的骨干分子，協助國家徹底完成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積極參加社會主義建設。

　　會議期間，主要圍繞關于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問題展開了爭論。經過充分的民主討論，二中全會通過了《關于討論當前幾個主要原則問題的決議》。決議包括如下兩方面的內容：

　　第一、關于當前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估價問題。決議指出，在資本主義工商業全行業公私合營后，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還是存在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是隨著中國人民革命各階段的發展， 而有其不同的內容和表現形式的。只要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作為一個剝削階級還存在，它的兩面性也必然還存在。但這兩面性不是固定不變的，七年以來，特別是自從 “ 五反”  以后，這種兩面性中積極的一面在不斷地增長和擴大，消極的一面在不斷地減少和縮小。民建當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在正確認識當前民族資產階級兩面性的基礎上，協助中國共產黨和政府加強對民族資產階級分子的教育改造，使之能 “ 破資本主義、立社會主義”，成為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積極因素。

　　第二、關于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關系問題。決議認為，“ 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之所以必須接受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正是由于民族資產階級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與作用所決定的。這種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 使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分子七年來得到了進步與改造。”  “ 現在，由于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已經取得決定性的勝利， 各民主黨派已成為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政黨，中國共產黨提出了黨和各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 這表明了我國社會主義的民主制度已經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民建一屆二中全會的重要意義在于，在處理內部矛盾方面，它運用了 “ 團結—批評—團結”  的公式，敞開觀點，自由論證，堅持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基本方法，為民建此后處理內部矛盾提供了十分有益的經驗。對此，毛澤東十分贊賞。1956 年 12 月 4 日，毛澤東致信黃炎培，對民建這次會議的成果給予高度評價，并且第一次提出了正確處理兩類社會矛盾的思想。他指出:  “ 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方法竟在你們黨內，在全國各地工商業者之間，在高級知識分子之間行通了，并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社會總是充滿著矛盾。即使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也是如此，不過矛盾的性質和階級社會有所不同罷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決。有兩種揭露和解決的方法：一種是對敵 ( 這說的是特務破壞分子) 我之間的，一種是對人民內部的 ( 包括黨派內部的，黨派與黨派之間的)。前者是用鎮壓的方法，后者是用說服的方法——即批評的方法。” “ 人民內部的問題仍將層出不窮，解決的方法，就是從團結出發，經過批評與自我批評，達到團結這樣一種方法。我高興地聽到民建會這樣開會法，我希望凡有問題的地方都用這種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