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正是“文化大革命”時期。黨、國家和人民遭到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最深重的災難，愛國統一戰線和多黨合作事業受到嚴重破壞。當時我在民建杭州市委會機關工作，民主黨派和工商聯被勒令停止一切活動，機關辦公場所被占，改為紅衛兵聯絡接待站，干部下放工廠或農村勞動，黨派領導成員被批斗，經受了一次嚴峻考驗。我本人1965年11月去了杭州市五七干校，以后又以五七小分隊名義去臨安農村參加勞動和“斗、批、改”。1970年5月回杭后，被分配在一家地方國營的無線電專用設備廠工作。那時企業通行的是革委會領導下的三大組模式，即政工組、生產指揮組、后勤組。我在生產指揮組工作，計劃安排、生產調度、物資采購、產品銷售、勞動工資、財務統計等都是生產指揮組的工作，可以說是企業中最龐雜和繁忙的部門。我是一個新兵，剛到工廠情況不熟悉，只能一步步從頭學起。
　　可是，抓生產干擾很大。當時正是“文革”中期，社會主流是“以階級斗爭為綱”，“抓革命促生產”；工廠主要任務是搞“斗、批、改”，抓生產會被批判為“唯生產力論”。社會上亂哄哄、一團糟，反映在企業里是人心不穩。由于群眾對“文化大革命”持有不同的觀點，造成工人內部團結大受影響，鬧派系、打派仗，無政府主義嚴重。工廠雖勉強在維持著生產，但一旦上級業務部門停止收購企業產品，銀行停止貸款，企業將陷入困境，隨時有停產關門的危險，工人們憂心忡忡，感到前途茫然。
　　根據上述情況，廠領導研究決定，一從外單位選調一批干部進廠，以充實和調整廠級領導班子；二從部隊轉業干部中引進一批技術骨干和大專院校畢業生，加強科研力量，加快研制開發無線電專用設備新產品，實行以老養新，扭轉企業被動困境；三是動員廠級和中層干部下車間和工人打成一片，做群眾思想工作，穩定職工隊伍；四是深入開展“工業學大慶”活動，大力弘揚鐵人王進喜“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革命精神和“三老四嚴”工作作風。同時，運用各種宣傳工具，表揚好人好事，扶正祛邪，加強勞動紀律，引導職工把思想集中到搞生產建設上去。由于兩級干部齊心協力，黨團員骨干積極帶頭，這些做法都收到了較好的效果。
　　我們堅持廠級干部每周參加半天勞動制度。不過，那些技術性的活，我們不會干，也干不來，沒有上崗證，反而會損壞設備或造成工件報廢。我們只能干一些輔助性手工勞動，如簡單的零件組裝、包裝、打掃衛生等。每天中午開飯時間，廠食堂門口就排起了長隊，由于炊事班人手少，我們干部還幫助賣飯菜，等到排隊高潮過去之后，才輪到自己吃飯。有一個車間不在廠內，那里沒有食堂，還得把燒好的飯菜用三輪車運送過去，我們也隨之跟去服務，包括夏天高溫季節送冷飲也是如此。
　　工廠由于用電避峰關系，長期以來實行早、中、晚三班制生產。我們廠級干部每天早上自覺提前半小時上班，那時夜班工人剛下班，而早班工人則剛上班；中班工人下午三時上班，那時，我們也還在廠里工作，所以我們基本上做到了“工人三班倒、班班見領導”。我們廠是整機廠，每月下旬是生產最忙的時刻，要進行部件組裝、機床和電器控制兩部分聯調、檢驗和包裝工作，有些科室車間人員要日以繼夜加班，直至生產任務完成，工作很辛苦。我們廠級干部那時晚上要抽時間到車間去看望他們，我家住在沈塘橋，騎車到鼓樓通江橋廠里得花不少時間，第二天早上還得照常上班。
　　我心里很明白，我們堅持參加一些勞動，不是作秀，也不在于創造了多少財富，主要是利用這一機會和工人打成一片，溝通交流思想，向工人學習。和工人同志熟悉后，他們會把心窩里的話掏出來對我們說，尤其是一批老工人、老黨員，經歷了新舊兩個社會，他們對黨對社會主義是有深厚感情的。他們說，“我們早就厭煩搞派系斗爭了，看不慣那些成天游游蕩蕩，空喊口號，對企業生產于不顧的人”，“如果農民不種田，工廠不生產，我們吃什么”，“工廠倒灶了，我們到哪里去”。他們對社會上一些企業，因停產鬧革命造成損失感到心痛。我也因勢利導向他們做些宣傳，我說，目前發生的一些情況是不正常的，不符合黨一貫的方針政策，相信有一天會改正過來。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利益沖突，要謹防被人利用，要團結起來共同把企業生產搞上去。至于孰是孰非問題，要各自在實踐中總結經驗、吸取教訓。發現錯了，改了就好。
　　從1970年至1985年，我在工廠足足工作了十五個年頭，是我人生中重要的一段經歷。有些人工作環境改變了，容易產生消沉情緒，“在企業里混混日子算了”。我倒沒有這樣的想法，那些年，我克服了夫妻是雙職工，孩子年幼無人照應的困難，全身心投入工作，認真去做好屬于我的工作。在這十五年中，我沒有虛度年華，學到了書本上學不到的東西。對廠里的工人從素不相識，到變成了知心朋友，他們大公無私、愛憎分明、勤勞智慧、樸素坦誠的優秀品質感染了我，使我感到可愛可親。我有許多不懂不熟悉的事虛心向他們請教，總是得到他們熱情的幫助支持。例如，我曾請教如何搞生產，他們告訴我，抓生產就是抓好生產準備，用制作木桶的原理講解給我聽，這個桶能盛滿多少水，不在于最長的這塊木板，而是取決于最短的一塊。抓生產就是抓薄弱的環節，抓均衡生產，抓產品質量。工人同志們的智慧源于生產實踐，使我體會到“實踐出真知，實踐出經驗”，“群眾是真正的英雄”。
　　1976年10月，黨中央一舉粉碎了禍國殃民的“四人幫”。這是歷史的偉大轉折，經過大力撥亂反正，各項事業逐步走上正軌。企業在改革開放的浪潮推動下，獲得了快速發展，主產品榮獲國家銀質獎，批量生產并開始出口。愛國統一戰線和民主黨派猶如枯木逢春，迎來了第二個春天，恢復了正常的活動。民建中央提出“堅定不移跟黨走，盡心竭力為四化”的行動綱領，許多工作等待著開展。由于工作需要，經組織上的調動，1985年我離開了工廠，回到原來的民主黨派崗位。但那段特殊年代的經歷深深地銘記在我心中，使我終生難以忘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