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我國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的形成與確立，政協文化作為一種模式應是價值意識的定向，是一種價值的判斷與選擇。
早在60年前，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社會賢達從“不右傾，不左袒”的中間路線選擇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摒棄舊政協，創建新政協，并由此而建立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這種在長期革命實踐中形成的、自身作出的政治判斷和歷史選擇，是政協文化價值建構的重要基礎。盡管在20世紀50年代末以及“十年文革”中這一制度受到沖擊，但政協制度作為文化模式的存在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散漫無結構的，而是按照一定的法則、秩序構筑起來的，經過創造、積累、內聚、發展，其各種特質漸漸穩定，結構也慢慢定型。這就是文化模式的價值意識定向的結果。經過60年來的積累、內化、整合，政協作為一種文化模式已經規范化、制度化、法律化，對政協制度的選擇無論是最初的自覺有意識，還是一些人的不自覺無意識，它已成為現代中國政治制度的一種有特色的價值取向或認同。這就是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存在的合理性的文化淵源。
當然文化模式價值認同是非常復雜的，不僅同人類群體的價值觀、價值目標有關，也與群體文化的生命力、權威性有關，還與群體對個體的社會化方法相關。如家庭中的孩子從小到大會從家庭、社區學習到某種價值認同，多數是通過長期的習慣、風俗的力量不自覺甚至是無意識獲得的。但也必須承認有強制接受的一面，不然“賈寶玉就不會挨打了”。當然一味的強制而不是采取適當的方法去培育認同心理和價值歸屬、順應，就會適得其反，所以有“賈寶玉出走”的結果。因此，研究政協文化價值建構應該把文化模式的價值認同的社會化方法作為重要的方面，其現實意義是十分明顯的。
政協文化的群體整合性，不僅要求群體的價值具有權威性，還要具有高尚性、與時代精神風格合拍、與小群體和個體的角色地位利益相匹配。
政協文化具有兼容、和諧的特性，這是群體整合的結果。一個國家要把不同民族、不同黨派、團體和個體的心理、動機、意見、思想、追求、行為規范統一為一個有序的整體，這在文化學上稱為“群體整合”。因此，政協文化還具有群體整合的特性。
一個群體有什么樣的文化就有什么樣的群體精神、思想和信念，它的旨趣越高尚、目標越宏大、取向越進步，就越能整合不同的文化，也就越有生命力，就越能整合出權威性的文化，個體順應的代價和犧牲就越小。當年的北京大學之所以如此輝煌，就是因為它能包羅萬匯、雍容諸家……高尚的文化同時也是與時俱進的，否則就會僵化，價值順應就會被動，維持群體價值順應付出的代價就會很高，而且不可能永續。所以，政協文化也是創新文化。
群體整合，特別是大群體的整合，是各種小群體的文化及其價值重新結構的過程，是角色、地位和利益重新分配的過程。在整合過程中，各種文化及其價值結構、利益安排是否合理，對于小群體的價值順應至關重要。政協是由各黨派、團體界別構成的，就有必要重視研究各界別的文化及其價值，從而賦予匹配的角色、地位和利益。同樣的道理，政協是我國政治制度構架的一極，政協文化及其價值取向必然對我國的政治文化產生影響。因此我們還要把政協文化作為整個政治文化來研究，為政協的角色、地位和利益安排提出我們的意見與建議，從而為推動和諧政協、和諧政治作出努力。
政協文化作為政治文化，還要研究其對國家政治生活的影響，為政治體系存續和社會穩定發揮文化功能作用。
政協文化是和諧文化、協商文化、兼容文化、創新文化，同時也政治文化、組織文化。作為政治文化，它對國家政治生活的影響是多方面的。自從人類有了政治社會就有了政治文化。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已經有了諸子百家討論政治的問題。《論語》中記載，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其？”曰：“去兵，去食，自古皆有死，民不信不立”。“民不信不立”就是政治體系中的文化，表示人們對存在的政治制度及其運作的贊同與理解。
何謂政治文化？我國學者認為政治文化包括政治態度、意識形態、政治制度和政治組織等，而西方學者認為它只是這樣一套態度、信念和情感，賦予政治進程以意義和秩序，給出制約政治系統行為的基本前提和規則。我個人認為，政治組織作為政治文化的客觀對應物不屬于政治文化范疇，而政治意識形式則是政治文化較為系統和理性的表述，政治文化應是政治認識、信念、情感、價值觀念等形式表現出來的主觀因素。雖然有不同的認識，但都
認為政治文化對國家政治生活產生重要的影響，不僅影響政治過程的方向、政治變革的進程和政治行為的方式，決定政治制度的實際運作，而且能為政治體系存續和社會穩定提供必要的社會心理基礎。把政協文化賦予政治文化的內涵不僅是政協及其文化本身的性質所決定的，也是客觀政治現實所要求的。進一步深化政協文化研究，不僅可以不斷提高政協文化的建設水平，而且可以更好地發揮政協在我國政治生活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