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從錢塘來，一本凝結中國社會科學院眾多學者心血和智慧的《浙江經驗與中國發展——科學發展觀與和諧社會建設在浙江》的書曾引起轟動。

　　在這些學者看來，人均GDP位于全國省區之首的浙江，從某種意義說，是洞察中國未來的窗口。

　　改革開放30多年，浙江在推動非公經濟快速成長的同時，國有經濟也快速發展，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這些學者力圖通過浙江的經驗來研究中國未來的發展道路。

　　堅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既是一個重大經濟問題，也是一個關系黨和國家前途命運、關系13億人口生存大計的重大政治問題。

　　一、非公有制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創造“浙江奇跡”

　　非公有制經濟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中的性質、地位和作用，是一個較為敏感并長期爭論不休的重大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大致經歷了“補充論”、“有益成分論”到“重要組成部分論”及“共同發展論”的發展過程。

　　我省是最早允許農民務工經商、允許農民長途販運、允許對農民開放城鄉市場的地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農民從狹小的土地經營中走出來，從農業走向二三產業，從農村走向城鎮，從本土市場走向國內外大市場，開始了艱苦的創業歷程。在全國還在猶疑不決的時候，浙江通過進一步采取放手發動、放水養魚、放權松綁、放寬政策等做法，突破重圍找出路，頂住壓力求發展，先后出臺了一系列鼓勵、扶持和引導政策，使個體私營經濟這棵小草逐步成長。1979年，溫州市工商局就頒發了全國第一張個體工商戶營業執照。

　　1988年，國家《私營企業暫行條例》出臺，省委、省政府及時提出“四個輪子一起轉”的政策，把個私經濟作為鄉鎮企業的組成部分加以扶持。在各級黨委和政府的熱忱支持下，我省個私經濟發展迅猛。

　　當其他地方還忙于爭論姓“資”姓“社”問題時，浙江省開始出臺一系列鼓勵、扶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經濟發展的政策。1993年，浙江省委、省政府專門下發《關于促進個體、私營經濟健康發展的通知》，鼓勵個私經濟的發展。對個體私營經濟實行“五個不”、“四個不限”。 “五個不”即：不動搖，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不動搖；不攀比，與享受國家特殊政策的省市不攀比；不爭論，就是不在姓“資”姓“社”上糾纏；不張揚，只做不說，扎扎實實埋頭干；不氣餒，千方百計克服困難；“四個不限”即：不限發展比例，不限發展速度，不限經營方式，不限經營規模。浙江省委、省政府尊重群眾的創業權利和自主選擇，支持千百萬群眾大膽進行創業實踐，突破單一所有制形式，大力發展個體私營經濟。

　　黨的十五大報告把非公有制經濟確定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浙江省委、省政府及時下發《關于大力發展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通知》，讓個私經營者經濟上有實惠、社會上有地位、政治上有榮譽、事業上有作為，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在社會主義的土壤里更快地成長壯大。

　　2002年11月，黨的十六大在北京召開，思想解放的進程又取得了重大突破。十六大報告提出兩個毫不動搖：即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這為浙江民營經濟的新飛躍指明了方向。2004年，省委、省政府及時下發《關于推動民營經濟新飛躍的若干意見》，召開了全省民營經濟工作會議，在全社會廣泛營造發展民營經濟的良好氛圍。各級黨委、政府和職能部門都出臺內容具體、措施實在、操作方便的政策措施，在法律、法規范圍內為民營經濟配送“政策套餐”，對各種不平等政策進行清理，讓民營經濟充分享受國民待遇。

　　經過30多年的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已成為浙江省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1978年底，全省非公有制企業幾乎為零，個體工商戶僅2000多戶；2007年底，全省民營企業達到45萬家，占全省企業總數的近80%，個體工商戶180.7萬戶，個體工商戶和民營企業占到全省所有市場主體總數的95%。浙江已是名副其實的民營經濟大省。全省GDP的70%、稅收的60%、外貿出口的70%以上均來自民營企業。在全國民營企業500強中，浙江占了188席。

　　“浙商”已成為全國最活躍的企業家群體。他們從雞毛換糖走向全球貿易，從祖傳手藝走向高新產業，從“草根老板”走向現代企業家。目前，約有440萬名“浙商”在全國各地投資創業，投資總額約7000億元，銷售收入超過1.3萬億元，其中對西部地區的投資超過2500億元。還有100萬名“浙商”在世界各地創業經商。“浙商”把浙江人創業創新的理念和干勁帶向全國和世界各地。

　　“浙商”以自身的努力和發展，在先行致富的同時，致富不忘國家，致富不忘人民，不斷探索回報社會的方式，積極參與光彩事業和社會公益事業。截至2008年7月，全省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在中西部地區、東北老工業基地等地區實施光彩事業項目10567個，到位資金630億元，培訓人員260多萬名，安置就業270多萬名，帶動510多萬人脫貧，捐贈各類公益事業120億元，捐建光彩中小學校220多所。

　　30年的改革發展證明，大力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具有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

　　有利于充分發掘和動員我國龐大的民間生產資源，包括人力、財力、物力、土地、技術、知識等，用于發展生產、促進經濟增長；有利于拓寬就業門路，吸納大量勞動力就業；有利于增加勞動者的收入和國家財政收入；有利于滿足人民群眾多樣化的物質文化需求，方便人民生活；有利于高新技術產業和文化產業發展，更有效地推動知識創新；有利于調動人民群眾創業的積極性，使廣大人民群眾的聰明才智得到充分發揮。非公有制經濟已成為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支重要力量。（下轉第三版）

　　（上接第一版）

　　二、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相互促進共同發展

　　有人片面地認為，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是彼此對立的。浙江的實踐證明這是不正確的。

　　過去人們往往把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和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截然對立起來，不顧生產力發展和人民生活的要求，企圖用削弱非公有制經濟來凸現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然而這種做法并沒有使公有制經濟得到迅速、健康發展，反而使公有制經濟在發展過程中步履艱難、困難重重。

　　發展非公有制經濟，不僅在創造產值的同時有利于擴大就業，而且還為國有經濟的戰略性調整和國有企業改革發展創造了條件。從一定程度上說，改革開放以來，如果沒有非公有制經濟的大發展，就不會有公有制經濟效率的提高。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水平比較低且不平衡，特別是歷史上沒有經過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許多領域的生產社會化程度比較低，不適合國家和集體經營。如果一味排斥非公有制經濟，勢必造成社會上許多事沒人干同時又有許多人沒事干，社會經濟生活出現許多“斷層”，無法正常運行，也使公有制經濟缺乏競爭失去活力，其結果必然使公有制經濟受到損害。

　　上個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浙江省非公有制經濟已經在市場營銷、招攬人才、運作機制等方面，讓國有企業感到越來越大的壓力。反觀國有企業，有的產權結構落后，有的經營缺乏活力，法人治理結構與國有資產監管運營體制尚不完善，在一些競爭性行業已明顯不具優勢。我省利用這個“倒逼效應”，啟動了以投資主體多元化為主要內容的新一輪省屬國企改革，推進國有企業的戰略性改組。按照“宜強則強、宜留則留、宜退則退”的原則，針對不同企業和不同行業，制訂了不同的改革辦法。對競爭性行業中一些優勢不明顯和經營困難、風險較大的企業，通過產權轉讓、兼并拍賣等形式進行整體改制，大幅度降低國有資產比重甚至全部退出。改革后的浙江國企從布局“寬”、產權“純”向布局“專”、產權“合”轉變。在總體布局上，國有資本加快向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聚，形成能源、交通、現代商貿物流等五大優勢產業板塊；在內部產權上，投資主體多元化的格局開始形成。

　　在多種所有制經濟的相互促進下，我省公有制經濟質量不斷提高，國有經濟布局進一步優化，在關鍵部門和基礎行業占據著控制地位，核心競爭力不斷增強。目前，全省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資產總額比改革開放之初的1978年增加了約46倍，利稅總額增加了約27倍，銷售收入增加了約40倍。全省國有資產總量居全國第3位，國有企業所有者權益、凈利潤居全國第4位，資產總額、利潤總額、凈資產和銷售收入居全國第5位。國有經濟在全省水、電、氣等基礎性行業中的比重超過80%，在化學、冶金等資本密集的基礎原材料產業中超過45%。全省盈利最大的前10位企業大多數是國有企業。我省的國有經濟憑其雄厚的資本實力、規模效益、技術優勢、規范管理，在基礎產業、先導產業和經濟命脈領域支撐著經濟的發展，輻射、引導和帶動著整個經濟的發展。國有經濟在這些基礎產業、基礎設施和公益性事業的投入和發揮作用，大大改善了整個經濟發展的基本條件，為非公有制經濟的快速發展提供了更高的發展平臺。

　　浙江多輪的國企改革為民營企業發展帶來了新的平臺與機遇，一些民營企業借助國企改革的平臺，通過整體接納國有企業成熟的銷售網絡、基礎設施尤其是職工隊伍，進入其他行業發展。發達的民間資本則幫助國有資產在改革中順利實現了戰略轉移和保值增值。積極并購、善于開拓的民營企業為需要實現戰略轉移的國有企業提供了充裕的資金。同時，浙江不少國有企業職工在市場經濟、民營經濟氛圍的影響下，觀念已發生了潛移默化的轉變，產權多元化、收入與績效掛鉤等辦法以及市場意識早已在國企職工心中“生根發芽”，發達的民營經濟又為國企職工轉移就業和自主創業提供大量機會，因而國有企業職工對改革的接受度較高，改革阻力也較小、改革成本也較低。

　　浙江的發展充分證明，各種所有制經濟可以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發揮各自的優勢，相互促進，相互包容，相互融合，相得益彰，共同發展。事實是最有說服力的。目前，中國1000家最具活力的中小企業中浙江占198家，中國大企業集團競爭力500強中浙江占124家，中國制造業500強中浙江占70家，總數均居全國第一。全省境內外上市公司達170家，其中，境內上市公司131家，中小企業板上市公司54家，均位居全國前列。在以上這些企業中，既有國有企業，也有非公有制企業，形成了千帆競發、百舸爭流的態勢。

　　浙江的實踐表明，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就必須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并把兩者統一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

　　三、不搞單一公有制，也不搞私有化是歷史和現實的正確選擇

　　改革開放以來，如何認識和探索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既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又堅持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成為一個重大的歷史性課題。

　　在所有制問題上，有的人曾經認為，進入社會主義就等同于消滅私有制。受蘇聯模式和優先發展重工業趕超戰略等因素的影響，我們單純追求所有制形式的“先進性”，搞純而又純的“一大二公”，并將非公有制經濟視為“資本主義的尾巴”進行排斥、限制、打擊。

　　1978年之前，我國基本上是公有制經濟，全國僅有個體經營戶14萬戶，從業人員15萬人，私營經濟和外資經濟所剩無幾。這種單一的公有制形式脫離了生產力發展要求，影響了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發揮。

　　唯物辯證法的認識論表明，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很難純而又純的。實踐證明，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行單一的公有制，片面追求公有制經濟所占比例，違背了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發展要求的客觀規律，不利于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

　　單一的公有制行不通，那是不是像有些人鼓吹的那樣，中國改革的方向應該是私有化？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國有企業改革的深化，公有制經濟的比重有所變化，也有人擔心：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會不會動搖我國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同時，還有人把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簡單地理解為公有制企業所創造的GDP或增加值在相應的經濟總量中的比重，或公有制企業在經營性資產中的比重。

　　這里關鍵的問題是，我們要科學理解公有制占主體地位的內涵。以公有制為主體最根本的就是公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對經濟發展起主導作用。以公有制為主體，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公有制企業在數量上占多數。在相對較低的生產力水平，以公有制為主體更主要地體現在國有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控制力、影響力和引導力上。

　　社會總資產包括公有資產和非公有資產。非公有資產主要是非公有制經濟的經營性資產（主要集中于工業領域）。公有資產不僅包括經營性公有資產，還包括公益性資產和資源性資產。例如，國家和集體擁有的土地、礦藏、水流、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涂等資源性資產，以及鐵路、公路、港口碼頭、機場、橋梁、電力設施、電信設施和油氣管道等基礎設施，政府機關、事業單位、軍隊國防等公共性和公益性設施與資產等。

　　在現實經濟活動中，不同種類的國有資產是會不斷發生形態轉變。其中最為稀缺因而正在迅速升值的資源性資產在我國恰恰都是公有的。隨著經濟社會的迅速發展和城市化的不斷推進，國有和集體所有的土地已經和正在大量地轉化為經營性國有資產，在經濟運行和收入分配中發揮著愈來愈大的作用。出讓土地使用權的收入已成為國家和集體的重要收入來源，被用于惠及全民的公共設施建設和社會保障、社會福利，在推動經濟社會發展、保障社會公平、維護社會穩定中發揮著愈來愈大的作用，充分顯示了公有制占主體的優越性。在各種混合所有制經濟中，國有土地和集體所有的土地也往往是公有股權的重要來源。一些國有企業通過盤活土地資源擺脫了困境，重整旗鼓。其他各種國有資源也通過有償使用大量地轉化為國有資產。

　　浙江30多年來改革和發展的實踐充分證明，浙江的社會總資產中，公有資產和非公有資產都在發展壯大，沒有改變和動搖浙江公有資產在全省社會總資產中的優勢地位。

　　從浙江的實踐看，單一的公有制沒有出路，搞私有化也是死路一條。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能夠相互促進共同發展。只有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才是最符合國情、最代表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陽光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