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末，國家新聞出版署下達新出圖（1995）1458號文件，同意成立杭州出版社。在杭州市跑馬場路（后遷至體育場路），一個小出版社由此成立。然而由于種種原因，出版社發展緩慢，滯銷、積壓，靠地方政府的補貼過日子。全社3個編輯室僅剩下5人。全年70個書號，出版選題僅報了20余個，原來唯一能賺錢的書也被調走之人帶走。  　　出版社面臨困境，度日如年，已經到了癱瘓邊緣，呈現出人心渙散，危機四伏，步履維艱的狀況。  　　


海上升明月  　　2002年五一黃金周，一個中年男子馳車來到體育場路，走進杭州出版社租賃的設施陳舊的辦公樓，深吸了口氣，呈現在他眼前的出版社累計資產480萬元，但其中440萬元為積壓在倉庫賣不出去的庫存書，稍值錢的家當僅一輛舊桑塔納、一輛面包車、一輛小貨車和幾臺舊電腦。  　　“這么好的一座城市，一個城市出版社，怎么會發展成這個樣子呢？”男子不相信。  　　這位樣貌精干的男子，就是被一紙任命書調到杭州出版社領導崗位的徐海榮。  　　說起徐海榮，許多人對他的名字并不陌生。20多年前，他曾經營過轟動一時的杭州八卦樓餐館，與兩位歷史學家和一位一級廚師一起，根據古籍記載，歷時兩年成功恢復研制出61道南宋名御膳，使八卦樓的南宋宮廷菜名滿杭州，引得八方來客紛紛前來一嘗昔日皇帝的御膳。各家媒體競相報道，徐海榮因此也走紅杭州。  　　幾十年來，徐海榮搞過研究，當過書商，任出版社總編輯前是杭州社科院亞太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如今，走上杭州出版社的領導崗位，他如何做好這個工作，打破制約杭州出版社發展的瓶頸，在較短時間里使其有較大的起色呢？  　　他是個學者型的書商，也是個書商型的學者，他主編的六大卷《中國飲食史》、《中國社會生活文庫》等曾獲得省政府和市政府社科成果一等獎、“五個一”工程獎。十年的書商生涯，使他受益匪淺，最關鍵是摸著了中國圖書市場的行情脈搏，具有了然于胸的關于圖書市場的資訊資源。此外，他還擁有廣泛而牢固的人脈資源，清華、北大等高等學府的諸多教授，上海、廣州、深圳、北京、西安出版界的諸多老總，文化界諸多名家，都是他的座上客。  　　徐海榮思量再三，立即對出版社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重新組建領導班子，從省社科院、浙江大學、河南等地引進有豐富經驗和深厚文化底蘊的中堅骨干，同時聘請了8位全國著名專家、學者擔任學術顧問，為出版社謀篇布章。  　　新的領導班子經過廣泛調查，確立了以學術文化為龍頭，以地域文化和都市休閑為基礎的出版定位。徐海榮說：“浙江的出版社不少，但目前還沒有一家是如此定位的，這就給我們出版地域文化、都市休閑文化等提供了較大的空間，如果捕捉及時，必然會產生良好的的經濟和社會效益。”  　　短短兩年時間內，奇跡出現了。2004年6月14日，徐海榮向前來調研的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書記、杭州市人大常委會主任王國平作匯報：新版圖書311種，重印(次)圖書244種，總印數649萬冊，銷售碼洋8824.3萬元，繳納稅金491.57萬元，實現利潤1089.61萬元。  　　王國平握著徐海榮的手，稱贊道：“你干得不錯！”  　　出版社已徹底扭虧為盈，并實現大幅增長。  　　這位集書商與學者一身的總編輯，潔身自好。他酷愛詩意的棲居，對居住條件要求很高。在他自己居住的別墅里，內外裝修講究，且庭院里樹木蔥郁，假山佇立，實為修身養性的好居所。他希望他的員工也能夠住在世界上最漂亮的屋子里，做出世界上最精美的圖書。人一生的大半時間，不是在家里度過，而是在單位度過的呀！  　　誰人吃了豹子膽，敢在西子湖畔動土？沒有。  　　徐海榮卻瞄準時機，將某機構急欲脫手的一幢獨立的舊樓房，以650萬元一次性買斷，又投入數百萬元，將之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與裝修，在杭州一級風景區曲院風荷附近，曙光路133號便突然升起了一道閃亮的風景。  　　2003年8月，出版社喬遷入小洋樓，到過此地的人外面看看也罷，進去轉轉也罷，沒有一個不羨慕不贊嘆的。它已經成了西子湖畔一個亮麗的新景點。徐海榮為改善杭州市容街貌作出的貢獻，完全出乎人們的意料之外。  　　如今，這幢小樓據說市值已達3600萬元人民幣。不過徐海榮不想賣掉它，他要給杭州出版社留下永久的財富，永久的尊貴。  　　

 打贏“杭州牌”  　　2004年，作為全國文化體制改革試點之一的浙江省，文化領域的一場變革緊鑼密鼓地開展。作為杭州市文化體制改革試點的一大重點，杭州出版業正悄悄醞釀著一場新的“變法”。有幸先行一步成為文化改革試點單位，杭州出版社改革的底氣到底足不足？  　　在專家們的精心指點下，出版社及時調整出版機構，牢牢把握“以學術文化為龍頭、區域休閑文化為特色”這一命脈。一批具有濃郁杭州地方特色，展現休閑文化和學術文化的圖書應運而生。《蘭蕙寶鑒》、《千年勝跡雷峰塔》、《錢塘里巷風情》等一大批“杭味”撲鼻的書籍問世后，立即受到市場歡迎。《杭州的山》、《杭州的絲綢》等書籍將觀賞性與實用性有機統一，“老杭州”看后也照樣愛不釋手。  　　這一點，在出版社的出書目錄中也可窺見一斑：全國第一本絲綢書《孫子兵法》，以杭州為題材的《西湖文化博覽叢書》、《萬松書院》、《胡雪巖故居》……憑借獨特的視角，出版社步步踏實，在省新華書店銷售額的增長比數中名列第一，也實現了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統一。2003年出版的《杭州的山》原本定價48元，考慮到市場接受程度，出版社果斷決定降價，最后定價28元。這本書出乎意料地受到了杭州本地讀者的歡迎。徐海榮對此感慨地說：“杭州的老百姓對自己本土文化很有感情，我們要為杭州的讀者提供這方面更多更好的圖書，這也是我們今后要努力的方向之一。”  　　此外，出版社還善于在挖掘地域文化精品中尋找商機，并及時推出了極具收藏價值的宣紙本《明趙秉忠殿試狀元卷》（目前國內僅存的殿試狀元卷，國家一級文物）、《五代貫休十六羅漢圖》等，為海內外讀者所關注。出版社與幾家單位合作，還將乾隆御筆“雅宜清致”和貢本御覽《西湖志纂》復制成功，投放市場后產生熱烈反響。從2003年以來，杭州出版社的地方文化類書籍已經出版了20多種，全部暢銷。在聲譽鵲起的同時，也獲得了可觀的經濟效益，并實現了5大突破。從2002年至今，這個正式職工只有30人的出版社已實際創造利潤1300多萬元、上繳國家稅收300多萬元。  　　“改革了，并不意味著什么書都可以在我們這里出版，最終還是要根據我們的出版屬性和市場需求來決定。”徐海榮如是說。隨著改革步步深入，杭州出版社引進了一批具有一定研究素質的專業人才，國家古籍規劃出版等項目《五代史書匯編》和《宋元浙江方志集成》都已在完成中。  　　2004年10月20日，第六屆西湖博覽會上，一套由杭州出版社出版的“西湖叢書”隆重面世。第一批成果《西湖全書》14冊，《西湖文獻集成》11冊。一上市便引起叫好聲一大片。  　　西湖叢書由《西湖通史》、《西湖全書》、《西湖文獻集成》三部分組成，被杭州市委、市政府稱之為“西湖基因工程”。初次面世的25冊西湖叢書，僅僅是這項浩大工程中的一小部分。  　　有人說，西湖綜合保護工程是保護西湖的硬件工程，那么研究西湖就是保護西湖的軟件工程，編纂出版西湖叢書、征集西湖文獻就是西湖的基因工程，其意義甚至要遠遠超過硬件工程。通過這一基因工程，把西湖2000多年演變過程中形成的遺傳信息記錄下來，保存下去，讓西湖活得更好，至少要讓它漂漂亮亮地再活2000年。  　　不過杭州出版社做得了這一賠本生意？徐海榮當得了這個冤大頭嗎？  　　說來真叫人喜出望外。市財政為征集西湖文獻，決定安排專項資金300萬元！  　　中共杭州市委書記王國平，不僅擔當《西湖叢書》總主編，撰寫《西湖叢書總序》，而且從2004年2月17日籌措，6月14日赴杭州出版社調研，10月20日舉行《西湖叢書》首發式，他都是親自參加，自始至終顯示了中國共產黨人完全能夠成為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人的自信心。  　　調研時，徐海榮在匯報過程中講到西湖叢書編纂工作不管會遇到多大困難，會碰到多大問題，看準了的事情一定要干到底！他說：“我這個人，只要頭梗(鉆)出，尾巴軋牢勿軋牢，我勿管！”  　　“好啊！”王國平聞之，拍案叫絕。他提高嗓門，插話道：“你講得好！辦大事，就要這樣。”  　　徐海榮的事業一定要成功的理由和根本性的保證，在于不僅得到了地方父母官的鼎力支持，而且得到了四方豪杰的拔刀相助。看看《西湖叢書》編纂指導委員會的一部分名單，我們就可以明白了：總顧問喬石，顧問錢其琛、錢學森、徐匡迪、查良鏞、蔡美彪、余秋雨……  　　在創造經濟效益的同時，出版社還大力扶持了一批有特色的學術著作。年近九旬的桂延芳先生編纂了一部80多萬字的《紅樓夢英漢習語詞典》，但苦于無處出版。杭州出版社決定貼錢出版，詞典問世后，海內外“紅學界”給予高度評價，認為這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詞典。《人民日報》、新華社等權威媒體均作了報道。  　　一個城市出版社，堅持著自身的特點，努力在小而強，小而特，小而優上下功夫，充分挖掘西湖資源，杭州資源，吃“杭州飯”，吃“百家飯”，立足杭州，服務好杭州，宣傳好杭州，而又走向全國，走向世界。在充分利用地域資源優勢、人文資源優勢的同時，杭州出版社與市書刊發行協會合資開辦杭州版權保護管理服務中心，走出杭州，與北京等地多家出版社合作，采取資源運作的方式出書，且積極籌劃走向世界。   　　

邁出國際化步伐  　　伴隨著出版物市場的逐漸放開，越來越多的人們把目光盯在了洋出版如何“分食”國內市場、國內出版業如何應對上面。事實上，新政策也給我們帶來了巨大的契機，杭州出版社就已經悄悄制定了其國際化的藍圖。2004年8月，趁著喬遷新居的好日子，他們正式對外宣布，由杭州出版社、貝塔斯曼及原貝塔斯曼亞洲區總裁艾科三方合資的西湖文化傳媒國際有限公司將籌劃成立。  　　登上發展“快車”的杭州出版社，正在積極地籌劃走向世界。西湖文化傳媒國際有限公司將是杭州出版社國際化發展邁出的第一步。“利用貝塔斯曼以及艾科在國際出版市場的經驗和地位，我們可以更活躍地參加國際版權貿易活動，同時也可以通過這個公司來培養我們自己的出版專業人才。”徐海榮說。三方將在版權貿易方面進行長期的合作，而杭州出版社在整個公司中具有控股地位。  　　除此之外，根據社會發展趨勢和杭州城市定位，杭州出版社將創造以休閑文化為主的品牌定位，把杭州乃至中國的休閑文化輸出去，把世界各國的休閑文化引進來。一套正在運作的《帶你走進中國》叢書100本，便是針對外國市場做的選題，整套書籍將全方位地介紹中國的地理、歷史、文化、政治、經濟、風土人情等等，真正的包羅萬象。  　　2004年12月6日下午，中德兩國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簽署了22個經濟文化合作項目。作為其中惟一一個文化項目，徐海榮代表杭州出版社與德國阿克塞爾施普林格集團簽署了關于汽車及摩托車雜志版權許可協議諒解備忘錄及雙方成立合作經營公司的合作諒解備忘錄。兩國領導人在會談和記者招待會上，都對此項目給予充分肯定，并對兩國文化交流合作寄予厚望。  　　德國阿克塞爾施普林格集團是國際著名出版集團，旗下有150家雜志和90家報紙，年營業額達25億歐元。德國最具影響力的《世界報》和德國發行量最大的《圖片報》均屬該集團。其汽車及摩托車雜志已在22個國家落地，均為當地汽車界主流期刊。  　　目前，杭州出版社與其合作，在對外開放，實行“走出去”戰略中，跨出了可喜的一步。杭州出版社在選擇國外合作伙伴時，解放思想，敢攀高親，選擇國際頂尖合作對象。旨在通過國際一流的出版平臺，提升自身的管理、技術、理念等綜合素質和水平。  　　
拯救文化瑰寶的工程——重印再版《四庫全書》  　　與杭州出版社社址相距不遠的西湖孤山下有一處飛檐斗拱、古色古香的建筑。這就是中國四大藏書樓之一、因珍藏《四庫全書》而名聞中外的文瀾閣。  　　一天，徐海榮在與浙江圖書館的館員閑聊之際得知，歷經數代兵燹浩劫，曾珍藏于文瀾閣的《四庫全書》有許多已封面硬化，部分書頁已經發霉，書線脫落。他的心猛地抽緊。他清楚地意識到，《四庫全書》能保存到今實非易事。文瀾閣《四庫全書》是目前中國僅存的4部（包括臺灣一部）最完整的一部，若不及時搶救，這些典籍終有一天會成為一堆爛紙，國家的文化瑰寶將在我們這一代人手中失傳。  　　搶救文化瑰寶迫在眉睫！  　　保護文化瑰寶，使文化瑰寶得以傳世，延續下去，最好的辦法就是重新出版《四庫全書》，這樣，這一中華民族的文化精魂才能得以傳承。徐海榮意識到，這是當代中國出版者的責任，是他作為一個出版社領導者的責任。  　　《四庫全書》是迄今為止世界上卷帙最為浩大的叢書，是我們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文化工程之一。清朝乾隆皇帝耗時十年，動用國庫數千萬兩，編纂成這部舉世聞名的巨著。全書分經、史、子、集四部，共收書3503種，73337卷，總字數達十億。它基本上收錄了中國上古至清初的重要文獻，內容涉及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所有領域，是中國五千年來的最大文獻集成，對保存中國古代傳統文化，促進當世及后世的中國學術與文化做出了極其巨大的貢獻。  　　然而，文瀾閣《四庫全書》在太平天國戰爭中有近四分之三失散，先后經過丁氏補抄、錢恂“乙卯補抄”和張宗祥“癸亥補抄”，總共歷時17年，成為現存《四庫全書》各版本中內容最為完整，冊數最多，更具歷史、文獻價值的版本，補抄所據集清末全國藏書樓之精華；原庫存書因政治原因而有文字遭館臣刪改，補抄則據原本未經刪改，恢復了原書的真實面貌。作為華夏國寶的浙江文瀾閣《四庫全書》，在兩百多年的歷史中，歷經滄桑，幾經劫難，經浙江、杭州文化之有心人盡心努力，得以保全，這在中國乃至世界藏書史上也是奇跡。  　　從前人手中接過這個接力棒，徐海榮感到肩負的重任。然而他知道，重印《四庫全書》，保存這部凝聚了幾代浙江人心血的國寶級文物，使文瀾珍藏發揚光大，這是當代出版者的責任。  　　作為一個書商，一個出版者，徐海榮又很清楚地意識到，在這個浮躁、“務實”的年代，讀者可買可不買的書不買，可看可不看的書不看，純文學圖書蕭條，今年來許多文藝類出版社面臨倒閉，圖書市場最火爆的數教輔類讀物。像《四庫全書》這樣毫無“實用價值”的圖書有市場嗎？但是，若讓《四庫全書》這樣的文化瑰寶自行湮滅，我們這一代人都將成為中華文化的罪人。  　　重印《四庫全書》，據初步估算需要經費大約3600萬元，近8萬卷書要全部重印，需要投入巨大的精力，巨額資金和漫長時間。杭州出版社成立時間不長，在全國城市出版社中規模最小，能勝任如此巨大的出版工程嗎？3600萬的資金對于一個剛擺脫虧損開始恢復元氣的小出版社來說，是筆絕對不小的數目，上哪兒籌這筆巨款呢？  　　決策者的膽識和眼光在重大問題面前顯現出來，徐海榮是個只要想干就一定會全力以赴干到底的角色，決心已定，任何困難都不成障礙，他馬上開始行動。幾十年亦文亦商的經歷使他積累了不少人脈資源，特別是有一批企業家朋友。在籌備出版資金時，徐海榮想到了他們。  　　2004年紅肥綠瘦季節，徐海榮一盞清茶，邀請了諸位商界好友聚于西子湖畔的碧水沁云茶館。他介紹了文瀾閣《四庫全書》的價值和杭州出版社的影印計劃后，幾位好友即刻表示樂于出資，為拯救國寶效力。  　　至此，《四庫全書》影印出版正式立題并上報。浙江省文化廳同意把影印出版文瀾閣《四庫全書》的任務交給杭州出版社來完成。  　　2004年夏，杭州出版社成立了出版文瀾閣《四庫全書》影印出版工作委員會，堅持“原真性”原則為本，開始了對《四庫全書》的影印出版工作。  　　徐海榮說：此次影印出版在裝幀的理念上與時俱進，有所突破，根據現代人的閱讀習慣，采用洋裝的方式，既好看又實用。文瀾閣《四庫全書》影印版將印刷300套，每套價格大約在40萬元左右。杭州出版社還準備給這套精美的《四庫全書》配上既有傳統特色又有時代氣息的紅木書架。  　　此消息在社會上傳開后，馬上引起反響。書尚未出版便有人前來詢問并欲購買。寧波一仿古家具公司總經理郭永堯專程趕到杭州出版社，找到徐海榮，一開口就要買5套。他說他自己要收藏一套，另外4套是代4位要好朋友購買的。當郭永堯在與徐海榮聊天中獲悉《四庫全書》影印本將配紅木書架時，他當即表示：“我愿與出版社合作，不計利潤，給出版社用傳統手工方式來制作配套書架。如果能為文瀾閣《四庫全書》的出版工作盡一份力，是我的光榮。”  　　法國前總統德斯坦訪問杭州時曾參觀浙江圖書館，當他看到《四庫全書》時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徐海榮決定，《四庫全書》出版后將贈送德斯坦一套，通過他把中華民族的文化瑰寶帶到法國。  　　目前，這項拯救國寶的工程正在加緊進行中。徐海榮相信，《四庫全書》的出版已成功在望，這不僅使我國燦爛的古代文化能得以傳承，也能使杭州出版社躍上一個新的臺階。  　　


什么良藥激活了杭州出版社  　　當問起是什么良藥激活了杭州出版社？徐海榮說：我想最主要是我們突破了傳統經營模式，大膽探索出版業的市場化、產業化之路。比如我們在做好主渠道經營的同時，放下架子與二渠道合作，讓一些市場需求量大的書通過正規途徑出版，就賺進了大筆的錢。再比如我們現在書號不夠用，便與其他出版社合作開發，進行了資源運作，甜頭不少。另外，我們也加強了軟件建設，比如引進具有一定研究素質的專業人才。所以我們還有能力承擔一些國家重點項目，像國家古籍規劃的《五代史書匯編》等等。  　　在全國五六百家出版社中，每年出版的圖書有數萬種，而杭州出版社的基礎并不好。從長遠的角度來看，怎么讓它從中脫穎而出？對此徐海榮胸有成竹：杭州出版社起步最晚，規模最小，但是它也有很大的優勢——杭州是歷史文化名城，是個文化積淀很深的城市，在反映杭州區域特色的文化方面大有文章可做。我們的目標，就是要“以學術文化為龍頭，以休閑文化為特色”，躋身全國城市出版社中上水平。  　　讓我們拭目以待。繼續看一個城市出版社的蒸蒸日上。
(本網站注：徐海榮系浙江民建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