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早在二十年前，蔣頻的書作便“嶄露崢嶸”， 兩次榮獲全國高等院校書法比賽一等獎，引起了圈內外的關注。后來他投身文化產業，且取得了驕人業績，他的名字便更多地以“蔣董”的身份出現在媒體上。過去人們大多只知其擅書，豈不知他還是一位丹青妙手。最近有幸拜賞他創作的幾幅花鳥畫作品，讓我吃驚之余，對他的悟性與靈氣不得不再進行一番審視。 　　應該說，眼下的蔣頻已是身兼數職、名聲在外。雖說在事業與生活的雙重打拼中，他有過迷茫，有過失落，但對書畫藝術的熱愛與追求卻一刻沒有松懈過。二十余年來，無論是從一個“初入山門”的書法愛好者，還是到大學校園里的活躍分子與佼佼才俊；無論是從一個令人羨慕的公務員，還是到藝術品拍賣界的一匹“黑馬”，所到之處，作為“焦點人物”的蔣頻都刮起不少“旋風”。多年來，不管是喜是憂，是得還是失，他都沿著前輩先賢們的足跡，亦步亦趨，心摩身追，邊創業邊創作，臨池不輟，佳作疊出，取得了許多令人矚目的成績。 　　正因為有了許多“不同尋常”的生活歷練，在“世事洞明”與“人情練達”中，蔣頻的神態愈發從容，心態也愈發淡定，漸入“絢爛之極歸于平和”之境。古人云：“書為心畫”、“畫為心聲”。這一點，從蔣頻的書畫作品中不難窺見一二。綜觀蔣頻的書畫作品，給人感覺最深的是“大氣”與“書卷氣”。的確，其書法作品，無論是寥寥數行的尺幅小品，還是洋洋數千言的長卷，總讓人有健筆凌云，汪洋恣肆的感嘆，雖然有時甚至意筆草草，但卻翰逸神飛，大有風生水起，山立雷奔之勢。蔣頻習書，取法晉唐，心儀宋元，廣涉明清，既“尚法”又“尚意”，當然更“尚韻”，在多年的求索與實踐中，不難看出其受魏晉北碑的浸淫以及廣泛吸收黃山谷、米元章、王孟津、徐青藤、傅青主等書法對其的影響。他擅作大字壁書，尤其是在“少字數”的書法創作中，汲取或暗合了現代書法的結體與形式構成，大開大合，奇趣頓生，別開生面，令人耳目一新！為力避“俗書”，獨辟新境，他在字型結體上努力嘗試一種“陌生化”效果，寧拙毋巧，寧蒼毋媚，但其點劃與筆墨卻取法高古，形式與意趣更與現代審美并行不悖、相互映襯。 　　看蔣頻的書畫創作，似乎是在觀賞一場現代藝術的“現場表演”，應該說是一種不大不小的“精神享受”。看他寫字畫畫時那種隨意輕松、淡定從容的狀態，我曾戲言，他是在“畫字”“寫畫”。的確，以充分自信的神態以書入畫，以畫入書，是他呈現給我們的一個很明顯的藝術特點，也是他為之追求的至高境界。如眾所知，“書畫同源”、“書畫一家”道理人人皆知，內涵不言自明。但真正落在藝術實踐上，許多書法家與國畫家卻與潘天壽先生當年課徒時“不求詩書畫印四強，但求詩書畫三能”的要求相距愈來愈遠了。眼下書法家能畫上幾筆的大有人在，然國畫家能夠題款（尤其是長款）者卻是鳳毛麟角。單從年齡而言，蔣頻在書畫界尚屬“少壯派”甚或“小字輩”，但他卻深諳詩書畫印同修之道。我讀過蔣頻早年寫的詩，清新悅耳，氣勢不凡，且對仗工整、韻律十足。作為西泠印社中人，近年來，他雖然因忙于事務很少治印，但因受韓天衡先生影響，偶爾涉刀，也是格古韻新，極富金石之趣。他的花鳥畫作品，以小品居多，應該像許多文人士大夫一樣，走的是一條“文人畫”的路子。他的畫作，恍如一家卻又不同，總給人一種“似是而非、乍生又熟”的感覺。但我以為這恰恰是他的高明之處。觀其畫作，不難發現花鳥畫大師青藤、白陽、李蟬、八大的影子，但更多地則是汲取了近現代浙派、海派名家吳昌碩、潘天壽、陸抑非、朱屺瞻、唐云等名家的寫意筆墨。其畫作大多為興之所至，率性而為。逸興草草的用筆，筆松墨活的構圖設色，再配上錯落有致的題款，書中有畫，畫中有書，書畫互融，逸趣橫生，充溢著“書卷氣”與“文人氣息”，因而，他雖說平時多以“書家”的面目出現，但其畫作一旦“亮相”，便博取了同行的喜愛與喝彩，并獲得了浙派名家曾宓、錢大禮、孔仲起和海上名家程十發、韓天衡、林曦明等前輩的一致嘉評。 　　蔣頻習畫雖說不是“科班出身”，卻是一出手便不俗，絕無“野狐禪”之習。近期觀其畫作突飛猛進，骨格清奇，庶幾可與其書作相媲美了。 　　近些年來，蔣頻亦書亦畫、半文半商，之所以取得如此驕人業績，除了他的天資聰穎和良好的悟性，更重要的還在兩個方面，一是得益于他青年時期求學與習書的艱辛磨礪，二是得益于他的廣拜良師、廣交益友。的確，經常與名家切磋，向智者求教，與高手過招，對自己自然是一個最好的促進與提升。當然他的生活閱歷、廣聞博見與忙中偷閑時的自覺修為，更成就了他藝術的靈性和創造性。是的，從“漸修”到“頓悟”，看似尋常，但其中的酸甜苦辣卻是非常人能夠比擬的！ 　　看來如今的蔣頻已不能僅僅定位為一個書家，確切地說應該是一個“漸入佳境”的書畫名家了。自然，他還是一個收藏家、鑒賞家、實業家和社會活動家。正因為有了這多重身份，他的人生才會如此的精采！
（本網站注：蔣頻系浙江民建會員、浙江民建書畫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