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山如黛，近水含煙，群山環繞中的金華市金東區源東鄉東葉村，有數間白墻黑瓦木椽飛檐的宅院，便是施復亮故居。

　　當地村民都不稱故居主人為“施復亮”，而稱他為“施存統”。這是施復亮的原名，中間的“存”字，是他的字輩。

　　對這座故居的來歷，東葉村每個村民都能說上一兩句。1933年時，施復亮為了擺脫國民黨的追捕，回到東葉村，與夫人抬石挑磚，自建了這座房子。這故居是典型的江南建筑風格，坐北朝南，堂樓、廂房各具，形成一個三合院式院落。

　　“我覺得，他充滿叛逆精神，無所畏懼。”故居講解員王思怡描述著心中的施復亮形象。

　　王思怡說的，自然有依據。在故居二樓的展覽室內，陳列著1919年11月刊登在《浙江新潮》上的《非孝》一文，上面就提出，中國歷來主張“孝道”，“百善孝為先”，但一味盡孝是不合理的，要以父母、子女間平等的愛代替不平等的“孝”。“這篇文章充滿反叛精神，引發了震動全國的風潮，遭到當局的封殺。”王思怡說，施復亮也因此被迫離開浙江公立第一師范學校。

　　之后的施復亮，越加激情澎湃。展覽室里陳列的展品，記錄了施復亮的足跡：離開“一師”以后，施復亮到北京參加工讀互助團，不久回到上海，然后又去了日本。就在這個時期，施復亮接觸到馬克思主義，開始了自己的革命生涯。1920年3月施復亮來到上海，參加了陳獨秀自倡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當年6月底，陳獨秀、施復亮、俞秀松等人成立上海共產主義小組，這是全國最早的共產主義組織。機關刊物就叫《共產黨》，施復亮是發起人之一。

　　1922年，施復亮被派遣去臨時團中央工作，負責機關報《先驅》的編輯。1922年5月，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他當選為團中央首任書記。

　　在眾多展品中，王思怡對一份信件的復制品很是看重。透過暗暗的燈光，可以看到上面的字跡甚是遒勁，落款則是“毛澤東”。“這是1923年，毛澤東同志向時任團中央書記的施復亮匯報湖南省社會主義青年團工作。”她說。

　　之后的施復亮，依舊激情涌動：1923年8月他辭去團中央領導工作，到由中國共產黨骨干分子直接任教的上海大學教書，同時兼任《民國時報》副刊《覺悟》編輯；1925年到廣州中山大學、黃埔軍校、農民運動講習所任教，后到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任教官兼政治部主任。

　　展覽室中陳列著搖鈴、鎮尺、墨盒，那是施復亮在大革命失敗后，輾轉北京、上海等地的學校，教書育人時所用的舊物。故居成立后，他女兒施月明捐贈出了這些物品。

　　這段教書生涯，也因白色恐怖而中斷。1933年，施復亮回老家東葉村“歸隱”。1933年下半年至1936年，在這座自建的宅子里，他先后創作了《資本論大綱》《經濟科學大綱》《現代唯物論》等20余種譯著，傳播馬克思主義，宣傳社會主義革命。

　　施復亮做的這些事，當時村民們并不了解。“上輩老人們說，他住在這個房子里的這段時間，常和村里人打招呼，很和藹，也很有禮貌。”村民施存社說。

　　之后施復亮的足跡，更為堅定。展物顯示：經過他與黃炎培、胡厥文、章乃器等人的籌建，1945年12月中國民主建國會正式成立。1948年10月，施復亮參加新政協會議，新中國成立后，施復亮任勞動部副部長，直到1970年11月與世長辭。

　　故居之前，有個庭院，種有翠竹、香樟、棕櫚、桃花。出了這庭院，向北走去，穿過綠色水田，施存社遙指一座滿是松林的小山坡：“他生前，希望能葉落歸根。20多年前，他終于回來了。”

　　山坡之外，山巒連綿起伏，除此之外，便是小溪潺潺、如茵田園，嬌美而生機勃勃。恰似他兒子施光南所作的《在希望的田野上》：“炊煙在新建的住房上飄蕩，小河在美麗的村莊旁流淌……”

                             一臺舊電視機的故事 
                    本報記者　黃宏　區委報道組　周建福

　　施復亮故居的二樓展覽室中，陳列著一臺老舊電視機：木制外殼，屏幕小小的，但外圍較大。

　　這臺電視機頗有來歷。“當年，這是毛澤東同志專門特批給施復亮的。”講解員王思怡說，之后，施復亮的家屬又將這臺電視機捐贈給了故居。這臺“古老”的電視機背后，藏著毛澤東同志和施復亮之間一段令人動情的故事。

　　陳列展品中，有一件毛筆寫就的信函，則是這段情誼的見證物。這封信上寫道：“廿四號來信收到。全國大考在湘舉行，此間教務會議議決照辦。惟日期主張宜在六月初（或五月底），即在西校大會之后，此點重要，請斟酌為盼！文化要勞動史四百本，請速照發。”收信人為“光亮兄”。

　　“‘光亮兄’就是施復亮。”王思怡說，這是一封匯報工作的信函，當時施復亮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書記。

　　這封信件的背后，則是一段革命往事：毛澤東同志很注重從工人中發展團員，僅1921年秋冬，毛澤東就曾三次到安源調查，對青年工人進行思想教育。1922年至1923年，他還派李立三、劉少奇、郭亮、毛澤民、毛澤覃等到安源、粵漢鐵路工人當中發展黨團組織。

　　在這種正確的方針指導下，到1923年上半年，社會主義青年團在湖南已經成為十分強大的組織。全省許多地方，如長沙、安源、衡陽、岳陽、常德等，都有了團的組織，團員近2000人，約占全國團員總數的三分之一。1923年8月召開的團二大就曾經贊揚過湖南省的青年團工作。

　　毛澤東還曾給施復亮寫過另一封信函，認為對地方和基層團的干部任期三個月，時間“過促難于收效”，應改為六個月；此外，還應速將各省分區，并委任一個地方團為該區臨時區執行委員會，以便在短期內能促成幾個地方團，從速組織正式區執委會。團中央后來接受了這些建議，將任期改為六個月，并確定長沙地方團代行湘區（湖南）團執行委員會職權，負責領導湘區各地方團的工作。“在團工作時期，他們之間有過好多次通信。”王思怡說，之后，在新中國建設時期，兩人的交往也為數不少。

　　說起這臺電視機，背后還有另一個故事。1958年，我國開始研制黑白電視機，經過兩個多月的試驗，在1958年3月初研制成功。當時這臺電視機的牌子為“北京牌”，生產地卻在天津，最初時產量極低。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同志給當時任勞動部副部長的施復亮特批了一臺，從一個側面反映兩人的革命情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