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一塵同志生于1920年8月，安徽績溪人,于2002年3月13日走完了他82年的人生之路。

    汪一塵同志自1950年6月負責籌備衢縣工商聯，并擔任副主委、主委；1953年參加省工商聯籌備工作，后擔任省工商聯執委、常委，全國工商聯五屆執委；1951年當選省各級人民代表會議代表；歷任衢州市政協第一、二屆副主席，省政協一至四屆委員，五、六、七屆常委；1982年12月加入民建，歷任民建省委衢州直屬支部主任，民建衢州市委第一、二屆主委，民建省委第三、四屆常委。

    一
    1999年，浙江省政協成立50周年，市政協文史委主任潘玉光同志送來一封信，說是向汪一塵同志約稿，請他寫回憶文章。我將信函送給汪老，并傳達省政協的約稿要求。因汪老的雙目已失明，信函由我讀給他聽，他聽后即刻進入沉思，默默不語。大約過了20多分鐘，他自言自語地說，“應該要回憶回憶”。并以商量的口氣對我說：“美珍，你能幫我嗎，我口述，你執筆好嗎？”我不加思索，滿口答應。就這樣我每天上午到他家，他口述，我記錄，下午回去整理，第二天把整理好的稿件再讀給他聽。他思路清晰，記憶力極強，讓我吃驚。在回憶中，他無時不流露出對人民政協的深厚感情，也無時不為自己能50年如一日地為人民政協工作而感到光榮。他講得最多的事是參加重要會議，聽領導的報告，開展調查研究，履行委員職責，下基層開展工作等。他對第一次聽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席譚啟龍的報告，印象很深。他說，譚主席溫文爾雅，一表人才，作報告時侃侃而談，講抗美援朝、土改運動、鎮壓反革命運動，如數家珍，感到共產黨確實有人才，令人敬佩。

    1952年，省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會議期間，省委統戰部召集有關人士座談，林楓部長作“三反五反”運動的形勢報告。當時工商界人士對“三反五反”幾乎談虎色變，人心惶惶，由于對黨和政府的政策了解甚少，因此，思想混亂，情緒悲觀，經營消極，造成市場蕭條。林楓部長的這次報告，使工商界對黨的工商經濟政策和國內的形勢有了進一步的了解。回來以后，他即召集工商界人士傳達林楓部長的報告。大家聽了感到很親切，備受鼓舞，紛紛表示，要響應黨的號召，愛國守法，積極經營，使當時一度蕭條的市場得到恢復。

    1954年初，全國工商聯在北京舉行會議，貫徹總路線精神，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在中南海懷仁堂作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報告，這是汪一塵第一次聽中央領導的報告，當時他的心情非常激動，聽得非常認真。回衢以后，他就傳達了會議精神，組織學習總路線和有關政策，并向領導匯報和積極申辦國家資本主義形式的榨油廠。

    1957年，中共浙江省委書記江華在省政協會議上作報告。江華書記講了共產黨的革命斗爭史，講了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艱難困苦，講了共產黨經過萬水千山的艱苦斗爭，奪取全國革命勝利來之不易，講了解放后建設社會主義的困難等。回憶江華書記的報告，他深感江華書記對政協委員的勉勵語重心長，是對政協委員政治上的關心和愛護，使大家保持了清醒的政治頭腦，堅定政治立場，堅決跟共產黨走。

    1956年，他以省政協委員的身份被省人民政府委派去受臺風重災的寧波鎮海地區慰問。一起去的有省農工黨主委李士豪和省民政廳的一個處長，他們善于走群眾路線，搞調查研究，關心群眾，做群眾工作的經驗，對他產生很深的影響，以至在以后幾十年的工作中，一直鞭策著他去積極做好群眾工作。

    二

    自1997年以后，每年的“老年節”前后，我一般都會到汪一塵同志的家里看望，每當我告訴他“老年節”的活動安排時，他總會流露出對一起共事的老同志的關切，深情地詢問老同志的近況。當聽到老同志們都好時，他會放心地點頭。

    1999年1月3日，原民建衢州市委委員、龍游支部主任朱哲坤同志心臟病突發去世了。2月5日我去看望汪老，無意中將這一不幸消息告訴了他，沒想到他竟是那樣的難過，半天不說話，沉浸在悲痛之中。2月9日上午，汪師母打來電話，叫我到他們家去一下，我去時他們已等在那里，汪老神情肅穆，過了一會才對我說：朱哲坤走了，我很難過，他是個好同志，我想請你幫我執筆寫一篇懷念他的文章。他躺在躺椅上，一字一句條理清晰地表達了對朱哲坤同志的深切懷念。他對一起共事的同志如此熟悉、如此肯定，感情如此深厚，是用心用情在表達對昔日同仁的懷念，使我深受感動。

    平時我送文件資料到他家，除了聽我匯報工作外，問我最多的就是衢州民建的自身建設問題，并不斷追問一些細節。當告訴他民建工作很有生氣，會的凝聚力不斷增強時，他才放心地點頭。

    他十分關心民建的社會服務工作，對衢州的經濟發展尤為關注。2000年中共衢州市委、市政府在全市開展來料加工，招商引資，他非常關注這項工作，認為民建可以在這方面有點作為。他說，他要給廈門的兒女打電話，叫他們在廈門想辦法引點資，搞點來料加工。

    自1998年起，每年的市政協會議前后，我們都派人到汪老家，征詢他是否參加政協會議，他都會毫不猶豫地說：要去的。我們照舊替他報到，領好資料，再送他進會場。盡管他不能像往年那樣上臺發言，參加小組討論，但他卻坐在輪椅上參加開幕式，聽完常委會工作報告。此情此景令人感動，使我終身不忘。

    三

    40多年來，汪老深入調查研究，積極建言獻策，認真履行職責，敢于直言，在歷屆委員中留下了深刻的記憶。

    1988年上半年，汪老組織會員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撰寫了《關于認真貫徹農業生產資料專營(決定)的建議》，在省政協常委會上發言，受到省政府領導的重視。

    1988年初，國民經濟一度出現通貨膨脹、物價上漲、信貸失控、儲蓄滑坡、資金緊缺的局面，黨中央、國務院雖及時采取措施，使流通領域的混亂現象得到控制，金融形勢趨于穩定，但是仍然出現一些新情況和新問題。為此，汪老不辭辛勞，奔波于銀行與企業之間，進行深入調查研究，寫出了《運用信貸杠桿促進經濟結構和運行機制的調整》的調研報告，并在省政協六屆二次全會和市政協一屆五次會議上發言。他建議要充分運用金融手段，促進經濟結構和運行機制的調整，對金融信貸作堅決壓縮，特別是固定資產投資，對農業的有效供給要給予傾斜，從法治上保證金融機構獨立地位，制止“行政干預、奉命貸款”現象。他的意見建議引起省委、省政府領導重視，被省人民銀行采納。

    1989年7月，汪老與有關方面一起，開展農資“專營”情況調查，提交了《進一步完善農資“專營”體制，為農業生產服務》的調查報告，受到省供銷社的高度重視，對制止農資市場混亂現象，保證農資供應，起到了重要作用。

    1990年，他又積極配合商業局對國有、集體商業面臨的問題開展調查，并在市政協二屆一次會議上，作《關于經濟滑坡、市場疲軟幾點看法》的發言，引起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視。市委書記在發言稿上批示，分管財貿副市長兩次專門協商研究解決辦法。

    汪一塵同志敢于直言，善于真言。1981年，省委、省政府為了實現黨風的好轉，發了一封公開信，要求全省各級黨政機關嚴禁請客送禮、開后門等不正之風。不料春節前，省政府機關事務管理局所屬的大華飯店，以機關需要的名義開了兩輛汽車到衢州、龍游采購副食品。他們要龍游食品公司加工180只鮮腿和雞、鴨、蛋等，還在集鎮上捕狗、打狗，在群眾中造成很不好的影響。他了解此事后，心想自己是政協委員，有民主監督的職責，為了黨的形象不受損害，為了黨風的好轉，應該與黨肝膽相照、榮辱與共。因此，寫了一封批評信寄省政協領導并轉送中共浙江省委。省政協副主席朱之光同志當即給他回信說：“此信很重要，我們已采用最快、最穩妥的辦法轉送省委領導。”省委領導對此事很重視，很快就派省紀律檢查委員會的3位同志來衢州了解情況，聽取意見，在到龍游查證之后，向汪老反饋：您向省委反映的情況屬實，回去后我們一定詳細向省委匯報。后來省委對此事作了嚴肅的處理，要求有關同志把分到的鮮腿、雞、鴨副食品原封退回，責成當事人作了檢查。省委還通知省政協對汪一塵同志進行表揚。

    四

    1982年，衢州市“兩會”根據全市待業青年多，不少工商企業缺少財會人員的情況，積極響應省人民政府“動員社會力量發展教育事業”的號召，創辦了育才職業學校。在一無資金、二無教室、三無經驗的情況下，汪一塵同志勇于挑起籌備辦學的擔子，擔任校長。為籌集經費，解決教室，聘請教師，收集材料，他四處奔走，日以夜繼地工作。有人勸他：“何必自找麻煩！”但他認為，培養社會主義建設人才，為國分憂，應該“自找麻煩”。他的韌勁、鉆勁以及高度的責任感，得到了市政協領導和省工商聯的支持，在不向國家要一分錢的情況下，衢州市育才職業學校于1983年3月正式開學授課。

    為辦好學校，汪老不辭辛勞，從制訂教學計劃到課程安排，從聘請教師到進行學生家訪，從決定教務到編寫校刊，他都親自負責，并經常注意做好辦學工作人員的思想政治工作，認真貫徹勤儉辦學的方針，發揮江兆華、汪孝思等民建老年會員的特長，讓他們擔起講課和校務工作。

    根據市場調查，學校確定了“揚長避短、拾遺補闕、勤儉辦學、講求實效”的辦學宗旨，以企業職工、初中畢業未升高中的學生為招生對象，自1983年以來，曾開設工業會計、商業會計、會計基礎、電工基礎、土建預決算、服裝縫紉、計算機知識等專業，并根據市場的不斷變化，適時調整教學專業。

    1986年由市民建、工商聯聯合市民進創辦了“育才中學”，學制為二年，專門招收初中畢業生，成為財務會計中等學校。1988年，該校被列為全市10個重點職業學校之一。

    為了活躍商品經濟、促進市場信息交流，1993年12月，市民建、市工商聯創辦了《市場信息》，汪一塵同志擔任主編。6年間，發刊125期，每期發行300多份。其間，與全國各地的民建、工商聯等有關部門160多個單位建立了聯系和交流，許多報道在《浙江日報》、《經濟日報》、《金華日報》、《衢州日報》和廣播電視轉載轉播，產生了比較廣泛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