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曉村（1906~1991年）是我國著名的經濟學家、政治活動家，第七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民主建國會卓越領導人之一。他是浙江余杭人，青少年時期思想進步，有強烈愛國報國之心。1927年他在北京中法大學讀書時，加入了中共地下黨組織，積極參加愛國民主運動。1936年11月，因參加救國會活動在南京被國民黨反動當局以“赤匪嫌疑、危害民國”罪名，關押在南京憲兵司令部。營救出獄后，以上海法政學院教授、上海興華制茶公司副總經理等職業為掩護，繼續從事革命活動。
　　1948年，蔣介石在內戰中節節敗退，人民解放軍從戰略防御轉入戰略進攻，在全國革命勝利已成定局之時，蔣介石一面調兵遣將，作垂死掙扎，一面制造白色恐怖，瘋狂鎮壓愛國民主運動。孫曉村此時正在上海工作，一天，中共地下黨組織通知他，國民黨上海警備司令部的一張黑名單上出現了他的名字，要他設法盡快躲避。他和夫人吳元戌在接到通知的當天，就轉移到其他地方，由親戚幫助購買火車票，3天后全家到了杭州，住在華藏寺巷4號岳母家。這期間，他深居簡出，對外化名為孫春霖，頭銜是杭縣縣銀行董事，還印了名片。他的一切信件，全部是外套大信封寄到他的妻弟吳言的工作單位，由吳言轉交給他。
　　孫曉村居住在杭州岳母家，雖然很少外出，但并沒有停止活動，他利用熟悉杭州金融界、教育界、工商界上層人士的有利條件，做了大量的工作，向他們宣傳形勢和黨的方針政策，包括對原中國銀行杭州分行行長金潤泉、中國農民銀行杭州分行經理關龍蓀等人的爭取工作。
　　1949年三四月間，上海地下黨組織再次告知，說在他上海住宅周圍發現有國民黨特務轉圈子，認為現在住在杭州岳母家仍不安全，要他趕快設法轉移。這樣孫曉村就決定住到他夫人的干爹，原浙江大學出納主任陸纘何家，地點在杭州下城區一條偏僻的小巷水陸寺巷，與陸家相隔兩個墻門的一間破舊平屋內落腳。從此他閉門不出，由他女兒孫陽生和妻弟吳言輪流每天或隔日在傍晚時分，給他送去衣物、食品、信件、報刊等。在這段時間，果然有特務到其岳母家住處探聽他的去向，家里人回答說，已去廣州。因為國民黨政府的人員當時都是向廣州逃跑的，這樣回答是為蒙蔽他們。有一次，他戴了一頂大邊花呢帽（舊稱銅盆帽）想外出理發，就遇到了一個特務，他趕緊壓低帽檐避開回家，那個特務沒有認出他。自此他理發就找門外叫喊的理發擔子到家里理，不再外出。
　　孫曉村在杭州隱蔽期間，家人經常聽到他低聲吟唱《國際歌》，充分說明他身處逆境，但對共產主義信仰仍堅定不移，充滿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平日在家，他總是談笑風生，樂觀開朗，給全家人帶來了歡愉。我和吳言在上個世紀50年代同是民建杭州市委會機關干部，彼此熟悉，他常向我講起孫曉村在杭州解放前夕那段黎明前黑暗的日子，使我深感革命取得勝利來之不易。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女兒告知他杭州已解放的消息，并幫助收拾行李，接他們回岳母家住，同時帶來了杭州軍管會主任譚震林的請帖，邀請孫觀看京劇《闖王進京》，次日晚上又觀看歌劇《血淚仇》，軍管會工業部部長郭靜唐、交際處長胡成放還到其岳母家里拜訪。從此，孫曉村結束了隱居的生活，在軍管會的領導下，由孫主持召開了各界人士座談會，向省市教育界、金融界、工商界人士宣傳黨的有關政策，為恢復杭州經濟社會秩序，做了大量工作。湯元炳、唐巽澤等人都是孫曉村的摯友，解放前就相識，工作上有往來，建國后，民主黨派、工商聯籌建組織時都急需人才，孫曉村向譚震林推薦了合適的人選。
　　后來因工作需要，孫曉村調任上海華東油脂公司總經理，后又任上海市工商聯秘書長。1949年11月調北京，在陳云同志領導下任中央財經委員會委員、中央財經計劃局副局長。歷任中國銀行公股常務董事、北京農業大學校長、中央社會主義學院院長、民建中央秘書長、副主席兼執行局主任、中央咨議委員會主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孫曉村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生前對我省經濟社會發展和統一戰線、多黨合作事業十分關心，多次來浙江指導工作。我們深切地懷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