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國首任總理周恩來，不僅是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方針政策的重要制定者和領導者，更是貫徹落實黨的統戰政策的楷模。他在與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交往中，真誠待人，以寬廣博大的胸懷、睿智精辟的言辭、謙讓民主的作風、求真務實的精神，贏得了黨外人士的信任，建立了風雨同舟、肝膽相照的諍友和摯友關系。他雖然已經離開我們整整40年了，但是人們總是忘不了這位“人民的好總理”。
　　幾則真實的故事，反映了周恩來高度重視統戰工作以及他和黨外人士的真誠相待、團結合作關系。
　　鼓勵李濟深與中共同心協力堅持抗戰到底
　　1938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周恩來專程去武漢拜訪李濟深。他對李濟深（字任潮）說，目前日寇正大舉西進，必須動員全民族的力量，把抗戰進行到底。任公拳拳愛國之心，中共很了解。任公這幾年來為團結抗日奔走呼號、出謀劃策，乃至親臨前線部署抗日作戰，實令本黨同志欽佩，希望任公堅持與中共攜手，共謀抗日救國大業之成功。周恩來又向李濟深介紹了中國共產黨堅持抗日、堅持愛國一家的立場和態度，闡明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和政策，指出蔣介石的片面抗戰方針是錯誤的。
　　李濟深聽了周恩來的一席話，真誠地說，貴黨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的態度，我深受感動。貴黨關于抗戰的基本立場和主張，我十分贊同，周先生胸襟博大、待人誠懇，你對時局的分析，對抗日諸問題的見解，可以說是鞭辟入里，令我從心底里欽佩。
　　這次周、李兩人會晤以后，李濟深更加堅定了與中共同心協力，把抗戰進行到底的信心，從日后的行動中充分證實了這一點。
　　稱贊章乃器為新四軍做了兩件好事
　　沈鈞儒、章乃器等7人，時稱“七君子”，因堅持抗日，組織救國會，被蔣介石逮捕關押在蘇州高等法院看守所，經中國共產黨同國民黨多次交涉，和宋慶齡等人營救，蔣介石被迫釋放“七君子”。章乃器出獄后暫時去了香港。此時正值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時期，李宗仁任國民政府第五戰區司令長官，兼安徽省政府主席。因軍務政務繁忙，他無力顧及政府工作，只做一名掛名的主席，財政廳廳長一職他想請章乃器擔任。為此，他派人到香港找到章乃器，章答允下來。章乃器離港經過武漢時，特地去拜訪了時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的周恩來。見面后，周贊同章去安徽任職，但建議他務必要做到兩點：一要徹底執行釋放政治犯；二要搞好同新四軍的合作關系。
　　章乃器牢記周恩來的囑托，在安徽工作期間，做了兩件事：一是以整頓安徽全省財政統一稅收的名義，根據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精神，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他建議由財政廳稅收項下按月補助新四軍3萬元經費，并提請省府會議通過，取得了合法手續。他還考慮到新四軍常年在多雨山區作戰，缺醫少藥，多次為新四軍送去急需藥品；二是通過舉辦干部培訓班，為中共培養了一批財經干部。后來章乃器調離了職務，回到了重慶。一批進步人士認為他不該接受財政廳長一職，那是為反動政府服務，玷污了“七君子”的清白。章乃器則不同意這一觀點，認為他是為抗日做工作，而非做反動官僚。后來，毛澤東、周恩來獲知后，一致稱贊章乃器為黨和人民做了好事。
　　關懷和保護“少壯派”榮毅仁
　　1950年春末夏初的一天，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招待出席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的代表。毛澤東在大門口迎候，潘漢年把榮毅仁介紹給毛澤東，毛澤東握住榮毅仁的手親切地說：“榮先生來了，歡迎你。老先生（指榮毅仁的父親榮德生）好嗎？”榮頓時感到心里暖呼呼的，消除了緊張情緒。周恩來因有事晚到，和榮毅仁安排在同一桌，一進門見到了34歲的榮毅仁，就詼諧地說，“喔，少壯派！”在座的其他同志聽了都發出會心的微笑。從此，周總理給榮毅仁起的“少壯派”雅號就流傳開來。
　　周恩來對榮毅仁任國務院紡織工業部副部長十分關心，他擔心榮毅仁不習慣北京的生活，對榮毅仁說，“你可以半年在北京，半年在上海”。榮回答，“到北京了，我就在北京工作，我會習慣的”。周恩來還關心榮毅仁的夫人楊鑒清的進步，鼓勵她出來工作。在周恩來的關心下，中央統戰部把她安排在全國工商聯家屬工作委員任副主任，后來當上了全國政協委員。
　　在“文革”動亂年代里，周恩來把榮毅仁夫婦巧妙地保護起來，設法使紅衛兵退出榮家。一次，鄧穎超見到榮毅仁時說，“總理要你沉得住氣，經得起考驗，你還是有前途的”。周恩來知遇之恩，榮毅仁沒齒難忘。
　　對馬連良說“愛國不分先后”
　　馬連良是我國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上海解放前夕，他在上海演出，后去香港暫住，但心中一直惦記著北京的家，思念年邁老母親。為什么他不敢去北京呢？原來有個結藏在心頭。在日偽統治時期，他曾率團去沈陽辦一次演出。當時商定是以賑災名義演出的，但是演出第二天，報刊上卻宣傳為“慶祝滿洲國成立10周年”，馬連良知道受騙了。事后還聽到有人背后罵他是漢奸，他感到十分冤枉，但有口難辯，從此背上了這口黑鍋。此時北平已經解放，他擔心共產黨追查此事，只得滯留在香港。
　　1950年一次政協聯誼座談會，馬連良女兒應邀參加。周總理看望了出席座談會的各界人士，當有人介紹說這位是馬連良的女兒馬力時，周總理隨即問馬力：“你的父親現在哪里？”馬力回答：“在香港。”總理接著說：“你寫信給他，要他回來。就說我周恩來向他問好。”1952年馬連良從香港回到北京，當第一次見到周總理時，思想很緊張，對總理說：“我回來晚了一些。”總理連忙說：“不晚不晚，愛國不分先后。”事后總理托人轉告馬連良：“你是演員，依靠演藝養家糊口，是沒有政治目的的，你不要把去東北演出一事放在心上。”馬連良聽后內心十分感動。周總理短短數語，實事求是地看待歷史問題，解開了馬多年來的心結。在這以后，馬連良在黨和政府的關懷和雙百方針的鼓舞下，先后擔任北京京劇團團長、北京戲曲學校校長等職，為繁榮文藝事業和弘揚京劇馬派藝術作出了積極貢獻。
　　與胡厥文結下深厚情誼
　　周恩來和胡厥文相識于抗日戰爭勝利前后的重慶。1945年8月，毛澤東率中共代表團赴重慶談判，周恩來是代表團的主要成員。毛澤東和周恩來經常邀集黨外人士促膝談心，胡厥文聽他們分析中國和世界形勢，講解黨的建國方針和政策，懂得了許多革命的道理。胡厥文與周恩來結下深厚的革命情誼，還有深層次的原因：
　　胡厥文是民族工商界的代表人士，曾多次在重慶率工商界代表向蔣介石、宋子文反映民族工商業在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多重擠壓“夾縫”中生存的艱難狀況，要求政府關心支持，但卻屢遭拒絕，胡對蔣介石喪失信心。對比之下，周恩來代表中共宣傳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時期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方針政策，使胡厥文增強了發展民族工商業的信心。1945年，黃炎培、胡厥文等人發起成立民主建國會，得到了中國共產黨的大力支持。當時周恩來是中共南方局書記，經常和民建保持聯系，支持民建愛國民主活動。周恩來講話樸實無華，不露鋒芒，誨人不倦，總是給人以啟迪，即使對方一時想不通，也不強加于人，而是耐心地做團結教育工作，給胡留下了深刻印象，產生崇敬的心情。
　　周恩來病重期間，胡厥文十分關心，他寄去治療癌癥的處方，想盡一切辦法希望總理早日康復。周恩來逝世噩耗傳來，胡厥文悲痛萬分，放聲痛哭，不思茶飯，茫然若失。當天他致信鄧穎超，表示沉痛的哀悼，并附詩一首，詩中曰：
　　庸才我不死，俊杰爾先亡。
　　恨不以身代，凄然為國傷。
　　點名讓錢偉長參加出國訪問團
　　錢偉長在1954～1956年間參加周恩來親自領導的國家自然科學12年規劃制定工作。錢偉長以高昂熱情經常通宵達旦地工作，給周恩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周恩來一貫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視科學家為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公開贊揚錢偉長、錢學森、錢三強為中國“三錢”。
　　在“文革”中，錢偉長受到了不公正待遇，批斗抄家，撤職罷官，下放車間從事體力勞動，但他堅信國家決不會長久這樣下去，歧途必定要改正。他對周總理懷有深厚的感情，在后來的回憶中說，“文革”中為保護統戰人士，周總理做了許多工作，我也是他親自關懷下才回到清華大學的。總理要我回校參加外事接待工作，點名要我參加“文革”中第一個赴英國、美國、瑞典、加拿大四國科學家訪問團。經辦同志怕我趁機移居國外，有意對我封鎖消息，被周總理察覺后得到了糾正。臨行前，總理還單獨囑咐我在國外考察時要關注的重點問題。這次出國訪問取得了圓滿成果。事后有記者就“移居國外”傳聞一事采訪我，我坦言：我是不會走的。我在壯年時代，舍棄了在美國的一切優厚待遇，回到戰亂中亟待建設的祖國，物質享受對我如浮云，把知識獻給國家和人民才是我的愿望，我的工作就在中華960萬平方公里的大地上。
　　2003年是周恩來誕辰105周年，中央文獻出版社編輯出版了《周恩來統一戰線理論與實踐》一書，請錢偉長作序。錢偉長在序言中寫道：“周恩來是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的一面光輝旗幟。他一生從事革命活動，善于將不同階級、階層的人士團結到中國共產黨的周圍，眾志成城，一道同國內外強大敵人和困難進行長期的復雜的艱苦的斗爭，最終使中華民族的共同目標得以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