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交時代的領跑者
——記湖北省十堰市公交集團董事長張朝榮
發布時間：2010-05-14 09:10:42
|
作者： 嚴 謹 解會才
抓住最佳歷史機遇，在溫州交通運輸業創造了一個個改革開放的奇跡的張朝榮，2003年來到湖北省十堰市，以每年800萬元買斷那里22條公交線路18年的特許經營權，同時買斷集團公司資產，在全國開創了一個中等城市國有公交被民企收購的先河，拉開了我國市政公用行業市場化改革的帷幕，成為現代城市公交新時代的領跑者。2003—2004年，他當選為十堰市張灣區人大代表，同時被推選為十堰市政協委員，并獲得中國鄂西北優秀企業家等殊榮。
2002年12月11日清晨6點，湖北省十堰市市委書記趙斌接到緊急報告：市公交公司的372臺車全部停運！很多無法正常上班的工人滯留在站臺上不知所措。
湖北省委、省政府發來傳真，要求十堰公交盡快恢復營運。
國務院發來傳真，要求十堰公交盡快恢復營運。
7點，趙斌與幾位市領導及有關部門負責人，匆匆前往幾條重要公交干道，看到城市交通幾乎全部癱瘓；一些市民流露出憂郁的眼神，一些人揮動著旗幟在謾罵、呼叫：“趙斌把公交公司賣給溫州商人了！”“溫州老板要帶600個司機到十堰來了！”
這里所提到的“溫州老板”就是張朝榮。
早在1995年，張朝榮就曾在浙江溫州引發過“鹿運事件”，不但引起了眾多媒體的高度關注，而且引發了一場遍及決策機構、學術界和媒體的大討論。
今天，張朝榮在湖北十堰又引發“公交風波”，不僅引起了廣大市民、各級領導機關和眾多媒體的關注，而且正是這場共和國歷史上尚無先例的公交體制改革，沖破了這個城市改革開放的堅冰，揭開了中國公交新時代的篇章。
不論是“鹿運事件”，還是“十堰風波”，都引發了一個劃時代的心靈震撼。人們不禁要問：張朝榮究竟為什么會一次又一次地引起軒然大波？
上篇：帶著疲憊和艱辛在兩個城市間奔走
20世紀50年代，張朝榮出生在溫州。
1966年，小朝榮依依不舍地放下了心愛的課本，離開了朝夕相伴的老師、同學和父母，開始獨自到杭州謀生。
起先，他在工地跟著師傅學習做通風材料。張朝榮的悟性高，待人又謙虛，很快就得到了師傅們的夸贊。不久，師傅們還看到了這個年輕學徒的另一個特點，那就是不服輸，肯鉆研，有一股子韌勁。很快，張朝榮就成了浙江工業設備安裝公司出類拔萃的技術工人。他參加過浙江體育館、杭州劇院和一些大賓館的建設施工。
1984年，34歲的張朝榮帶著200元的家底和滿身的疲憊回到了魂牽夢縈的故里。這時，他發現溫州變了。作為中國第一批開放的城市，這里的空氣中流蕩著一種久違的熱力，那是激情、夢想與創造的熱力。張朝榮再也坐不住了。他成立了一個安裝隊。憑著自己的技術和信譽，很快就接到了一個加工螺旋滾動結晶設備的工程。
看了圖紙，對方要求的精密度是0.050。2個月過去了，一臺完全按圖紙制造的精密儀器擺在了客戶的面前，精密度竟達0.010！對方贊不絕口。
第一次牛刀小試，張朝榮凈賺1萬元。這是他有生以來掙到的第一筆數額龐大的財富。
生活是如此的充滿戲劇性。18年的時間，他的積蓄只有200元，而現在不到2個月的時間就能掙上1萬元。
有了第一次的成功，張朝榮的膽子更大了。他開始自己包起了工程，和合作人四六分賬，短短的40天時間里，奇跡般地掙了10多萬元。就在昨天，金錢曾經和他那樣遙遠，然而當命運把自己的魔方顛倒過來的時候，他忽然覺得自己似乎領悟了關于這個城市的一些生存法則。
每天走在溫州的街道上，張朝榮的心里越來越不能平靜。改革開放之后，溫州經濟飛速發展，城市建設日新月異。但是，由于管理體制的原因，公交事業一直是壟斷經營，要靠政府的財政補貼過日子，市民乘車難成了困擾溫州經濟發展的一個突出問題。
張朝榮開始關注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公交產業。香港公交事業的發展給了他很大的啟示：城市交通不僅是一個產業，還可以由此帶動相關產業。香港的公交旅游事業每年就能補貼很大的公共支出。漸漸地，一個關于城市交通事業的藍圖，在他的腦海里逐漸清晰起來，他所要等待的只是一個合適的時機和合適的地點。
中篇：帶著成功與傷痛走進公眾視野
1985年，張朝榮開始投資交通運輸業。他給自己的第一個經濟實體取名為勝利客運服務社。不過，他碰到了一個大難題--城市運輸拒絕民間投資。
在當時的一些人看來，張朝榮居然敢于要求將20輛三輪車投入城市運輸，這簡直不可思議。然而在張朝榮看來，自己的請求合情合理。城市的交通必須最大程度地符合市民的利益，他相信自己的要求是符合城市發展利益的。于是，張朝榮去找一位政府領導人，向他詳細匯報了當地運力不足的問題和自己的服務方案。這位領導人沉吟良久，最后批示：“下不為例！”
這是一個開明的“下不為例”。它充滿了政治的老練和機智，在寬容與原則之間，這種中庸的表達，在若干年之后催生出中國的一個“尚無先例”。沒有誰會想到，這個要求給自己20輛三輪車上牌照的人，會在中共十六大之后不久便改變了中國交通事業的經濟格局，成為中國投資城市公共交通事業的第一人。
后來注冊了溫州五馬公司的張朝榮意識到，要發展面向未來的城市交通，必須要有好的車型。他和朋友們一合計，去上海購買了20輛菲亞特，浩浩蕩蕩開回了溫州。
張朝榮的出租汽車公司管理規范，加上他守信用，辦事規矩，許多出租車司機紛紛掛靠到他的名下。到1987年6月，五馬出租公司的車輛已經達到了200輛。
1987年，張朝榮發現溫州城市之間的運輸車輛比較落后，難以適應經濟發展和對外交往的需求，而經過幾年城市間運輸網的改造，道路的性能已經大大提高，這無疑給發展溫州民間的城市間交通提供了最佳的歷史機遇。
張朝榮一次性購買了10輛62座黃海牌大巴，申請開往杭州、金華和長沙的線路，成立了當時溫州唯一用高檔車跑長途的車隊。線路開通以后，很快就在這些線路中占據了很大的市場份額。為了保障運輸的安全，張朝榮在管理上下功夫，對公司的200輛車的車號、運行線路，他倒背如流。
1990年，張朝榮買了35輛少林牌中巴車，準備投入市內交通，擬成立鹿城運輸總公司。但是，和當年的三輪車一樣，35輛中巴車再一次被無情地擋在了城市公交系統之外。
張朝榮很欣賞這樣一副楹聯：“海到無邊天作岸，山登絕頂我為峰。”他覺得，沒有比人更高的山峰，沒有比腳更遠的道路。
1992年，鄧小平發表了南方談話。張朝榮很快意識到，這將給民營資本帶來歷史性的機遇，于是又購買了35輛揚子牌中巴。前車未動，又添新車，有人勸阻張朝榮：你這不是把資金往水里扔嗎？他笑而不答。
所謂成功者，就是善于捕獲機遇的人。張朝榮經過再三思考，決定主動出擊。他找到當時的區團委，希望為貧困地區搞“義運”，立即得到了贊同。有了區團委這面旗幟，張朝榮的10輛中巴車很快出發了。10輛車7天的收入全部交到市民政局，捐獻給了貧困山區的兒童。
很快，有關部門帶來了令人振奮的消息：這10輛車將會有合法的牌照，但必須掛靠單位，戴上集體的“紅帽子”。1993年2月19日，張朝榮掛靠的鹿城運輸總公司正式開始營運。當時公司的注冊性質是集體企業，固定資產是180萬元人民幣。溫州鹿城運輸總公司的加盟，激活了公交系統的競爭機制，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城市交通的面貌。半年之后，當時的市長又給鹿城運輸總公司批了86輛車輛的指標。
鹿城運輸總公司的資本介入，直接延伸了當時溫州市的交通網絡布局。1994年，公司投入23輛中巴開辟了“溫州——茶山”的旅游專線。
從1993年到1995年，鹿城運輸總公司在張朝榮的帶領下迅猛發展，車輛從10輛增加到93輛，固定資產也從180萬元增加到800多萬元。
張朝榮的出色工作不僅贏得了股東的擁戴，也贏得了社會各界的贊許。他先后被推選為溫州市政協委員、溫州市工商聯執委。
1995年3月，溫州發生了震驚全國的“鹿運事件”。
3月16日中午，張朝榮接到了一份10個小時后去參加股東大會的通知，這讓他大惑不解。在公司里，張朝榮是最大的股東，約占公司總股金的62%，而且一直出任公司總經理和法人代表。這樣的股東大會自己怎么全然不知？
落座之后，張朝榮感覺更加異常。公司的36名股東有29名缺席，到會的連同自己在內僅有7人，其余有5人則是鹿城區工交委的官員。一個既不是公司股東也不是區工交委領導的不速之客神秘列席，更使他感到意外。
會議以異乎尋常的方式很快地宣布：罷免張朝榮鹿城運輸總公司的總經理和法人代表。同時，在29名股東缺席的情況下，會議以舉手表決的方式“通過”了非股東以原始股大于50%股值入股。這意味著公司的現有資產將被非法轉移，股東的權益將遭受極大的侵害。不僅如此，非股東將通過股權來操控公司的命脈，幾百名員工的心血將因此付諸東流。
面對這個精心策劃的陷阱，張朝榮憤怒了，他用提前退席的方式表達了自己強烈的抗議。
緊接著，在短短的幾天里，新的公司班子霍然啟用了新的公章，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更換了《企業法人營業執照》和《稅務登記證》，并將公司地址飛速遷移到一個皮鞋廠內。
張朝榮忍無可忍，投書《中華工商時報》，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溫州市股份企業管理規定》等法律法規，對這次股東大會的召集程序、表決效力、新公章的啟用等諸多問題提出了質疑。
一時間，“鹿運事件”成為整個社會爭論的焦點，因為這個問題帶有極大的普遍性。長期以來，大量民營資本為了生存與發展，不得不戴著“紅帽子”。“鹿運事件”的處理，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中國民營資本未來的命運。
正是由于這一問題的高度敏感性和普遍性，《中華工商時報》以來函照登的方式率先向公眾披露了這一消息。該報記者還深入溫州，一連采寫了7篇關于“鹿運事件”的報道。《經濟日報》、《經濟參考報》、《浙江經濟》等多家媒體也對此作了報道。
在溫州，“鹿運事件”更是掀起軒然大波。一些有識之士紛紛建言，其中包括市、區的幾位領導同志。
在北京，一批專家學者也對“鹿運事件”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1995年5月，張朝榮試圖通過行政訴訟的方法，要求撤銷對自己的不公正處理。但是，直到1999年秋天，在鹿城區法院院長親自過問下，鹿城區法院才受理了訴訟，經過鹿城區經委(原工交委)與體改委、工商局、交通局多方協調，鹿城運輸總公司終于正名為股份合作制企業。是年12月底，張朝榮領回了失去將近5年的《企業法人營業執照》。
在這5年里，張朝榮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好在歷史是最嚴厲的考察官，它不會為偉人諱，為名人忌，為權力飾……它會對人和事作出真實公平的評判。
經過幾個月的重整旗鼓，2000年4月5日，鹿城運輸總公司舉行了新一屆董事會，張朝榮再次以最高票當選公司董事長。
走過雨季的張朝榮心情格外燦爛。他預感“鹿運事件”的解決是一個有意義的征兆，它預示著中國民營經濟的曙光閃現了！因而，他的公交夢做得更大、更遠。
下篇：帶著激情與夢想領跑公交新時代
張朝榮沒有想到，自己的圓夢時刻竟然這么快就到來了。
2002年6月7日，應民建十堰市委會的邀請，民建溫州市委會組織一批溫州企業家赴湖北十堰考察，民建市委委員張朝榮就在其中。
美麗的6月，鄂西北的這座山城似乎要向遠方的客人展露她全部的曲線和魅力，那些在夕陽下蜿蜒的山脊和潺潺的溪水，讓張朝榮一下子就喜歡上了十堰。
十堰是汽車城，公共交通道路質量相當優越。憑借著自己多年經營城市交通的經驗，張朝榮敏銳地發現十堰市較為落后的公共汽車與寬廣平坦的城市道路很不相稱。于是，他那個魂牽夢縈的城市公交夢頓時開始燃燒起來。能不能進軍十堰市的公共交通事業？他有雄厚的經濟實力，可以向十堰投入發展所必需的資金；他有豐富的市政交通管理經驗，可以一舉改變十堰的交通現狀，提高整個城市的交通功能和格局。
同年11月28日，在一次座談會上，十堰市委書記趙斌說：“投資環境就是生產力，就是創造力，就是凝聚力！誰影響了十堰的改革開放，誰就是十堰的罪人！”一席話擲地有聲。
已經對十堰進行了反復研究的張朝榮敏銳地感覺到，一個前所未有的歷史性機遇正在向自己走來。他沉吟了片刻，試探性地問：“趙書記，要是我來投資發展公共交通事業，行不行啊？”這是一個綿里藏針的問題。如果對方回答含糊，一切后話自不用多說。同行中有人會心地看了張朝榮一眼，他們知道，這個問題太厲害了，當著如此眾多的商界名流和政府高層，他張朝榮就敢向一方最高領導要一句準話。
趙斌的回答斬釘截鐵：“行，怎么不行？！”不但當場就給張朝榮吃了一粒定心丸，還讓所有商界人士看到了十堰改革開放的決心和胸懷。
于是兩只大手緊緊地握在了一起。
第二天，市委的幾位主管領導以及市有關部門的負責同志與張朝榮就公交合資一事進行了后續商談，就一些關鍵問題達成了意向性協議。
不料，12月11日清晨，這個意向協議簽訂才13天，十堰就發生了“公交風波”，出現了本文開頭的那一幕。
12月11日上午，剛剛察看過公交干線的趙斌主持召開市委常委緊急會議，通報情況，統一思想，部署工作，到會的市委和市政府領導一致表示，改革必須推進。
12月11日夜，趙斌帶領市委、市政府分管領導和有關人員到三個車場以及主要交通要道，宣傳政策，疏通人流和車流。
12月12日凌晨4點，毫無困意的趙斌在辦公室桌前草擬上午市委常委擴大會議的發言提綱。
12月12日凌晨6點，趙斌接到電話，三個車場已經全部正點發車，恢復營運。徹夜未眠的他長吁一口氣，走到窗前，向東方眺望，一輪紅日正在穿過稀薄的云霧噴薄而出。
這是一次政策與資本的碰撞，也是一次舊理念與新理念的碰撞。
十堰市公共汽車總公司成立于1968年，當時有職工1908人，公司擁有營運線路22條，營運車輛372輛，盡管每年有一定額度的財政補貼，但是截至1998年仍然累計虧損2700萬元。近幾年仍是明盈暗虧。如果減去財政每年補貼的550萬元和應交未交的330萬元營業稅，2002年虧損760萬元。這說明十堰公交像其他城市公交一樣存在著一個帶有普遍性的問題——依賴財政補貼，缺乏發展資金。
對于十堰的決策層來說，公交改革不僅是行業的革新、建立公交大網絡的需要，更是要以此推動那些已經銹蝕的舊機制發生變革，帶動整個十堰經濟的發展和第二次飛騰。
面對公交職工的各種顧慮和情緒，張朝榮以書面形式莊嚴承諾：職工不下崗，工資不降低，優秀管理人員不設年齡限制，承擔政府要求的全部社會責任和義務。
2003年1月4日，建設部頒布《關于加快市政公用事業市場化進程的意見》，明確提出鼓勵社會資金、外國資本參與城市市政公用設施建設。這和十堰市正在推進的改革不謀而合。
2003年2月18日，十堰公汽公司舉行職工代表大會，一致通過了改制合資方案。3月22日，市長陳天會主持召開的市政府會議同意張朝榮獨家出資2320萬元購買國有公交公司的全部股權，再以每年800萬元買斷十堰市22條公交線路18年的特許經營權。
十堰公交的成功改制，不僅觸動了這座城市中銹蝕的舊機制，沖破了阻礙十堰改革開放的堅冰，而且揭開了中國公交新時代的篇章，同時預示著中國民營資本自主時代的來臨。
2003年4月29日，十堰市市委書記趙斌宣布，湖北省十堰市公交集團有限公司正式成立。這是中國市政公用事業史上尚無先例的大事。
公交集團公司成立以后，減少了中間管理層，優化組合人力、物力、財力，引入充滿活力的用人、分配、營運、服務、財務成本管理新機制，逐步創辦了廣告公司、旅游公司、物資公司、快餐公司等第三產業，努力倡導“公交服務、追求進步”的服務理念，打造“團結、務實、改革、創新”的企業精神。
集團公司投資3380萬元購買了110輛空調豪華大巴，相繼投入到7條線路上營運，并成立了女子品牌線路。公司還對部分站廊、路牌進行了整修，對物資公司等20多座辦公樓進行了改造，大修車輛23輛，報廢整車113輛。
公交集團不但以完善的服務監督機制促進優質服務，還大大提升了公交科技含量，在全線推廣了車輛監控系統、電子顯示屏、熒光電子線路牌等高科技車載設備。
改制后的2003年，公交集團實現經營收入643423萬元，同比增長23%，完成營運里程3087萬公里，增長12%，實現利稅699萬元；2004年實現經營收入7819.3萬元，利稅598萬元；2005年公司確定了實現經營收入1.01億元的目標。
公交集團公司在努力創造經濟效益的同時真情回報社會。向光彩事業捐款100萬元；為環衛部門出資80萬元購置垃圾桶200只；頂住空調車高成本運行的巨大壓力，暫緩車票調價，讓利于廣大乘客；調集車輛和人員免費為市內大型活動服務；忠實履行8項免費乘車服務職能；發售困難職工和學生月票。這一系列措施，樹立了民營公交的良好形象，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好評。
2003--2004年，張朝榮當選為十堰市張灣區人大代表，同時被推選為十堰市政協委員。他還獲得了中國鄂西北優秀企業家等光榮稱號。
從溫州到十堰，張朝榮總是不停地奔跑，以智慧和實力贏得喝彩和掌聲，以領跑者的姿態不斷超越自己。盡管生命中的一個個冰點曾經那樣深深地刺痛他的心，但他仍堅定地把發展中國公交事業作為自己永恒的使命，將自己的財力、物力和精力發揮到極致，從而創造了一個民營企業家輝煌的價值。
2002年12月11日清晨6點，湖北省十堰市市委書記趙斌接到緊急報告：市公交公司的372臺車全部停運！很多無法正常上班的工人滯留在站臺上不知所措。
湖北省委、省政府發來傳真，要求十堰公交盡快恢復營運。
國務院發來傳真，要求十堰公交盡快恢復營運。
7點，趙斌與幾位市領導及有關部門負責人，匆匆前往幾條重要公交干道，看到城市交通幾乎全部癱瘓；一些市民流露出憂郁的眼神，一些人揮動著旗幟在謾罵、呼叫：“趙斌把公交公司賣給溫州商人了！”“溫州老板要帶600個司機到十堰來了！”
這里所提到的“溫州老板”就是張朝榮。
早在1995年，張朝榮就曾在浙江溫州引發過“鹿運事件”，不但引起了眾多媒體的高度關注，而且引發了一場遍及決策機構、學術界和媒體的大討論。
今天，張朝榮在湖北十堰又引發“公交風波”，不僅引起了廣大市民、各級領導機關和眾多媒體的關注，而且正是這場共和國歷史上尚無先例的公交體制改革，沖破了這個城市改革開放的堅冰，揭開了中國公交新時代的篇章。
不論是“鹿運事件”，還是“十堰風波”，都引發了一個劃時代的心靈震撼。人們不禁要問：張朝榮究竟為什么會一次又一次地引起軒然大波？
上篇：帶著疲憊和艱辛在兩個城市間奔走
20世紀50年代，張朝榮出生在溫州。
1966年，小朝榮依依不舍地放下了心愛的課本，離開了朝夕相伴的老師、同學和父母，開始獨自到杭州謀生。
起先，他在工地跟著師傅學習做通風材料。張朝榮的悟性高，待人又謙虛，很快就得到了師傅們的夸贊。不久，師傅們還看到了這個年輕學徒的另一個特點，那就是不服輸，肯鉆研，有一股子韌勁。很快，張朝榮就成了浙江工業設備安裝公司出類拔萃的技術工人。他參加過浙江體育館、杭州劇院和一些大賓館的建設施工。
1984年，34歲的張朝榮帶著200元的家底和滿身的疲憊回到了魂牽夢縈的故里。這時，他發現溫州變了。作為中國第一批開放的城市，這里的空氣中流蕩著一種久違的熱力，那是激情、夢想與創造的熱力。張朝榮再也坐不住了。他成立了一個安裝隊。憑著自己的技術和信譽，很快就接到了一個加工螺旋滾動結晶設備的工程。
看了圖紙，對方要求的精密度是0.050。2個月過去了，一臺完全按圖紙制造的精密儀器擺在了客戶的面前，精密度竟達0.010！對方贊不絕口。
第一次牛刀小試，張朝榮凈賺1萬元。這是他有生以來掙到的第一筆數額龐大的財富。
生活是如此的充滿戲劇性。18年的時間，他的積蓄只有200元，而現在不到2個月的時間就能掙上1萬元。
有了第一次的成功，張朝榮的膽子更大了。他開始自己包起了工程，和合作人四六分賬，短短的40天時間里，奇跡般地掙了10多萬元。就在昨天，金錢曾經和他那樣遙遠，然而當命運把自己的魔方顛倒過來的時候，他忽然覺得自己似乎領悟了關于這個城市的一些生存法則。
每天走在溫州的街道上，張朝榮的心里越來越不能平靜。改革開放之后，溫州經濟飛速發展，城市建設日新月異。但是，由于管理體制的原因，公交事業一直是壟斷經營，要靠政府的財政補貼過日子，市民乘車難成了困擾溫州經濟發展的一個突出問題。
張朝榮開始關注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公交產業。香港公交事業的發展給了他很大的啟示：城市交通不僅是一個產業，還可以由此帶動相關產業。香港的公交旅游事業每年就能補貼很大的公共支出。漸漸地，一個關于城市交通事業的藍圖，在他的腦海里逐漸清晰起來，他所要等待的只是一個合適的時機和合適的地點。
中篇：帶著成功與傷痛走進公眾視野
1985年，張朝榮開始投資交通運輸業。他給自己的第一個經濟實體取名為勝利客運服務社。不過，他碰到了一個大難題--城市運輸拒絕民間投資。
在當時的一些人看來，張朝榮居然敢于要求將20輛三輪車投入城市運輸，這簡直不可思議。然而在張朝榮看來，自己的請求合情合理。城市的交通必須最大程度地符合市民的利益，他相信自己的要求是符合城市發展利益的。于是，張朝榮去找一位政府領導人，向他詳細匯報了當地運力不足的問題和自己的服務方案。這位領導人沉吟良久，最后批示：“下不為例！”
這是一個開明的“下不為例”。它充滿了政治的老練和機智，在寬容與原則之間，這種中庸的表達，在若干年之后催生出中國的一個“尚無先例”。沒有誰會想到，這個要求給自己20輛三輪車上牌照的人，會在中共十六大之后不久便改變了中國交通事業的經濟格局，成為中國投資城市公共交通事業的第一人。
后來注冊了溫州五馬公司的張朝榮意識到，要發展面向未來的城市交通，必須要有好的車型。他和朋友們一合計，去上海購買了20輛菲亞特，浩浩蕩蕩開回了溫州。
張朝榮的出租汽車公司管理規范，加上他守信用，辦事規矩，許多出租車司機紛紛掛靠到他的名下。到1987年6月，五馬出租公司的車輛已經達到了200輛。
1987年，張朝榮發現溫州城市之間的運輸車輛比較落后，難以適應經濟發展和對外交往的需求，而經過幾年城市間運輸網的改造，道路的性能已經大大提高，這無疑給發展溫州民間的城市間交通提供了最佳的歷史機遇。
張朝榮一次性購買了10輛62座黃海牌大巴，申請開往杭州、金華和長沙的線路，成立了當時溫州唯一用高檔車跑長途的車隊。線路開通以后，很快就在這些線路中占據了很大的市場份額。為了保障運輸的安全，張朝榮在管理上下功夫，對公司的200輛車的車號、運行線路，他倒背如流。
1990年，張朝榮買了35輛少林牌中巴車，準備投入市內交通，擬成立鹿城運輸總公司。但是，和當年的三輪車一樣，35輛中巴車再一次被無情地擋在了城市公交系統之外。
張朝榮很欣賞這樣一副楹聯：“海到無邊天作岸，山登絕頂我為峰。”他覺得，沒有比人更高的山峰，沒有比腳更遠的道路。
1992年，鄧小平發表了南方談話。張朝榮很快意識到，這將給民營資本帶來歷史性的機遇，于是又購買了35輛揚子牌中巴。前車未動，又添新車，有人勸阻張朝榮：你這不是把資金往水里扔嗎？他笑而不答。
所謂成功者，就是善于捕獲機遇的人。張朝榮經過再三思考，決定主動出擊。他找到當時的區團委，希望為貧困地區搞“義運”，立即得到了贊同。有了區團委這面旗幟，張朝榮的10輛中巴車很快出發了。10輛車7天的收入全部交到市民政局，捐獻給了貧困山區的兒童。
很快，有關部門帶來了令人振奮的消息：這10輛車將會有合法的牌照，但必須掛靠單位，戴上集體的“紅帽子”。1993年2月19日，張朝榮掛靠的鹿城運輸總公司正式開始營運。當時公司的注冊性質是集體企業，固定資產是180萬元人民幣。溫州鹿城運輸總公司的加盟，激活了公交系統的競爭機制，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城市交通的面貌。半年之后，當時的市長又給鹿城運輸總公司批了86輛車輛的指標。
鹿城運輸總公司的資本介入，直接延伸了當時溫州市的交通網絡布局。1994年，公司投入23輛中巴開辟了“溫州——茶山”的旅游專線。
從1993年到1995年，鹿城運輸總公司在張朝榮的帶領下迅猛發展，車輛從10輛增加到93輛，固定資產也從180萬元增加到800多萬元。
張朝榮的出色工作不僅贏得了股東的擁戴，也贏得了社會各界的贊許。他先后被推選為溫州市政協委員、溫州市工商聯執委。
1995年3月，溫州發生了震驚全國的“鹿運事件”。
3月16日中午，張朝榮接到了一份10個小時后去參加股東大會的通知，這讓他大惑不解。在公司里，張朝榮是最大的股東，約占公司總股金的62%，而且一直出任公司總經理和法人代表。這樣的股東大會自己怎么全然不知？
落座之后，張朝榮感覺更加異常。公司的36名股東有29名缺席，到會的連同自己在內僅有7人，其余有5人則是鹿城區工交委的官員。一個既不是公司股東也不是區工交委領導的不速之客神秘列席，更使他感到意外。
會議以異乎尋常的方式很快地宣布：罷免張朝榮鹿城運輸總公司的總經理和法人代表。同時，在29名股東缺席的情況下，會議以舉手表決的方式“通過”了非股東以原始股大于50%股值入股。這意味著公司的現有資產將被非法轉移，股東的權益將遭受極大的侵害。不僅如此，非股東將通過股權來操控公司的命脈，幾百名員工的心血將因此付諸東流。
面對這個精心策劃的陷阱，張朝榮憤怒了，他用提前退席的方式表達了自己強烈的抗議。
緊接著，在短短的幾天里，新的公司班子霍然啟用了新的公章，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更換了《企業法人營業執照》和《稅務登記證》，并將公司地址飛速遷移到一個皮鞋廠內。
張朝榮忍無可忍，投書《中華工商時報》，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溫州市股份企業管理規定》等法律法規，對這次股東大會的召集程序、表決效力、新公章的啟用等諸多問題提出了質疑。
一時間，“鹿運事件”成為整個社會爭論的焦點，因為這個問題帶有極大的普遍性。長期以來，大量民營資本為了生存與發展，不得不戴著“紅帽子”。“鹿運事件”的處理，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中國民營資本未來的命運。
正是由于這一問題的高度敏感性和普遍性，《中華工商時報》以來函照登的方式率先向公眾披露了這一消息。該報記者還深入溫州，一連采寫了7篇關于“鹿運事件”的報道。《經濟日報》、《經濟參考報》、《浙江經濟》等多家媒體也對此作了報道。
在溫州，“鹿運事件”更是掀起軒然大波。一些有識之士紛紛建言，其中包括市、區的幾位領導同志。
在北京，一批專家學者也對“鹿運事件”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1995年5月，張朝榮試圖通過行政訴訟的方法，要求撤銷對自己的不公正處理。但是，直到1999年秋天，在鹿城區法院院長親自過問下，鹿城區法院才受理了訴訟，經過鹿城區經委(原工交委)與體改委、工商局、交通局多方協調，鹿城運輸總公司終于正名為股份合作制企業。是年12月底，張朝榮領回了失去將近5年的《企業法人營業執照》。
在這5年里，張朝榮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好在歷史是最嚴厲的考察官，它不會為偉人諱，為名人忌，為權力飾……它會對人和事作出真實公平的評判。
經過幾個月的重整旗鼓，2000年4月5日，鹿城運輸總公司舉行了新一屆董事會，張朝榮再次以最高票當選公司董事長。
走過雨季的張朝榮心情格外燦爛。他預感“鹿運事件”的解決是一個有意義的征兆，它預示著中國民營經濟的曙光閃現了！因而，他的公交夢做得更大、更遠。
下篇：帶著激情與夢想領跑公交新時代
張朝榮沒有想到，自己的圓夢時刻竟然這么快就到來了。
2002年6月7日，應民建十堰市委會的邀請，民建溫州市委會組織一批溫州企業家赴湖北十堰考察，民建市委委員張朝榮就在其中。
美麗的6月，鄂西北的這座山城似乎要向遠方的客人展露她全部的曲線和魅力，那些在夕陽下蜿蜒的山脊和潺潺的溪水，讓張朝榮一下子就喜歡上了十堰。
十堰是汽車城，公共交通道路質量相當優越。憑借著自己多年經營城市交通的經驗，張朝榮敏銳地發現十堰市較為落后的公共汽車與寬廣平坦的城市道路很不相稱。于是，他那個魂牽夢縈的城市公交夢頓時開始燃燒起來。能不能進軍十堰市的公共交通事業？他有雄厚的經濟實力，可以向十堰投入發展所必需的資金；他有豐富的市政交通管理經驗，可以一舉改變十堰的交通現狀，提高整個城市的交通功能和格局。
同年11月28日，在一次座談會上，十堰市委書記趙斌說：“投資環境就是生產力，就是創造力，就是凝聚力！誰影響了十堰的改革開放，誰就是十堰的罪人！”一席話擲地有聲。
已經對十堰進行了反復研究的張朝榮敏銳地感覺到，一個前所未有的歷史性機遇正在向自己走來。他沉吟了片刻，試探性地問：“趙書記，要是我來投資發展公共交通事業，行不行啊？”這是一個綿里藏針的問題。如果對方回答含糊，一切后話自不用多說。同行中有人會心地看了張朝榮一眼，他們知道，這個問題太厲害了，當著如此眾多的商界名流和政府高層，他張朝榮就敢向一方最高領導要一句準話。
趙斌的回答斬釘截鐵：“行，怎么不行？！”不但當場就給張朝榮吃了一粒定心丸，還讓所有商界人士看到了十堰改革開放的決心和胸懷。
于是兩只大手緊緊地握在了一起。
第二天，市委的幾位主管領導以及市有關部門的負責同志與張朝榮就公交合資一事進行了后續商談，就一些關鍵問題達成了意向性協議。
不料，12月11日清晨，這個意向協議簽訂才13天，十堰就發生了“公交風波”，出現了本文開頭的那一幕。
12月11日上午，剛剛察看過公交干線的趙斌主持召開市委常委緊急會議，通報情況，統一思想，部署工作，到會的市委和市政府領導一致表示，改革必須推進。
12月11日夜，趙斌帶領市委、市政府分管領導和有關人員到三個車場以及主要交通要道，宣傳政策，疏通人流和車流。
12月12日凌晨4點，毫無困意的趙斌在辦公室桌前草擬上午市委常委擴大會議的發言提綱。
12月12日凌晨6點，趙斌接到電話，三個車場已經全部正點發車，恢復營運。徹夜未眠的他長吁一口氣，走到窗前，向東方眺望，一輪紅日正在穿過稀薄的云霧噴薄而出。
這是一次政策與資本的碰撞，也是一次舊理念與新理念的碰撞。
十堰市公共汽車總公司成立于1968年，當時有職工1908人，公司擁有營運線路22條，營運車輛372輛，盡管每年有一定額度的財政補貼，但是截至1998年仍然累計虧損2700萬元。近幾年仍是明盈暗虧。如果減去財政每年補貼的550萬元和應交未交的330萬元營業稅，2002年虧損760萬元。這說明十堰公交像其他城市公交一樣存在著一個帶有普遍性的問題——依賴財政補貼，缺乏發展資金。
對于十堰的決策層來說，公交改革不僅是行業的革新、建立公交大網絡的需要，更是要以此推動那些已經銹蝕的舊機制發生變革，帶動整個十堰經濟的發展和第二次飛騰。
面對公交職工的各種顧慮和情緒，張朝榮以書面形式莊嚴承諾：職工不下崗，工資不降低，優秀管理人員不設年齡限制，承擔政府要求的全部社會責任和義務。
2003年1月4日，建設部頒布《關于加快市政公用事業市場化進程的意見》，明確提出鼓勵社會資金、外國資本參與城市市政公用設施建設。這和十堰市正在推進的改革不謀而合。
2003年2月18日，十堰公汽公司舉行職工代表大會，一致通過了改制合資方案。3月22日，市長陳天會主持召開的市政府會議同意張朝榮獨家出資2320萬元購買國有公交公司的全部股權，再以每年800萬元買斷十堰市22條公交線路18年的特許經營權。
十堰公交的成功改制，不僅觸動了這座城市中銹蝕的舊機制，沖破了阻礙十堰改革開放的堅冰，而且揭開了中國公交新時代的篇章，同時預示著中國民營資本自主時代的來臨。
2003年4月29日，十堰市市委書記趙斌宣布，湖北省十堰市公交集團有限公司正式成立。這是中國市政公用事業史上尚無先例的大事。
公交集團公司成立以后，減少了中間管理層，優化組合人力、物力、財力，引入充滿活力的用人、分配、營運、服務、財務成本管理新機制，逐步創辦了廣告公司、旅游公司、物資公司、快餐公司等第三產業，努力倡導“公交服務、追求進步”的服務理念，打造“團結、務實、改革、創新”的企業精神。
集團公司投資3380萬元購買了110輛空調豪華大巴，相繼投入到7條線路上營運，并成立了女子品牌線路。公司還對部分站廊、路牌進行了整修，對物資公司等20多座辦公樓進行了改造，大修車輛23輛，報廢整車113輛。
公交集團不但以完善的服務監督機制促進優質服務，還大大提升了公交科技含量，在全線推廣了車輛監控系統、電子顯示屏、熒光電子線路牌等高科技車載設備。
改制后的2003年，公交集團實現經營收入643423萬元，同比增長23%，完成營運里程3087萬公里，增長12%，實現利稅699萬元；2004年實現經營收入7819.3萬元，利稅598萬元；2005年公司確定了實現經營收入1.01億元的目標。
公交集團公司在努力創造經濟效益的同時真情回報社會。向光彩事業捐款100萬元；為環衛部門出資80萬元購置垃圾桶200只；頂住空調車高成本運行的巨大壓力，暫緩車票調價，讓利于廣大乘客；調集車輛和人員免費為市內大型活動服務；忠實履行8項免費乘車服務職能；發售困難職工和學生月票。這一系列措施，樹立了民營公交的良好形象，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好評。
2003--2004年，張朝榮當選為十堰市張灣區人大代表，同時被推選為十堰市政協委員。他還獲得了中國鄂西北優秀企業家等光榮稱號。
從溫州到十堰，張朝榮總是不停地奔跑，以智慧和實力贏得喝彩和掌聲，以領跑者的姿態不斷超越自己。盡管生命中的一個個冰點曾經那樣深深地刺痛他的心，但他仍堅定地把發展中國公交事業作為自己永恒的使命，將自己的財力、物力和精力發揮到極致，從而創造了一個民營企業家輝煌的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