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離開我們已29個年頭了。他曾擔任過民建金華市委會主委、市工商聯主委、金華市政協副主席和浙江省第一屆至第三屆省人大代表、省政協委員。

    不了解他的人以為他是個大資本家，其實他是一個出身很貧苦的人，既無田產、又無房產，更不用說資本。父親12歲就離開蘭溪雙牌鄉一個小鄉村---王皮村，來到金華九德堂藥店做學徒，后當店員。到了抗戰勝利以后，由于人品好，才被老板聘為藥店經理。真正使我父親風光起來的，還是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1949年金華解放以后，經過土改、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等政治運動，由于父親誠實、守法，積極擁護共產黨的領導，引起黨和政府的重視及社會各界特別是工商界的信任，由一個私營藥店九德堂的經理---資本家代理人,成為社會知名人士被推向政界，當選為省人大代表、省政協委員，并三次上北京見到了偉大領袖毛主席。政治上翻天覆地的變化，令他備感榮幸！可是，他仍然保持誠懇、樸實、和善的為人品德，過著十分清苦的生活，并教育兒女要擁護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要學好本事，真誠待人，服務社會，并“以行為榜”，使我們深受教育。

    父親早年就患有嚴重的胃潰瘍,由于工作過度勞累和家庭生活貧苦，疾病無法得到根治。解放后參加工作,雖有公費醫療，但他總是在衣袋里放一包“小蘇打粉”，當胃病發作時就拿出吃一小匙,以緩解病痛。母親見他有時實在疼痛難忍，勸他去醫院治療，他說：“到醫院多花錢，還是小蘇打管用。”

    我們和父親一直是分居兩地的，解放前，父親在九德堂任經理時，就住在店里的“賬房”內，搭一個鋪，既是辦公室又是寢室。直到1955年才將母親和我們從蘭溪鄉下接到金華一起生活，租住在后街附近的太極宮一私人的平屋內，一個不足15平方米的小房間，就是我們的家了，簡易得可想而知。為母親和我們能有個睡的地方，父親特意添置了一張簡易鋼絲床。就在這個小房內，用水是靠人挑的，電是居民合用電表，是點包燈的(就是按燈泡瓦數多少計價)，燒的是小煤爐，如廁是小馬桶。與我們現在的生活和居住條件比,真是天壤之別。當時有關領導有意把位于尊賢坊的一座小平屋(門前有一小操場)，拿出一大間用于改善我們的居住條件。可當時該平屋里辦有民辦小學。當父親得知這一情況后，為了不讓孩子們失去良好的學習環境，寧愿委屈自己，不肯搬家。后來就這樣一直蝸居在這小房子里，直到離開人世。每當想起這些，實在令人痛心和鼻酸。

    父親本人生活十分節儉。自我們懂事以來，從未見他添置過一件像樣的衣服。解放后時尚穿中山裝，就用自己穿過的長袍改制，冬天穿的皮毛大衣，是舊衣店里買的。這些既是平時穿的，也算是他的禮服了，連上北京去開會都是如此。

    他牢記黨的恩情，教育我們子女要遵紀守法，報效社會。他自己積極響應黨的號召,唯恐落后，在大辦鋼鐵的年月，為支援國家建設，把接我母親到金華一起生活而添置的簡易鋼絲床，也拉到了廢品收購站。為了響應毛主席關于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號召，把原已在金華市中醫院學醫的小兒子金正安也召回來，下放去了金華種豬場勞動。家里一只燈泡壞了，因15W燈泡缺貨一時買不到，而買了25W的，他也不隨意使用，一定要先去居委會登記，經同意后再使用。當時對他的這些做法，我們做子女的很不理解，抱有埋怨情緒。現在想起來，這實在是他為人的優良品德，是他忠于黨和社會主義的一片心，值得我們好好學習和發揚光大。

    生活的清貧對原本貧苦出身的父親倒也沒有什么，最苦的還是心情上的憂郁。在那只講階級斗爭的不尋常的歲月里，對他這個本性就是忠厚老實、膽小怕事的人，更添了一份擔憂，加上原本虛弱的體質，怎經受得起批斗、下放勞動等運動的沖擊，于是舊病復發，而且不斷加重。雖然他躺在病床上，但他熱愛黨和毛主席、擁護社會主義的那一份赤誠的心卻始終不變。我們坐在他病床前，他還常嘮叨對新舊社會的親身感受，說：“1943年，我胃大出血，老板就把我送回農村老家，根本不給治療，連工資也停發。現在生病有保障，1968年同樣胃大出血，生命垂危，得以搶救重生，是黨和社會主義給我第二次生命。”1976年聽到敬愛的周總理和毛主席相繼逝世的噩耗，他悲痛萬分，禁不住老淚縱橫。后來聽到黨中央一舉粉碎“四人幫”的喜訊，他的心情非常激動，內心才感到有了希望，連說：“黨中央決策英明。”可惜他久病在身，未能等到新時代的到來，于1977年農歷正月初四永別我們而去，享年76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