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擔任民建湖州市委會一屆委員會副主委、二屆委員會主委的嚴鏡山同志，生于1917年12月，至今離開我們已有14個年頭了。從1931年，嚴老14歲到上海復太祥綢莊當學徒開始，一直到退休他都沒有離開過絲綢行業。“文化大革命”前擔任過湖州市工業局副局長，省絲綢公司湖州辦事處副主任等職，對絲綢生產、經營和管理具有豐富的經驗。1982年8月我調到了市工商聯工作，第一次見到了嚴鏡山主委，瘦高的個兒，臉上戴著一副金絲邊眼鏡，講起話來細聲慢語。一見面，嚴老對我說：你到“兩會”工作給我們這班老頭子帶來了活力，歡迎你的到來，工作上要大膽，有不明白的地方盡管大膽地提出來。當時我才出校門不久，來到一個陌生的環境本來覺得很拘束，但嚴老這一席話把我的拘束感都趕走了，覺得自己能在這么一群如同父輩一樣對自己十分關愛的慈祥的老人身邊工作，也是自己人生道路上的一大幸運。因此后來有人問我：你在這么一個以老同志為主的單位工作悶不悶（那時在“兩會”工作的大多是老同志，只有一位部隊轉業的30多歲的干部和我這個20剛出頭的女同志），我說我從來不覺得與他們相處很沉悶，反而心情很舒暢。

    那時的我還是一個涉世不深的姑娘，雖然調到了市民建、工商聯工作，但說實話當時我對“兩會”究竟是怎樣一個組織，還真的缺乏認識。作為時任“兩會”的主要領導，嚴老就詳細地向我介紹民建、工商聯的歷史和性質，從而使我較快地了解了民建、工商聯的工作，并漸漸愛上這項工作，一直到現在，20多年沒有離開過民建。

    1979年1月，嚴老就退休了，由于對絲綢生產比較熟悉，有好幾家綢廠都爭著聘請他去當顧問，報酬從優，但他都婉言謝絕了，卻愿意為市絲綢公司出力，義務擔任他們的顧問。他經常及時地向公司提供國際市場信息，并主動利用在海外的親友關系，積極引進資金，推介產品，為湖州絲綢走向國際做了大量的工作。面對當時不很景氣的湖州絲綢行業，嚴老深入企業調研，提出改進的意見和建議，努力為湖州絲綢業的振興出謀劃策。作為時任市民建的主委、市工商聯的副主委，嚴老還要把大量的精力放在思考怎樣把“兩會”的工作做好，尤其是怎樣調動和發揮民建、工商聯老同志的積極性和智力優勢，把他們豐富的實踐經驗傳授給后輩，為經濟建設服務。1982年7月14日，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在北京召開經濟咨詢服務工作經驗交流會，嚴老代表市“兩會”出席了會議。會議結束后，嚴老一回到湖州就與其他“兩會”領導一起研究如何貫徹好全國會議精神，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為經濟咨詢服務上來。根據上級的精神，結合湖州的實際，決定成立一個由民建會員周善政、陳秉奎和工商聯會員楊明軒等3人組成的絲綢服務咨詢小組，直接為本地絲綢企業加強管理、提高質量服務。3位老同志不顧自己年邁體弱，到湖州新華綢廠提供咨詢服務，而嚴老作為一位長期從事絲綢業的行家，也積極參與他們的活動，不時地根據他們反映的情況，就如何改進工藝、提高質量等方面，提出自己的意見和看法，提供咨詢小組參考。在他們的共同努力下，新華綢廠的產品有了很大的提高，企業也擺脫了產品銷售不暢的困境。之后咨詢小組又接受了安吉曉墅工藝錦織廠的委托，協助企業轉產并傳授技術，這其中嚴老始終充當顧問。

    隨著歲月的流逝，嚴老快奔古稀之年了，市絲綢公司考慮到他的身體狀況，勸他不要再勞累地牽掛公司的業務，安心歡度晚年，并考慮到嚴老家屬都在上海，為了方便家屬照顧他的生活，提出給他安排一套住房，但嚴老婉言謝絕了。他說：“我的家屬都在上海，這里只有我一個人，只要有一個地方能住就行，住房應該分給比我更需要的同志。”在他的堅決推辭之下，市絲綢公司終于沒再堅持。之后他搬進了市工商聯搭建的一間堆放商品的小倉庫居住。這間小倉庫非常簡陋，小小的窗戶，黑黑的，白天如果不開燈，就沒法看東西。屋頂是平頂，又沒有隔熱板，夏天溫度高的時候，小屋就像一個大蒸籠，但嚴老從未向組織提出過任何要求，一直就住在這間屋子，直到他病重離開湖州為止。

    嚴老患有嚴重的支氣管哮喘，一年四季離不開藥品，特別是到了冬天哮喘易發季節，經常犯病，有時整晚都無法入睡。看到他被病魔折磨的難受樣，我們都勸他好好地住院治療。再說絲綢公司當時也是屬于行政事業單位，職工也享受公費醫療的待遇，根本不需要自己花多少錢。但嚴老不是這樣想的。他認為自己得的是老毛病，要徹底治好是不可能的，多吃藥只能是浪費，所以只要能防止病情進一步發展，不使其嚴重惡化就行，因此平時他都不上醫院，而是委托別人幫助去配最便宜的藥。就是到了病危住院時，他仍一再關照家人和醫生，千萬不要給他用貴重藥品，并深情地說：目前國家還有困難，不要為我個人花費更多的醫藥費。

    嚴老就是這樣一位不為自己謀利，卻一心為公考慮的好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