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份制經濟”、“政治上的諍友”、“監督法”、“伊斯蘭教”、“散雜居地少數民族權益保護”，這些看似互不相干的詞，在尤素福·蔣福弟那里得到了有機的統一。作為民建浙江省委會副主委、杭州市委會主委、杭州市政協副主席，他從一個從事股份制經濟研究的專家成長為一名有較高聲望的“政治上的諍友”；作為蟬聯三屆的全國人大代表，他提出了關于“監督法”的“一號議案”；作為一名少數民族干部，他進京參加全國人代會12次，關于“散雜居地少數民族權益保護”的議案也提了12次；作為杭州市伊斯蘭教協會會長，他不但為滿足穆斯林群眾的生活、宗教需求而不斷呼吁，而且在緊要關頭挺身而出，為維護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做出了貢獻。

　　在杭州市政協的辦公樓里，人們時常見到一位個子不高、容光煥發的中年人，他總是拎著一個鼓鼓囊囊的皮制攝影包。千萬別以為他是一位資深的媒體從業者，包里裝的也絕不是攝影器材。他是民建浙江省委會副主委、杭州市委會主委、杭州市政協副主席、杭州市伊斯蘭教協會會長、十屆全國人大代表尤素福·蔣福弟。他包里裝的除了公文材料外，還有他的伙食，作為一名回族伊斯蘭教信仰者，他每天的清真食品都是自備的，即使出差也不例外。

敢于直言的諍友

　　作為民建浙江省委會副主委、杭州市委會主委和蟬聯三屆的全國人大代表，蔣福弟把參政議政視作自己一生的職責，并為之勤奮地工作。遠的不說，在2002年至2004年的全國人代會上，他領銜提交了17份議案和16條建議，內容涉及我國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在2003年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中，在接受人民網記者的采訪時，蔣福弟說，雖然我已是第三次參加全國人代會了，但一點也不感到輕松。人大代表沒有新老之分，每一屆都有新代表，老代表也要有新面貌。所以我從不認為自己是一個老代表，我得從頭學，進入新的角色，履行好我的職責。

　　他在各種會議上以發言多、涉及面廣、見解深著稱。有人問他其中緣由，他笑著說出了“五多”：多學、多記、多問、多跑、多思考。

　　從政之前，蔣福弟在國營商貿企業從事管理工作，是公司董事、副總經理和總會計師。在長期的經濟工作中，他善于將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勇于實踐，敢于創新，成為企業財務管理和股份制經濟研究方面的專家。1992年，他受命負責杭州解放路百貨商店的上市工作，在近兩年時間里，他研讀了大量有關股份制經濟的文章，并結合企業特點推出上市方案，使解百一舉成為杭州商貿系統首家上市公司。勤奮的學習和實踐也使蔣福弟在理論上多有收獲。1997年蔣福弟離商從政。面對社會角色的轉換，他感到該學的東西實在太多。正是這“五多”，使他很快適應了社會身份的轉變，成為一名有影響力的參政黨地方組織的領導人。

　　蔣福弟在參政議政的舞臺上“敢于直言”。他常說，我們作為參政黨，就應該敢于把真話說出來，敢于做一個政治上的諍友。

　　1998年3月，在充分調研的基礎上，蔣福弟向九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領銜提交了“加快制訂《監督法》”的議案，被大會列為“一號議案”。按常理，議案獲此重視，提案者應該感到很滿足，但蔣福弟并未就此止步。他明白一個法律的出臺因受方方面面的影響而進展緩慢是常有的事。1999年3月，他又與另一位代表共同領銜并聯合60位代表提交了有關《監督法》的議案。他對記者說，我反映的是人民的呼聲、廣大老百姓的呼聲，現在有法不依、違法不究、執法犯法、以權壓法、貪贓枉法的現象相當嚴重。《憲法》賦予人大以監督權，但是由于缺少《監督法》而往往使監督不能落到實處。老百姓是講實的，要真的。人大作為人民權力機關，監督若搞“形式”、走“過場”，人民群眾當然會很不滿意，甚至反感。因此《監督法》的制定在保證質量的前提下，非快不可！《監督法》如果出不了臺，明年開會我還要提！

　　2002年8月，《監督法》草案擬就。蔣福弟作為十名全國人大代表之一，被全國人大常委會邀請列席該草案的審議會。在會上，他又直言：最核心的問題是，《監督法》出臺不是為立法而立法，而是講求通過《監督法》很好地補充、完善《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監督權力，使監督更具針對性、可操作性，講求監督實效，避免立法不能解決實際問題。

　　2004年3月，在十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上，蔣福弟又一次提交了《關于盡快落實〈監督法〉出臺的議案》。他的這份執著勁實在令人欽佩。

　　蔣福弟認為，只要出于公心，該說的話總是要說。作為杭州市政協副主席，在政協全會的小組討論會上，他對加強政協自身建設提出了意見。他說，加強政協自身建設是履行職能的保證。政協干部隊伍要年輕化，改變“干部到了政協是最后一站”的老做法；政協領導參加市里四套班子的活動項目要清理一下，現在陪同的任務太重，虛功太多，政協領導應該騰出精力，多做實事，多深入到委員和人民群眾中去。這些意見被印在全會的《簡報》上，在委員中傳閱。

杭州穆斯林的兄長

　　從1983年起，尤素福·蔣福弟就在杭州市伊斯蘭教協會任職，從副秘書長一直做到會長。作為一名少數民族干部，他總是利用各種機會反映少數民族同胞的意見和要求，維護其合法權益；作為一名穆斯林，他始終以兄長般的情意教育引導信教群眾堅持黨的領導，繼承發揚愛國愛教的優良傳統，積極引導伊斯蘭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

　　他對當前的民族宗教工作有很深的見解，主張用科學的發展觀去審視黨的民族宗教政策。他說，民族宗教工作有三個特點：一是長期性，這就要求我們要時時重視，不要事到臨頭才特別予以重視；二是群眾性，對穆斯林來說，他們首先是群眾，是信教的群眾，不能只將工作重點放在“信教”這個問題上，而忽略了群眾性；三是復雜性，民族與宗教兩個問題總是交錯在一起，處理這些問題一定要非常細致，不能有稍微的疏忽。

　　他還常牽掛著散雜居地少數民族權益保障問題。從1993年第一次進京參加全國人代會算起，到2004年他已進京開會12次，要求制定《散雜居地區少數民族權益保障法》的議案就提交了12次。2003年浙江省高校招生工作中突然取消了對散雜居地少數民族考生的照顧政策，引起了少數民族考生的強烈反應。蔣福弟一了解到這個情況，馬上提筆向省、市有關部門反映情況，并緊緊抓住2004年4月6日省委書記習近平等領導來鳳凰寺視察的機會，在座談會上建議，少數民族貧窮、落后的眾多原因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文化、教育的落后。黨在教育上幫助少數民族的政策，正是為了從根本上關心、幫助和提高少數民族的文化素質，加快縮小差距，與漢族共同進步。所以希望浙江省能從全面落實黨的民族政策出發，繼續實施散雜居地少數民族與集聚居地少數民族同等待遇的辦法，以促進我省的民族團結和進步事業。省領導和有關部門對此建議十分重視。5月省高招辦發出緊急通知，恢復對少數民族考生加10分投檔的優惠政策。

　　滿足穆斯林群眾宗教生活的要求是蔣福弟的又一份牽掛。作為杭州市伊斯蘭教協會會長，他對穆斯林群眾是兄長般無微不至的關心。在人大、政協的會議上，他不斷地為滿足穆斯林群眾的生活要求而呼吁：大到新建宗教活動場所的立項和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古鳳凰寺的維修及保護，小到穆斯林群眾日常清真食品的供應與清真飲食條件的改善等，都凝聚了蔣福弟的心血。

　　2000年8月，杭州市某媒體違反黨的民族宗教政策，錯誤刊登了一篇有關穆斯林群眾清真飲食習慣的文章，傷害了民族感情，引起了穆斯林群眾的極大義憤，部分群眾甚至要游行抗議。在此緊急關頭，蔣福弟置病危搶救中的妻子于不顧，全身心地投入到事件的解決當中。面對情緒激昂的群眾的申訴和責罵，他強忍妻子病故的悲痛，與伊協領導班子一道，耐心細致地做好溝通、說服和疏導工作，終于得到穆斯林群眾的諒解，而使事態逐步平息。事后回憶起這次事件，蔣福弟說，對于妻子和家人，我是欠了債的，但為了民族團結和社會穩定，我無怨無悔。

杭州民建的“班長”

　　蔣福弟是在1997年5月當選為民建杭州市委會主任委員的。在機關里，他更樂意自稱為“班長”。這個稱謂，對他來說，是在強化他作為民建杭州市委會領導的責任。“班長”不但要帶領大家在參政議政的舞臺上有出色的表現，還要為班里所有成員服務。在“班長”的帶領下，民建杭州市委會無論參政議政、社會服務還是自身建設都取得了較大的進步。近年來，民建市委會發動會員、會員企業和機關干部為各類公益事業捐款100余萬元。在杭州市“兩會”上，共提交了125件議案和建議、183件提案。2004年杭州市人代會共立案議案13件，其中4件是民建會員代表所提；政協全會確定的10件重點提案中，民建市委會和會員所提的占了3件。

　　2003年，在他的倡議下，民建杭州市委會實行“領導重心下移”，即要求每位班子成員在任期內要參加一個支部的活動。這一制度深受支部、會員的歡迎。會員們說，現在領導離我們越來越近了。作為班長，蔣福弟到支部比以前跑得更勤了，而且基本上都在法定假日。

　　民主黨派機關在規模上是個小單位，但“麻雀雖小，五臟俱全”，而且免不了機關所特有的通病，比如工作效率不高、人際關系不夠融洽、人員結構不合理等。蔣福弟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雖然民主黨派機關管理一向比較寬松，但他依然把機關建設當作一件緊迫的事來抓。在每次機關干部會議上，他都要對大家進行“愛崗教育”。他說，在國有企業不少職工下崗、就業問題突出的當前，在機關效能建設的大背景下，無論是為自己的生存、發展考慮，還是從機關為會員、為社會服務出發，我們都沒有理由不珍惜現有的工作崗位，不做好工作，人人都要為爭做一名新時期的合格會員、稱職的公務員而不懈努力。我們的社會每天都在進步，每天都在變化，我們一定要有危機感，一定要與時俱進，否則就要被社會淘汰！在蔣福弟的推動下，在班子和全體機關干部的共同努力下，民建杭州市委會在機關人事制度上實現了多個“零”的突破：2002年，選派兩位機關干部到市機關效能突出的政府對口部門掛職鍛煉；同年7月，通過雙向選擇，引進了一位名牌大學的碩士畢業生來機關工作，走出了一條引進人才的新路子；2003年，對臨近退休的機關干部成功實施分流；12月，又對社會服務處副處長一職實行競爭上崗，有5位機關干部按程序參與競選，體現了公正、公平、公開原則，調動了機關干部的積極性。

　　接觸過蔣福弟的人都感覺到他的平易近人，有人說他“一點架子也沒有，不太像個領導”。對此，他的說法是：我來自于基層，本來就是一個平常人，再說領導并不是終身制，哪個領導都有退下來的時候。所以不管在位與否，都應該有一顆平常心，做一個平常人、耿直人、有心人，這對工作、對自身健康都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