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獨立或合作出版了十多部經濟類著作，在海內外報紙雜志上發表過上百篇經濟論文，獲得過省部級多種獎勵，入選我省“新世紀151人才工程”。他又是民建中央經濟委員會委員、民建浙江省工業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是個熱心會務的民建會員。

　　徐劍鋒總認為自己是幸運兒，他生在“文革”初期，長在改革開放時代，并直接參與了中國經濟社會的大變革。

　　高考時，徐劍鋒因語文成績不理想、數學成績優異，而無奈地選擇了經濟金融專業，直到大二，他還想著能轉系學中文。寫作是徐劍鋒的愛好，從小學到高中，他的作文經常是班級的范文。“選擇了經濟學科是幸運的，大二開始我逐漸對經濟學產生了興趣，而且越來越強烈。”本科畢業時，徐劍鋒被推薦為杭大免試研究生，就讀國際貿易學專業。“我有幸學的兩個專業，金融是國民經濟的中樞，國際貿易是推動經濟發展的三個輪子之一，在全球化時代其作用和地位越來越重要。”

　　研究生學習期間，徐劍鋒開始閱讀各種經濟名著。其間，他在國家一級刊物與海外雜志上發表了9篇經濟論文，有的論文被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相關期刊轉載，并獲得過全國財經院校研究生優秀論文獎。

　　研究生畢業后，本著對經濟研究的興趣，徐劍鋒沒有選擇熱門的金融部門、外貿公司，也婉謝了本校的挽留，而是選擇了當時冷門的部門--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而且一待就是15年。

　　做人要認認真真，做學問也要如此。徐劍鋒對學術研究總是認真負責。有一次到山區搞課題調研，對眾多農戶進行問卷調查，徐劍鋒主動承擔了調查戶數最多的一個村莊。因條件艱苦，他們當時住在鎮里，白天再跑到村里進行每家每戶的調查。三天后，在其他各村調查的同事很快完成了任務，領導也叫徐劍鋒讓農戶集中自己填就是了。但徐劍鋒還是堅持主動到每家每戶，親自幫農戶計算各種財產價值、農業投入情況。最后兩天，為了趕速度，徐劍鋒在農戶家搭伙，一直干到晚上11點多才結束當天的調研，他一個人拿著手電筒，騎著自行車，沿著靠山貼河的機耕路，往所住的鎮里趕。中間要經過一條小溪，夜里看不清深淺，他只好脫下鞋襪下水推行，深秋季節夜里的山水可真夠冷的。回到鎮里，配合調查的鎮領導知道了很是感動，但徐劍鋒卻認為這就是自己的工作，比起當地農民這根本算不了啥。最后一天，到了晚上10點左右，他的任務基本結束，鎮領導特地叫了輛機動三輪車來接他，但徐劍鋒在復核時發現還有疑難問題且需要不少時間。為了不讓他們久等，徐劍鋒一定叫他們先回，自己留下來堅持干到晚上11點多，才將任務圓滿完成。一個當地農民很是感動，堅持要開機動三輪車把徐劍鋒送到鎮上。徐劍鋒感到欣慰的是，自己的勞動沒有白費，由多位同事共同完成的這篇報告獲得了浙江省政府首屆優秀報告獎。

　　徐劍鋒做學術研究時，對引用的數據資料總是非常謹慎。有一次，他在寫一篇報告時，發現某國家一級刊物的一篇論文中有幾個數據可以引用，但在引用時，他還是慎重地查證了《中國統計年鑒》等權威數據進行計算，結果發現那篇論文中的3個數據就錯了2個，而且相差較大。“這種失誤太不應該”，徐劍鋒嘆息說，“這種論文得出的結論肯定也成問題”。徐劍鋒很感嘆這幾年我國統計數據的可靠性，他已經多次發現國家與地方上的一些統計年鑒發生數據矛盾、錯誤的現象，“權威性的統計資料發生這種錯誤實在太不應該，這給研究工作造成了很大困難，對國家經濟發展決策非常不利”。為此，他還打電話到有關編寫部門提出這一問題。

　　上世紀90年代正是大變遷時期，全民經商熱此起彼伏，研究部門的經費短缺，待遇差，與在金融部門、外貿部門工作的同學相比，“我與同學們的經濟水平差距越拉越大”，但徐劍鋒總是能調整自己的心態，并沒有為此動搖過，“搞研究，心里不能浮躁，隨著經濟的發展，經濟研究的重要性必然會逐步體現”。

　　1995年，徐劍鋒等人一起承擔的“浙江與韓國產業布局比較”課題，提出了浙江城市化要改變“注重小城鎮，忽視中心城市”的現狀，應該把城市重點轉向“中心城市”，并提出了“以點帶角，兩點帶線，點線帶面”的發展思路；要求調整行政區劃結構，杭、寧、溫要擴大城區，應發展成全省的中心城市，同時要把衢州扶持成浙江西部的中心城市。這一政策主張引起了政府有關部門的重視。

　　1997年初，針對浙江經濟發展進入新水平，人均GDP跨上1100美元臺階的情況，徐劍鋒根據國外案例，提出了“浙江經濟將進入結構快速調整期，對外開放度加大，消費結構改變，需要改變投資結構，政府要加大對公共設施的投入”，由此他率先提出了“浙江要實現三小時交通圈(各地市到浙中金華)”。不久，省政府提出了“浙江實現四小時交通圈(各地市到杭州)”的決策。

　　1999年，徐劍鋒撰寫的《大企業與中小企業的合作網絡研究》一文，被國家青聯、共青團中央、中國社科院、中國科學院聯合舉辦的“1999中國青年科技論壇”評為三等獎。2000年，他寫的《中西部經濟合作的難點與啟動》一文，獲得了“2000中國青年科技論壇”二等獎。

　　2002年8月，在上海市政協、國家經貿委、上海市社科院聯合組織的“長三角經濟合作論壇”上，徐劍鋒提交論文并作大會發言，針對“長三角地區惡性競爭與產業結構雷同”這一觀點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認為，產業結構趨同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構趨同有利于產業內貿易與合作。他并指出長三角經濟發展最大的障礙是各地政府過多干預經濟，尤其是在引進外資方面打地價仗與稅收優惠戰，導致資源錯誤配置。同時，徐劍鋒認為上海正進入國際大都會時代、結構大轉型時代、產業大集聚時代與游憩型汽車時代，上海的新時代正在來臨，長三角應加強經濟合作，實施差異化發展戰略。此文被眾多媒介及網站轉載，并被評為浙江社科青年優秀論文獎。

　　與此同時，徐劍鋒還在浙江理工大學兼職帶區域經濟專業研究生，并在浙江理工大學與浙江工業大學從事教學工作。雖然教學工作增加了不少工作量，但徐劍鋒說，適當的教學工作有利于把研究成果向學生傳播，培養大學生對經濟研究的興趣，同時也利于嚴謹治學。

　　2002年，徐劍鋒因突出的工作成果，入選浙江省“新世紀151人才工程”，被浙江省社會科學院聘為研究員，成為浙江省社科院最年輕的一位研究員，同時擔任了浙江省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

　　徐劍鋒看重研究工作，視其為生命，但他也同樣看重民建的有關工作。1996年底，徐劍鋒主動申請，正式加入了中國民主建國會。加入民建后，徐劍鋒將參政議政與自己的工作相結合，把一些科研成果提煉成相關的信息與提案。1997年以來，徐劍鋒相繼提交了“警惕降息陷阱”、“加入WTO要有底線”等20多條信息。其提交的信息一部分來自科研成果，但也有相當一部分信息是通過與廣大群眾的交流所提煉的。徐劍鋒保持經常上網的習慣，而且也經常在網站上發帖子留言，或直接參與熱門事件的討論。“這樣有利于同社會各階層直接而自由地交流，了解廣大群眾尤其是青年人的心理，傾聽群眾的呼聲”，這對我們做好“下情上達”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比如他1999年提供的“一些青年對我國外交政策的反應”、“我駐南聯盟領事館被炸的社會反應”、“對臺灣統戰工作的幾條意見建議”、“張惠妹事件不宜政治化”等信息，均來自于此。徐劍鋒提交的20多條信息先后被中央統戰部《零訊》內刊、民建中央、浙江省委統戰部、浙江省政協等部門采用。為此，徐劍鋒在1997、1998、1999連續三年被評為民建浙江省優秀信息員，2000年被評為民建浙江省優秀會員。

　　“民建為我們參政議政提供了很好的大平臺”，徐劍鋒說，“有不少建議通過民建組織向上反映，可以起到較快的效果，我很后悔，加入民建遲了點”。徐劍鋒笑著說，“這不是開玩笑，確實如此”。還記得1995年，當時中國經濟發展迅速，但徐劍鋒敏感地發現改革開放后中國東部經濟的發展并沒有導致類似香港與內地之間的產業區域轉移與合作，各種要素資源加速向東部集中，東部與中西部的經濟差距越來越大，而經濟政策還一直在向沿海特區與東部地區傾斜，“如果中央政府不調整政策，企業產權制度不加速改革，中國經濟將產生區域裂變與產業裂變”。為此，徐劍鋒專門撰文《西向--中國的跨世紀選擇》，呼吁國家重視西部地區發展，通過引導與促進東部地區的企業向西部投資來開發大西部。“很可惜，我這篇算不上嚴謹的學術論文，只發表在省里一家雜志上，沒法引起輿論的關注，也得不到有關部門重視。到了1998年，北京胡鞍鋼、樊鋼等人的呼吁才引起全國的重視，才有了1999年的國家西部大開發戰略。”“如果我當時是民建會員，結果可能會大不一樣”，徐劍鋒笑著說，“1999年，我寫的一篇小文章《警惕降息陷阱》，通過民建信息上報，引起有關部門重視，并被《零訊》采用”。

　　除了參政議政，徐劍鋒還熱心為民建舉薦人才，他相繼為民建介紹了十多位青年才俊，多數經過考察已光榮地成為民建會員，不少還在民建會務與參政議政中發揮了骨干作用。

　　“加入民建，就要為民建的發展壯大出一份力，就要為中國的經濟發展與民主進步出一份力”，是的，他這么說，也是這么做的。“中國的繁榮與民主是我們民建會員共同追求的事業，也是我夢寐以求的目標，我會為了這個目標不懈地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