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發展處在爬坡過坎的關鍵階段，經濟運行存在不少突出矛盾和問題。困難不容低估，信心不可動搖。”政府工作報告指出，做好今年政府工作要堅持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通過簡政減稅、放寬準入、鼓勵創新，持續激發微觀主體活力，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更好適應和引導需求。

　　2017年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之年。政府工作報告已然勾勒出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路線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出一年多之后，處在市場一線的企業家們是如何實踐的？對于深化這項改革，代表委員們有何感悟？記者分別采訪了4位浙江代表委員。

　　一只箱包的“兼并重組”

　　“化蛹成蝶”，這是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對堅持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加快中國經濟轉型升級過程的生動描述。

　　對此，全國政協委員、省政協副主席陳小平，全國政協委員、杭州市政協副主席趙光育不約而同地認為，傳統工業企業的轉型升級，既充滿希望又伴隨陣痛，既非常緊迫又艱巨復雜，是當前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突破的難點、必須闖過的關口。

　　半個多月前，在桐廬縣的一次企業調研，讓陳小平看到了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的一條新路徑。專注箱包生產、始終堅守實業20年的桐廬力高控股有限公司，2011年整體收購了比利時著名品牌“海格林”及其所在公司，并利用互聯網、大數據等技術創新供應鏈模式。這些年，“海格林”開始與國內箱包企業深度合作，通過輸入品牌、技術、管理優勢，讓這些原本產能過剩、缺乏市場競爭力的工廠起死回生，而“海格林”自身也躍升為世界最大的箱包制造商之一。

　　“在化解過剩產能時，我們要因業施策、因地制宜，出臺市場化去產能的扶持政策，鼓勵優質品牌企業兼并收購同類企業，改造、提升、修復傳統產能，讓其‘化蛹成蝶’，成功轉化為新動能。”陳小平說。

　　無獨有偶。這次赴京參會，趙光育提交了一份題為《支持、鼓勵非工業企業跨行業發展，投資、入股或兼并老工業企業，實現傳統工業企業轉型升級》的提案。

　　“發展實體經濟，實現轉型升級，一定要走騰籠換鳥的道路。”趙光育認為，從實踐來看，老工業企業僅靠自我提升，較難實現轉型。大力支持、鼓勵新興企業和非工業企業投資、入股、兼并老工業企業，打造高起點的新型工業企業，是一種更為有效的手段。

　　讓新興企業、非工業企業涉足工業產業，需要政府積極引導、支持和鼓勵。趙光育建議，政府應盡早出臺有關政策，在土地、稅收、金融和知識產權等方面，采取更積極、有效的引導措施，鼓勵和支持新興企業、非工業企業向工業實體轉型，做大做強我國的實體經濟。

　　一件服裝的“轉型升級”

　　在服裝行業低迷，庫存高企、業績下滑之時，森馬的業績增長勢頭依舊不減。

　　（下轉第二版）


　　（上接第一版）

　　全國人大代表、森馬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邱光和將原因歸結為企業深入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牽著消費者的手，永遠跟著市場走。”作為直接在市場里打拼的企業家，邱光和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解就是這句話。森馬的做法是，通過銷售大數據的分析，對消費者消費習慣、生活方式進行深入挖掘，將“我認為客戶需要什么”調整至“用戶需要什么，我就提供什么”。

　　數年中，森馬將上游代工供應商從六七百家削減至200多家，剔除“低、小、散”，現有的供應商中80%以上同時為國外大品牌生產，其中有30家左右為上市公司。他們在產品研發、數據標準化、周轉速度等方面具備絕對優勢。

　　“任何一家企業要想發展好，都必須要不斷改革，形成更好的制度。”邱光和反復跟記者強調，企業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以好的制度激發團隊的創造力。“傳統產業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到最后都需要人去完成，提升、激勵員工，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他說。

　　森馬還推進企業內部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早在2015年，森馬就正式推出創業合伙人機制，給員工創造當合伙人、當老板的機會，進而挖掘、激發他們的智慧和潛力。邱光和認為，合伙人機制符合市場發展的要求，有助于森馬業務多樣化。森馬企業系統也從過去相對封閉的狀態，轉變為一個更加開放的生態圈，從而引發更大量級的聚變。

　　目前已實現盈利的新品牌馬卡樂項目，便是森馬服飾嘗試推行創業合伙人機制的首個項目，在全國已有200多個終端門店。現在的森馬，獲股權激勵的員工達400多人。“一家企業、一個品牌的成功或許是偶然，但一批品牌的成功，必然有其機制支撐。”邱光和建議，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定要重視制度創新。

　　一輛電動汽車的“徘徊不前”

　　從攻堅之年進入深化之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思路愈發清晰，這一點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有鮮明體現：更多運用市場化法治化手段，有效處置“僵尸企業”；實施市場化法治化債轉股；降低企業制度性交易成本……

　　“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踐邁向深入，市場化法治化被放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全國人大代表、天能集團董事長張天任說，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無論是宏觀還是微觀政策制定都面臨挑戰。而如何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面臨的一個重大課題。

　　張天任的這番話，頗有些“有感而發”的味道，他給記者講了一個關于電動汽車的故事。在北京，微型電動汽車在胡同里自如地穿梭，看到街頭的這一幕讓他很高興，卻又不免有些困惑。“微型電動汽車產業發展勢頭很好，但受制于相關政策，又感覺放不開手腳。”張天任連續多年在兩會上提議發展微型電動汽車。

　　微型電動汽車之所以廣受歡迎，實際上是其滿足了國內中低收入消費群體的出行需求。作為微型電動汽車行業中的一員，張天任碰到許多“不確定”：比如微型電動汽車是否應當把鉛蓄電池排除在外？微型電動汽車是否應當納入汽車管理范疇？對新興行業而言，這些具體政策的變化都將影響到整個行業的發展。

　　“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很重要的一點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張天任說，以微型電動汽車為例，這是一個新興行業，因為契合市場需求發展很快，政府如何引導很重要。張天任建議，政府和市場要各司其職：政府要以公平競爭、兼容發展為方向制定相關政策，企業則要嚴格把控產品質量。各地產業布局要突出重點，集聚優勢，避免低水平重復建設和資源浪費。地方政府要嚴格查處不具備生產條件的企業和存在安全隱患的產品。

　　張天任還建議，因地制宜開展微型電動汽車規范管理試點，規定車輛數量和類型、行駛區域、保障措施等相關內容，做好推廣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