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奮斗的工商業家——回憶我的父親包達三
發布時間：2010-05-12 16:3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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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包啟亞
包達三(1884--1957)，浙江鎮海人。抗戰勝利后在上海參加民建，是民建浙江省組織的主要創始人，歷任民建浙江省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民建全國會務推進委員會委員、常委，民建第一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常委。新中國成立后，歷任中央人民政府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華東行政委員會監察委員，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浙江省副省長，上海市第一、二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父親包達三離開我們已經40多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他的諄諄教誨,至今仍銘記在我的腦海。他是一位堅持正義，具有強烈愛國熱情的工商業家。他的一生，從追求進步，反對腐敗的清政府，尋求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國家；到反對國民黨獨裁，“要求和平，反對內戰”，投身到民主愛國運動；一直到新中國成立后，出任共產黨領導的省政府副主席。一次次人生轉折，使他對我們的國家，對自己該走怎樣的路越來越清晰，信念越來越堅定。為了畢生的追求,他無怨無悔。父親那句“我之贊成社會主義，是自己的切身經歷中體驗出來的。中國人，包括工商業者在內，無論從國家，從個人來打算，除了社會主義之外，是沒有光明大道可走的。”父親這至理名言,常常縈繞在我的耳畔。
早期求學生涯和進步活動
1884年4月28日，父親出生在浙江鎮海一個農民家里。幼年在私塾讀過幾年書，后來到蘇州、上海的商店當學徒。父親青年時代，正值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清政府對內欺壓百姓，對外賣國求榮，祖國命運岌岌可危之時。他對此深惡痛絕，25歲那年，毅然東渡日本求學，希望將來能對國家有用。
在日本期間，受孫中山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的影響，父親加入了中國同盟會，投入到反對腐敗的清政府的斗爭。期間，結識了蔣介石、張群、周佛海等人。1911年10月，武昌起義前夕，他毅然和蔣介石、張群一起秘密回國，參加了辛亥革命，先后在上海、杭州組織敢死團，參與攻打上海江南制造局和光復杭州的戰斗。臨時政府成立后，父親因反對蔣介石強借浙江臨時政府庫銀揮霍及參與暗殺光復會領袖陶成章，就與蔣介石分道，再次去日本留學,并參加了進步黨，后擔任進步黨留日支部部長。
1914年，父親畢業于日本明治大學商科后，留日工作并從事進步黨活動。1916年回國，參加反對袁世凱稱帝的斗爭。
當時國內軍閥爭斗，局面混亂，國事日非，父親逐漸無意于政治，1918年后，長期從事工商業活動，走上了“實業救國”的道路。他是上海物品證券交易所的創辦人之一，并倡議在江灣開辟引翔港，建設新上海，以取代上海租界。為此，他集資開辦地產公司，在江灣一帶購買大量地產，經營地產業務，逐漸成為上海知名的房地產資本家。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又指使浙江省財政廳廳長徐郛向父親勒索銀元10萬元。對蔣介石的所作所為父親非常憤慨，政見不同，對蔣的為人更是不齒，決定與其絕交。蔣介石也放出話來：只要我在臺上一天，你包達三就不能從政。
此后，父親更是一心經商。主要從事房地產業務，還籌款開設了漁船公司、鹽墾公司、蛋廠等，資產不斷增多。但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國民黨反動統治下，父親深感民族工商業者處境的艱難，更為國家的前途命運擔憂。當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國家處于生死存亡之際，他心底的愛國熱情再次煥發，與上海各界一起投入抗日救國的洪流。
不久，發生了一件事。那是1938年上海淪為孤島后，一天家里來了一個穿軍裝、掛佩劍的人。我們很好奇，這樣裝扮的人家里從來沒有見過。從那以后，父親日漸減少外出活動，不久我們便搬了家。父親開始隱姓埋名，外出租房都用我二弟的名字。后來我才知道，那個穿軍裝的人是漢奸潘達。潘受上海偽市長傅筱庵的委托來勸說父親出任上海偽政府實業部長,被當場拒絕。不管偽政府如何威逼利誘，父親都不肯就范。他到處躲藏，靠變賣家產度日。抗戰勝利前后，許多人還以為他已過世。父親就是這樣保持著一個中國人應有的民族氣節！
尋求和平與光明
抗戰勝利后，國民黨政府在美國的支持下，不顧人民渴望和平安定的愿望，悍然發動了反共反人民的內戰。重慶到處籠罩著白色恐怖。父親的好友馬寅初、馬敘倫、胡子嬰等由重慶抵滬，住在我家。他們時常評議國是，憂國憂民。在這些愛國民主人士的影響下，父親加入了民主建國會。他心中的愛國熱情，被民建會民主、建國的宗旨燃燒得更旺，使他再次走入政治斗爭的行列。
當時我們家住在上海趙主教路(即現在的五原路)大通別墅，這是非常值得紀念的地方。這里不但接待過周恩來、李維漢、董必武等中共領導人，更是馬寅初、郭沫若、陳叔通、馬敘倫等民主愛國人士經常聚會的地方。那時，我家的廚子廚藝很好，有些名氣，父親常在家舉行“聚餐會”,召集上海工商界愛國人士聚會，宣傳共產黨對工商界的政策和政治主張，商討、研究如何推進和平民主運動。這里逐漸成為團結上海工商界的一個聯絡點。
當時我印象最深的，也是在中國歷史上引起強烈震撼的一件事，便是“下關慘案”。那是1946年6月國民黨發動全面內戰前夕，上海50多個人民團體推舉馬敘倫、盛丕華、蕢延芳和父親等11人組成和平代表團，去南京向國民黨政府呼吁和平。臨行前，雖然受到國民黨特務的恐嚇和警告，但父親他們態度堅決，表示為了和平不惜赴湯蹈火。6月23日，代表團在上海10萬群眾歡送下出發，傍晚到達南京下關火車站，不料在此慘遭數百名預伏國民黨特務的圍攻毆打長達5小時之久。馬敘倫頭部、胸部多處受傷，雷潔瓊被打得口吐鮮血，父親也負了重傷。直到次日凌晨，在民主人士及中共多方努力下，受傷代表才被送進醫院。之后，父親不顧傷痛，仍與黃炎培、盛丕華等出席了國民黨參政會舉行的招待會和在大陸飯店舉行的記者招待會。在招待會上揭露了下關暴行的真相，呼吁停止內戰。又走訪了孫科、邵力子、張厲生、雷震、陳立夫、馮玉祥等國民政府高官，表達了人民要和平、反內戰的意愿。
經歷這次斗爭，父親進一步認清了國民黨蔣介石假和平的真面目，更堅定了與國民黨反動派斗爭到底的決心。這一事件也進一步激起全國人民的義憤，更大規模的反對國民黨暴行、反對內戰的民主運動在全國展開。
為了支持民主運動，父親變賣了40多畝地產，取出200兩黃金充作活動經費。父親不但自己行動起來，更是通過各種名目的聚餐會，發動民族工商業家一起出錢出力，救濟被迫害、被通緝的進步教授、學生、工人，掩護、資助他們到解放區去參加斗爭；贊助宋慶齡先生發起的文藝界福利基金；反對國民黨一手炮制的“國大”和“憲法”；反對國民黨的“經濟緊急措施方案”……父親還利用我哥哥當飛行員的便利條件，多次讓他為中共地下黨運送機密文件和宣傳品。
1948年蔣介石在上海搞“金圓券運動”，加緊迫害參加學生運動、工人運動、民主運動的進步人士。8月26日，我因參加學校地下黨組織的進步活動被捕。在干爹馬寅初的交涉下，最終被保釋。鑒于局勢越來越惡化，為了保護民主力量，在共產黨的安排下，父親化名石龍公，與其他民主人士被陸續轉移到香港，我也隨行。
到香港后，父親就病了。中共代表潘漢年來醫院探望，帶來了黨的關懷。在香港，我們主要與潘漢年聯系，也與在港的工商界人士聯系。為支援解放區，父親還讓我帶錢給章乃器，由章轉交解放區。就這樣，我們在等待中迎來了新的一年---1949年。
1949年3月,應中國共產黨邀請，父親與一批民主人士要赴解放區去。記憶中同船回來的有馬寅初、黃炎培、盛丕華、陳叔通、柳亞子等。開始是經濟南，再到哈爾濱。途中獲悉北平和平解放，我們又改道天津，轉赴北平。一路上，水路、陸路，輾轉顛簸，很是辛苦。父親身體不好，氣管炎發作，開始吐血，但心情很激動，希望早日到達解放后的北平，見到久違的親人。黨對他也非常關心，讓我一路陪同北上。到了北平，周恩來馬上來看望大家，并告知與國民黨和談不成，可能還要打，建議大家撤退到東北解放區去。父親因病沒有去，留在北京治病。不久上海也解放了。
從社會賢達到任職人民政府
1949年春夏，在北京的日子里父親很是忙碌，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工作。9月，在人民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上擔任正式代表和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參與了《共同綱領》的制訂，并光榮地出席了開國大典。
在北京時，黨中央曾考慮讓他出任食品部部長，但被父親婉言謝絕了。他說：我還是做老百姓好了。當不當官無所謂，都一樣要為人民服務的！他把名利看得很淡，只想做些對社會有益的事。
記得在北京與上海第一次恢復通車時，我們與鄧穎超媽媽一起乘車南下。到達上海，陳毅市長來看望大家。陳市長笑著對父親說：你們是先頭部隊，以后上海工商界的工作就由你們來做。要多宣傳黨的政策啊！
父親后來就真的靠自己在工商界中的影響幫助黨做了許多工作。他以身作則，說服我們把在上海信義地產公司的市郊營業地98畝全部獻出來，并將應繳的農業稅全部繳清；拜訪上海工商界的知名人士，現身說法，宣傳黨的工商政策，在工商界中起到了穩定、示范作用。他雖不是什么官，可在我眼里卻比當官還忙。一會兒參加工商界的會議，一會兒到政協開會，一會兒又在民建參加活動，總不在家。
黨和政府對他一直非常關心，給他安排了許多社會職務：先后曾擔任中央政府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華東軍政委員會監察委員、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代表等。
1951年，黨中央決定讓父親擔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干爹馬寅初也勸他別再推辭了。父親感到這是黨中央充分考慮后做出的決定，既然需要，就欣然接受了使命。1955年他當選浙江省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并擔任浙江省副省長。
父親到浙江工作，我留在上海，我的女兒隨同到了杭州。我每次到杭州探親，父親都會關心地問起上海工商界的情況。他還經常向來家做客的工商界人士宣傳黨的政策，要他們愛國守法、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積極參加國家建設。在各項運動中，他總是帶頭響應黨的號召。早在1952年，他就將自己的所有財產，包括在上海、杭州等地的房地產全部捐獻給國家，支援社會主義建設。
1954年，民建中央決定建立民建浙江省工作委員會，指定父親主持籌組工作。1955年，民建浙江省工作委員會正式成立，父親擔任主任委員，是民建浙江省組織的主要創建人。
1955年起，父親因患心臟病，休養了很長時間。聽媽媽說，即使在病中，他仍十分關心國家大事和浙江省的工作。記得一次我去杭州，父親忙著寫材料。對他的身體我有些擔心，他卻說自己身體很好，趕寫議案是為參加全國人代會做準備。這是他最后一次參加全國人大會議。他當時寫的議案是關于浙江青田石資源的利用開發問題。他對撰寫議案非常投入，做了仔細的調查研究，還說“將來我死后，要火葬，就用青田石做骨灰盒”。
1957年4月6日，父親因病永遠離開了我們。遵循他的遺愿，其骨灰存放在青田石做成的盒子里。當時，《浙江日報》等對此都做了專門報道，贊揚他作為首長，移風易俗，帶頭倡導火葬。
與周恩來的情緣
父親早年追隨孫中山先生。后來隨著形勢變化，又與蔣介石政見不和，遂走上“實業救國”的道路。抗戰勝利后，當他再次投身于政治運動，走上民主、建國的道路，除了受馬寅初、馬敘倫、胡子嬰、黃炎培等民主愛國人士的影響外，中共領導人周恩來對他的影響最深。
父親與周恩來的交往始于抗戰勝利后的上海。當時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與國民黨談判，中共代表團駐滬辦事處與我家毗鄰。周恩來經常在周公館會見進步的工商界人士，向他們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方針政策，分析時局，使大家日漸看清了美蔣勾結的真面目，日益傾向于中國共產黨的和平主張。從此，父親便成了周公館的常客，周恩來也多次到我家走訪。周伯伯平易近人，對我們這些孩子也很好，還將與鄧媽媽在解放區的合影送給我，并親筆寫上：送給寶寶(我的小名)。
1946年6月“下關慘案”發生后，當時在南京進行和談的中共代表周恩來、董必武等聞訊，連夜趕往醫院探望受傷代表。周恩來代表中共對受傷的民主人士表示慰問，鼓勵大家繼續斗爭，他說：“你們的血不會白流的。”隨后，周恩來在國、共、美三方會議上鄭重報告這一事件，抗議國民黨政府放縱特務制造“下關慘案”的暴行，并提出6項善后辦法。危難之際，來自周恩來等中共領導的支援更堅定了父親他們與國民黨斗爭到底的決心。
除了在政治上、思想上受到周恩來的深刻影響，在生活中，父親也時常體會到周恩來朋友般的關心。為了支持民主運動，父親解放前多次變賣家產，解放初更是將自己所有的財產都捐給國家。對此周恩來多次問及我們家的生活狀況，問有沒有困難。周恩來日理萬機仍惦記著我家的生活，與國民黨蔣介石勒索、欺壓民族工商業者形成鮮明對比，父親的心一次次被溫暖著。
還有一件事很令我們感動。解放前在上海時，一次周伯伯來我家做客，吃飯時父親介紹這只鴨子是寶寶養大的。周伯伯風趣地說：“好！今天吃你一只鴨子，以后還你一只。”解放初，我去燕京大學繼續學業，第一個星期天就接到電話讓我回城。我當時很擔心，以為父親的病又犯了。見到父親好好的，他一把拉著我說有人要請吃飯。到了飯店才知道是周伯伯請客。他指著端上來的鴨子說：今天請你吃飯，還你一只鴨子。一股暖流涌上了我的心田。幾年前對孩子說的一句話，不想總理卻一直記在心上。想必父親也從點點滴滴的往來中，體會到周恩來對友人的無微不至。
1957年初父親生病期間，周總理在繁忙的工作中仍抽出時間到杭州看望。要父親安心養好身體，繼續為國家出力。周總理還關照身邊的同志：“包達三跟隨孫中山先生參加辛亥革命，對我們共產黨是有感情的。”
父親過世后，周總理陪外國友人來杭州參觀，專程到家探望我媽媽，連聲說：達老過世我沒來，真對不起！考慮到子女都在上海，總理還關心地詢問母親愿意住在哪里。當得知母親想回上海居住，總理立即打電話給上海市長柯慶施，給予妥善安排。后來，我母親生病，“文化大革命”后我女兒回城等等，總理多次關心幫助過我家。對于總理的關愛，我們全家感同身受，刻骨銘心。
正是與周恩來這樣的中共高層領導的交往，周的遠見卓識、睿智、氣度和人格魅力，使父親心悅誠服，最后完全從心底里接受共產黨，把自己的后半生托付給黨，與黨同舟共濟。
父親留給我們的財產
父親一生熱愛祖國，尋求光明，嚴于律己，同樣對我們的要求也很嚴格。因為忙于經商和社會活動，小時候他管我們的時間極少，但是對我們交友和學業這兩件事，他卻抓得很牢。
記得在讀書時，我有許多朋友。我交什么樣的友---性格、家庭背景等，他都不干涉，但就是不許我與國民黨和三青團成員做朋友，愛憎分明。父親自己也做了很好的表率。雖然因為經營，他與當時黑勢力頭目虞洽卿、杜月笙、張嘯林等人較熟，但從不與他們同流合污。他再三告誡我們要自重，交友要慎。在他的影響下，我也界線分明，接觸的都是些進步的、正義的青年，也參加了一些民主進步活動。
對我們兄妹7人的學習和深造，父親很舍得花錢，還請了家教，幫助我們補習外語，學彈琴等。每學期的成績，他都要親自過目。父親常對我們說：“給你們讀書就是給你們財富。”在子女的培養上，父親一直認為：錢留著干什么？讓他們自己去攢，不能做寄生蟲，讀書是有用的。
我的女兒從小一直跟著公公婆婆(我家對外公外婆的稱呼)，也肯吃苦。從女兒那里知道，小時候與公公婆婆住杭州法院路時，外出買東西、辦事，婆婆總是帶她走路，遠的地方也是自己叫三輪車去，從不用公公的專車。我女兒也繼承了公公的作風，生活儉樸，有了錢就送她的女兒到加拿大去深造，攻讀碩士學位。女兒對我的外孫女說：“送你去國外讀書就是媽媽給你的陪嫁。”
父親從一個有產階級，變成了真正的無產階級。他沒有給我們留下任何值錢的東西，卻讓我們學到了做人的尊嚴，使我們成為真正有用的人。解放后，我做過翻譯、演員、教師。即使“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也銷毀不了我們學到的知識。我深切體會到當年父親讓我們發憤學習的苦心。我由衷地感謝父親，他留給我們的無形財產，讓我們終身受益！
(包啟亞口述，酈紅斌整理，參考馬兆成《熱愛祖國的工商業家》一文)
*原載1982年6月17日《人民日報》。
父親包達三離開我們已經40多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他的諄諄教誨,至今仍銘記在我的腦海。他是一位堅持正義，具有強烈愛國熱情的工商業家。他的一生，從追求進步，反對腐敗的清政府，尋求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國家；到反對國民黨獨裁，“要求和平，反對內戰”，投身到民主愛國運動；一直到新中國成立后，出任共產黨領導的省政府副主席。一次次人生轉折，使他對我們的國家，對自己該走怎樣的路越來越清晰，信念越來越堅定。為了畢生的追求,他無怨無悔。父親那句“我之贊成社會主義，是自己的切身經歷中體驗出來的。中國人，包括工商業者在內，無論從國家，從個人來打算，除了社會主義之外，是沒有光明大道可走的。”父親這至理名言,常常縈繞在我的耳畔。
早期求學生涯和進步活動
1884年4月28日，父親出生在浙江鎮海一個農民家里。幼年在私塾讀過幾年書，后來到蘇州、上海的商店當學徒。父親青年時代，正值帝國主義列強侵略中國，清政府對內欺壓百姓，對外賣國求榮，祖國命運岌岌可危之時。他對此深惡痛絕，25歲那年，毅然東渡日本求學，希望將來能對國家有用。
在日本期間，受孫中山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的影響，父親加入了中國同盟會，投入到反對腐敗的清政府的斗爭。期間，結識了蔣介石、張群、周佛海等人。1911年10月，武昌起義前夕，他毅然和蔣介石、張群一起秘密回國，參加了辛亥革命，先后在上海、杭州組織敢死團，參與攻打上海江南制造局和光復杭州的戰斗。臨時政府成立后，父親因反對蔣介石強借浙江臨時政府庫銀揮霍及參與暗殺光復會領袖陶成章，就與蔣介石分道，再次去日本留學,并參加了進步黨，后擔任進步黨留日支部部長。
1914年，父親畢業于日本明治大學商科后，留日工作并從事進步黨活動。1916年回國，參加反對袁世凱稱帝的斗爭。
當時國內軍閥爭斗，局面混亂，國事日非，父親逐漸無意于政治，1918年后，長期從事工商業活動，走上了“實業救國”的道路。他是上海物品證券交易所的創辦人之一，并倡議在江灣開辟引翔港，建設新上海，以取代上海租界。為此，他集資開辦地產公司，在江灣一帶購買大量地產，經營地產業務，逐漸成為上海知名的房地產資本家。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又指使浙江省財政廳廳長徐郛向父親勒索銀元10萬元。對蔣介石的所作所為父親非常憤慨，政見不同，對蔣的為人更是不齒，決定與其絕交。蔣介石也放出話來：只要我在臺上一天，你包達三就不能從政。
此后，父親更是一心經商。主要從事房地產業務，還籌款開設了漁船公司、鹽墾公司、蛋廠等，資產不斷增多。但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國民黨反動統治下，父親深感民族工商業者處境的艱難，更為國家的前途命運擔憂。當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國家處于生死存亡之際，他心底的愛國熱情再次煥發，與上海各界一起投入抗日救國的洪流。
不久，發生了一件事。那是1938年上海淪為孤島后，一天家里來了一個穿軍裝、掛佩劍的人。我們很好奇，這樣裝扮的人家里從來沒有見過。從那以后，父親日漸減少外出活動，不久我們便搬了家。父親開始隱姓埋名，外出租房都用我二弟的名字。后來我才知道，那個穿軍裝的人是漢奸潘達。潘受上海偽市長傅筱庵的委托來勸說父親出任上海偽政府實業部長,被當場拒絕。不管偽政府如何威逼利誘，父親都不肯就范。他到處躲藏，靠變賣家產度日。抗戰勝利前后，許多人還以為他已過世。父親就是這樣保持著一個中國人應有的民族氣節！
尋求和平與光明
抗戰勝利后，國民黨政府在美國的支持下，不顧人民渴望和平安定的愿望，悍然發動了反共反人民的內戰。重慶到處籠罩著白色恐怖。父親的好友馬寅初、馬敘倫、胡子嬰等由重慶抵滬，住在我家。他們時常評議國是，憂國憂民。在這些愛國民主人士的影響下，父親加入了民主建國會。他心中的愛國熱情，被民建會民主、建國的宗旨燃燒得更旺，使他再次走入政治斗爭的行列。
當時我們家住在上海趙主教路(即現在的五原路)大通別墅，這是非常值得紀念的地方。這里不但接待過周恩來、李維漢、董必武等中共領導人，更是馬寅初、郭沫若、陳叔通、馬敘倫等民主愛國人士經常聚會的地方。那時，我家的廚子廚藝很好，有些名氣，父親常在家舉行“聚餐會”,召集上海工商界愛國人士聚會，宣傳共產黨對工商界的政策和政治主張，商討、研究如何推進和平民主運動。這里逐漸成為團結上海工商界的一個聯絡點。
當時我印象最深的，也是在中國歷史上引起強烈震撼的一件事，便是“下關慘案”。那是1946年6月國民黨發動全面內戰前夕，上海50多個人民團體推舉馬敘倫、盛丕華、蕢延芳和父親等11人組成和平代表團，去南京向國民黨政府呼吁和平。臨行前，雖然受到國民黨特務的恐嚇和警告，但父親他們態度堅決，表示為了和平不惜赴湯蹈火。6月23日，代表團在上海10萬群眾歡送下出發，傍晚到達南京下關火車站，不料在此慘遭數百名預伏國民黨特務的圍攻毆打長達5小時之久。馬敘倫頭部、胸部多處受傷，雷潔瓊被打得口吐鮮血，父親也負了重傷。直到次日凌晨，在民主人士及中共多方努力下，受傷代表才被送進醫院。之后，父親不顧傷痛，仍與黃炎培、盛丕華等出席了國民黨參政會舉行的招待會和在大陸飯店舉行的記者招待會。在招待會上揭露了下關暴行的真相，呼吁停止內戰。又走訪了孫科、邵力子、張厲生、雷震、陳立夫、馮玉祥等國民政府高官，表達了人民要和平、反內戰的意愿。
經歷這次斗爭，父親進一步認清了國民黨蔣介石假和平的真面目，更堅定了與國民黨反動派斗爭到底的決心。這一事件也進一步激起全國人民的義憤，更大規模的反對國民黨暴行、反對內戰的民主運動在全國展開。
為了支持民主運動，父親變賣了40多畝地產，取出200兩黃金充作活動經費。父親不但自己行動起來，更是通過各種名目的聚餐會，發動民族工商業家一起出錢出力，救濟被迫害、被通緝的進步教授、學生、工人，掩護、資助他們到解放區去參加斗爭；贊助宋慶齡先生發起的文藝界福利基金；反對國民黨一手炮制的“國大”和“憲法”；反對國民黨的“經濟緊急措施方案”……父親還利用我哥哥當飛行員的便利條件，多次讓他為中共地下黨運送機密文件和宣傳品。
1948年蔣介石在上海搞“金圓券運動”，加緊迫害參加學生運動、工人運動、民主運動的進步人士。8月26日，我因參加學校地下黨組織的進步活動被捕。在干爹馬寅初的交涉下，最終被保釋。鑒于局勢越來越惡化，為了保護民主力量，在共產黨的安排下，父親化名石龍公，與其他民主人士被陸續轉移到香港，我也隨行。
到香港后，父親就病了。中共代表潘漢年來醫院探望，帶來了黨的關懷。在香港，我們主要與潘漢年聯系，也與在港的工商界人士聯系。為支援解放區，父親還讓我帶錢給章乃器，由章轉交解放區。就這樣，我們在等待中迎來了新的一年---1949年。
1949年3月,應中國共產黨邀請，父親與一批民主人士要赴解放區去。記憶中同船回來的有馬寅初、黃炎培、盛丕華、陳叔通、柳亞子等。開始是經濟南，再到哈爾濱。途中獲悉北平和平解放，我們又改道天津，轉赴北平。一路上，水路、陸路，輾轉顛簸，很是辛苦。父親身體不好，氣管炎發作，開始吐血，但心情很激動，希望早日到達解放后的北平，見到久違的親人。黨對他也非常關心，讓我一路陪同北上。到了北平，周恩來馬上來看望大家，并告知與國民黨和談不成，可能還要打，建議大家撤退到東北解放區去。父親因病沒有去，留在北京治病。不久上海也解放了。
從社會賢達到任職人民政府
1949年春夏，在北京的日子里父親很是忙碌，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工作。9月，在人民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上擔任正式代表和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參與了《共同綱領》的制訂，并光榮地出席了開國大典。
在北京時，黨中央曾考慮讓他出任食品部部長，但被父親婉言謝絕了。他說：我還是做老百姓好了。當不當官無所謂，都一樣要為人民服務的！他把名利看得很淡，只想做些對社會有益的事。
記得在北京與上海第一次恢復通車時，我們與鄧穎超媽媽一起乘車南下。到達上海，陳毅市長來看望大家。陳市長笑著對父親說：你們是先頭部隊，以后上海工商界的工作就由你們來做。要多宣傳黨的政策啊！
父親后來就真的靠自己在工商界中的影響幫助黨做了許多工作。他以身作則，說服我們把在上海信義地產公司的市郊營業地98畝全部獻出來，并將應繳的農業稅全部繳清；拜訪上海工商界的知名人士，現身說法，宣傳黨的工商政策，在工商界中起到了穩定、示范作用。他雖不是什么官，可在我眼里卻比當官還忙。一會兒參加工商界的會議，一會兒到政協開會，一會兒又在民建參加活動，總不在家。
黨和政府對他一直非常關心，給他安排了許多社會職務：先后曾擔任中央政府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華東軍政委員會監察委員、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代表等。
1951年，黨中央決定讓父親擔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干爹馬寅初也勸他別再推辭了。父親感到這是黨中央充分考慮后做出的決定，既然需要，就欣然接受了使命。1955年他當選浙江省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并擔任浙江省副省長。
父親到浙江工作，我留在上海，我的女兒隨同到了杭州。我每次到杭州探親，父親都會關心地問起上海工商界的情況。他還經常向來家做客的工商界人士宣傳黨的政策，要他們愛國守法、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積極參加國家建設。在各項運動中，他總是帶頭響應黨的號召。早在1952年，他就將自己的所有財產，包括在上海、杭州等地的房地產全部捐獻給國家，支援社會主義建設。
1954年，民建中央決定建立民建浙江省工作委員會，指定父親主持籌組工作。1955年，民建浙江省工作委員會正式成立，父親擔任主任委員，是民建浙江省組織的主要創建人。
1955年起，父親因患心臟病，休養了很長時間。聽媽媽說，即使在病中，他仍十分關心國家大事和浙江省的工作。記得一次我去杭州，父親忙著寫材料。對他的身體我有些擔心，他卻說自己身體很好，趕寫議案是為參加全國人代會做準備。這是他最后一次參加全國人大會議。他當時寫的議案是關于浙江青田石資源的利用開發問題。他對撰寫議案非常投入，做了仔細的調查研究，還說“將來我死后，要火葬，就用青田石做骨灰盒”。
1957年4月6日，父親因病永遠離開了我們。遵循他的遺愿，其骨灰存放在青田石做成的盒子里。當時，《浙江日報》等對此都做了專門報道，贊揚他作為首長，移風易俗，帶頭倡導火葬。
與周恩來的情緣
父親早年追隨孫中山先生。后來隨著形勢變化，又與蔣介石政見不和，遂走上“實業救國”的道路。抗戰勝利后，當他再次投身于政治運動，走上民主、建國的道路，除了受馬寅初、馬敘倫、胡子嬰、黃炎培等民主愛國人士的影響外，中共領導人周恩來對他的影響最深。
父親與周恩來的交往始于抗戰勝利后的上海。當時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與國民黨談判，中共代表團駐滬辦事處與我家毗鄰。周恩來經常在周公館會見進步的工商界人士，向他們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方針政策，分析時局，使大家日漸看清了美蔣勾結的真面目，日益傾向于中國共產黨的和平主張。從此，父親便成了周公館的常客，周恩來也多次到我家走訪。周伯伯平易近人，對我們這些孩子也很好，還將與鄧媽媽在解放區的合影送給我，并親筆寫上：送給寶寶(我的小名)。
1946年6月“下關慘案”發生后，當時在南京進行和談的中共代表周恩來、董必武等聞訊，連夜趕往醫院探望受傷代表。周恩來代表中共對受傷的民主人士表示慰問，鼓勵大家繼續斗爭，他說：“你們的血不會白流的。”隨后，周恩來在國、共、美三方會議上鄭重報告這一事件，抗議國民黨政府放縱特務制造“下關慘案”的暴行，并提出6項善后辦法。危難之際，來自周恩來等中共領導的支援更堅定了父親他們與國民黨斗爭到底的決心。
除了在政治上、思想上受到周恩來的深刻影響，在生活中，父親也時常體會到周恩來朋友般的關心。為了支持民主運動，父親解放前多次變賣家產，解放初更是將自己所有的財產都捐給國家。對此周恩來多次問及我們家的生活狀況，問有沒有困難。周恩來日理萬機仍惦記著我家的生活，與國民黨蔣介石勒索、欺壓民族工商業者形成鮮明對比，父親的心一次次被溫暖著。
還有一件事很令我們感動。解放前在上海時，一次周伯伯來我家做客，吃飯時父親介紹這只鴨子是寶寶養大的。周伯伯風趣地說：“好！今天吃你一只鴨子，以后還你一只。”解放初，我去燕京大學繼續學業，第一個星期天就接到電話讓我回城。我當時很擔心，以為父親的病又犯了。見到父親好好的，他一把拉著我說有人要請吃飯。到了飯店才知道是周伯伯請客。他指著端上來的鴨子說：今天請你吃飯，還你一只鴨子。一股暖流涌上了我的心田。幾年前對孩子說的一句話，不想總理卻一直記在心上。想必父親也從點點滴滴的往來中，體會到周恩來對友人的無微不至。
1957年初父親生病期間，周總理在繁忙的工作中仍抽出時間到杭州看望。要父親安心養好身體，繼續為國家出力。周總理還關照身邊的同志：“包達三跟隨孫中山先生參加辛亥革命，對我們共產黨是有感情的。”
父親過世后，周總理陪外國友人來杭州參觀，專程到家探望我媽媽，連聲說：達老過世我沒來，真對不起！考慮到子女都在上海，總理還關心地詢問母親愿意住在哪里。當得知母親想回上海居住，總理立即打電話給上海市長柯慶施，給予妥善安排。后來，我母親生病，“文化大革命”后我女兒回城等等，總理多次關心幫助過我家。對于總理的關愛，我們全家感同身受，刻骨銘心。
正是與周恩來這樣的中共高層領導的交往，周的遠見卓識、睿智、氣度和人格魅力，使父親心悅誠服，最后完全從心底里接受共產黨，把自己的后半生托付給黨，與黨同舟共濟。
父親留給我們的財產
父親一生熱愛祖國，尋求光明，嚴于律己，同樣對我們的要求也很嚴格。因為忙于經商和社會活動，小時候他管我們的時間極少，但是對我們交友和學業這兩件事，他卻抓得很牢。
記得在讀書時，我有許多朋友。我交什么樣的友---性格、家庭背景等，他都不干涉，但就是不許我與國民黨和三青團成員做朋友，愛憎分明。父親自己也做了很好的表率。雖然因為經營，他與當時黑勢力頭目虞洽卿、杜月笙、張嘯林等人較熟，但從不與他們同流合污。他再三告誡我們要自重，交友要慎。在他的影響下，我也界線分明，接觸的都是些進步的、正義的青年，也參加了一些民主進步活動。
對我們兄妹7人的學習和深造，父親很舍得花錢，還請了家教，幫助我們補習外語，學彈琴等。每學期的成績，他都要親自過目。父親常對我們說：“給你們讀書就是給你們財富。”在子女的培養上，父親一直認為：錢留著干什么？讓他們自己去攢，不能做寄生蟲，讀書是有用的。
我的女兒從小一直跟著公公婆婆(我家對外公外婆的稱呼)，也肯吃苦。從女兒那里知道，小時候與公公婆婆住杭州法院路時，外出買東西、辦事，婆婆總是帶她走路，遠的地方也是自己叫三輪車去，從不用公公的專車。我女兒也繼承了公公的作風，生活儉樸，有了錢就送她的女兒到加拿大去深造，攻讀碩士學位。女兒對我的外孫女說：“送你去國外讀書就是媽媽給你的陪嫁。”
父親從一個有產階級，變成了真正的無產階級。他沒有給我們留下任何值錢的東西，卻讓我們學到了做人的尊嚴，使我們成為真正有用的人。解放后，我做過翻譯、演員、教師。即使“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也銷毀不了我們學到的知識。我深切體會到當年父親讓我們發憤學習的苦心。我由衷地感謝父親，他留給我們的無形財產，讓我們終身受益！
(包啟亞口述，酈紅斌整理，參考馬兆成《熱愛祖國的工商業家》一文)
*原載1982年6月17日《人民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