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是湖州達昌綢廠的廠長，是個資本家，想不到在1956年市二屆人代會上，竟被選為湖州市的副市長。
    記得1949年春，湖州受時局影響，社會動蕩不安，我所經(jīng)營的達昌綢廠也不得不暫時停工，靜待時局發(fā)展。由于受國民黨政府長期反共宣傳的影響，我根本不了解中國共產(chǎn)黨對民族工商業(yè)的方針政策，認為共產(chǎn)黨來了，資本家所有的私有財產(chǎn)，理所當然地會被全部沒收，因而內心恐懼，思想混亂，聽天由命。但是，我也清醒地想到，共產(chǎn)黨進城后，我身為一個私營工廠的廠長，對共產(chǎn)黨政權必須有個交代，若不如實交出企業(yè)資產(chǎn)，后果將不堪設想。因此我在工廠停產(chǎn)期間，將工廠的全部財產(chǎn)，包括所有的機械設備、動力器具，以及原材料成品等物資，分別匯錄成6本清冊，留待解放后交出。

    4月28日，湖州解放了。解放后的第三天，市軍管會派了兩位干部，來找我談話。我見到軍管會同志，二話不說，就將準備好的6本賬冊，捧出移交，請求驗收。但軍管會的同志卻婉言拒收。他們一面向我說明來意，一面宣傳黨的政策，指示我立即復工。事后沒幾天，上海解放了，我即與我廠設在上海的發(fā)行所聯(lián)系上，工廠很快復工生產(chǎn)。復工后，工廠得到共產(chǎn)黨和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在黨對民族資產(chǎn)階級“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針政策指引下，企業(yè)生產(chǎn)得以健康地發(fā)展。在事實面前，我逐步消除了由于聽信反動宣傳所產(chǎn)生的對共產(chǎn)黨那種惶惑恐懼的心理，盡心竭力地去從事企業(yè)生產(chǎn)。經(jīng)過全廠上下的共同努力，到1954年1月，工廠生產(chǎn)規(guī)模已具備了公私合營的條件，我就向政府提出申請，要求公私合營。經(jīng)政府審查核實，得到批準，達昌綢廠成為湖州市第三個公私合營企業(yè)，同時宣布我為副廠長。

    政府這一宣布，我內心的喜悅，真是無法以言語來形容。我感到共產(chǎn)黨和人民政府對我的無限信任，一種對黨和政府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1955年上半年，我和市工商聯(lián)常委朱希去杭州參加省工商聯(lián)會議。這次會議主要是傳達和貫徹全國工商聯(lián)的會議精神，特別是學習毛主席和全國工商聯(lián)主委陳叔通的談話內容。會議期間，省民建負責人湯元炳、唐巽澤委托我們在湖州籌建民建組織。會后，我們向市委書記王祥長作了匯報，得到了他的支持。我們又和市工商聯(lián)的陸仲言等同志作了研究，決定由朱希、嚴鏡山、陸仲言、方玉麟、章卯青、鈕宇春、周復良等7人組成市民建籌委會，朱希為主委。經(jīng)過一番準備工作，同年10月份，我們借市新湖公司會議室成立了市民建組織。首批發(fā)展的民建成員，除了我們7名籌委會委員外，還有馮大恩、朱鵬、高樹金等同志，共28人。我參加市民建后，增多了政治生活和學習機會，使我開拓了思想，擴展了視野，在政治上受到了良好的教益，對共產(chǎn)黨和社會主義制度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1956年，湖州市私營工商業(yè)迎來了社會主義改造高潮，全市所有符合公私合營條件的私營工商企業(yè)，全部被批準為公私合營。這一年的11月30日，在湖州市二屆一次人代會上，我被選為湖州市的副市長。

    當時，湖州市市長是李榮九，副市長有劉魁吉、百友、我和裘啟宇等4人。副市長中我和裘啟宇是民主人士。裘啟宇分管衛(wèi)生，我分管工業(yè)。我們都在東街市政府大樓辦公。當時我的工資是93.5元，比南下干部中有的領導干部的工資還要高。我受任副市長以后，深感責任重大，自己又從未做過機關行政工作，怕工作上失誤，無法交代。一種高度的責任感，激勵我虛心學習，努力把分管的工作搞好，以報答黨和人民對我的信任和培養(yǎng)。當時，我除了擔任副市長外，還兼任市民建組織委員、市工商聯(lián)常委、達昌綢廠副廠長的職務。上午，我常和百友副市長、工業(yè)局楊有余局長、嚴鏡山副局長等去工廠。因為我兼管達昌綢廠的生產(chǎn)，所以去達昌綢廠的次數(shù)較多。下午，我常去市政府、市民建、市工商聯(lián)，參加學習和會議，了解情況，研究問題。當時，綢的銷路比布的銷路好，李榮九市長要我和楊有余局長會同湖豐綢廠廠長共同研討制訂改制規(guī)劃，把原有的人豐、天豐、泰豐、勤豐、信成等7個布廠合并成湖豐綢廠。湖豐綢廠共有電力機200多臺，比達昌綢廠140多臺電力機規(guī)模還要大。1958年，完成了改制任務，投入生產(chǎn)，一匹綢的價格相當于兩匹布的價格。這樣一來，湖豐綢廠的產(chǎn)值、利潤、上繳稅金比過去的幾家布廠有了大幅度提高。

（作者： 民建湖州市委會籌委會委員、原湖州市（縣級市）副市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