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我是一個從事回民點心生產的小攤販。1952年，嘉興牛羊屠宰行業生產自救，建立了嘉興合眾牛肉莊，我先任副職，后任經理。1954年底，我光榮地當選為嘉興市(縣)第一屆人民代表。1956年，嘉興市政府任命我為嘉興國營飲食公司經理。這年，我還有幸列席了第一屆中共嘉興市委(擴大)會議。

    由于合眾牛肉莊被吸收加入工商聯組織，加上姚教杏當時是副市長，我是人民代表，平時接觸較多。1956年，經姚教杏介紹，我光榮地加入了中國民主建國會。從此，在民建組織的教育引導下，多次參加各種學習班，我的政治思想覺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為今后做好社會服務、參政議政、民族團結等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1980年，我作為少數民族界別的一名回族代表，被推舉擔任縣政協委員。1983年，嘉興成為省轄市后，我從第一屆市政協到現在的第五屆，連續擔任市政協委員，并被選為第一、二、三屆的市政協常委。1993年，我當選為省第八屆人大代表。從1980年起，我還擔任嘉興市回族事務管理委員會主任近20年。幾十年來，我在以上的崗位上積極參政議政，做黨的“諍友”；努力促進民族團結，做黨的“助手”；在社會服務工作中，貢獻自己的力量。

    回族是我國信奉伊斯蘭教的少數民族之一。嘉興市共有回民1400多人，是省內僅次于杭州的回民重點散居地區。牛羊肉是回民的主要肉食品。1986年以前，嘉興地區的牛羊肉供應是由食品公司的牛羊肉門市部經營的。由于貨源缺少，除了春節期間能夠按定量保證供應外，其余時間供應極不正常?；刈迦罕姙榱速徺I牛羊肉，常常要在半夜起來排隊等候門市部開門供應。遇到供不應求，排在后面的群眾買不到就要白受罪了。這一狀況給回族群眾的生活造成了困難，大家意見很大。經過深入到嘉興縣區調研，在1986年的市政協一屆四次會議期間，我提交了一份要求做好對回族人民供應牛羊肉工作的提案，得到市政府的重視。在副市長杜云昌的主持下，有關部門研究制定了改善牛羊肉供應的具體措施：把原來由食品公司經營的牛羊肉門市部改為伊斯蘭牛羊肉經營部，交給回族職工承包經營；每年由財政撥款3.6萬元幫助解決原有的經營虧損問題，逐步實行自負盈虧；在經營部實行職工個人收入與經營效益掛鉤的分配制度；拓寬進貨渠道，自行組織貨源，食品公司協助解決倉儲和冷凍問題。這樣，經過一年多的時間，情況有了根本的變化。不僅經營部扭虧為盈，而且職工的收入也逐年增加，回族群眾對牛羊肉的需求基本上得到滿足。杜云昌副市長在談到這件事情時，高興地說：伊斯蘭牛羊肉經營部做到了回民群眾滿意、店內職工滿意、人民政府滿意。這個經營部也被評為全省和全國的民族團結先進單位。

    嘉興地處滬、杭之間，過往嘉興的各地回民和中外穆斯林絡繹不絕，他們都需要有一個符合穆斯林習俗的就餐場所。在解放初期，嘉興曾有清真飯店、攤點50多處，供應清真菜肴和面點食品，不僅能夠滿足本地和外來穆斯林的就餐需要，而且也受到漢族群眾的歡迎。經過公私合營的合并和“文化大革命”的沖擊，到了1982年，僅剩下春華園一家清真飯店和少數幾家只供應大餅油條、鍋貼包子、牛羊肉湯和冷面的攤點。春華園清真飯店經營面積也從原來的4樓4底600多平方米縮小到只有1樓1底40多平方米，職工由近50人減少到14人。營業高峰時，有的顧客只能站著吃。1979年化工部在嘉興召開全國化肥企業技改工作會議時，來自西北各省(自治區)的與會回族代表，由于找不到合適的就餐地方，只好由化肥廠的回族職工把他們接到自己家里吃飯。負責接待這次會議的化肥廠領導和地方政府領導都感到十分難為情。由此，在嘉興市區建造一個像樣的伊斯蘭清真飯店，就成了我夢寐以求的愿望。從1982年開始，每年我都在政協的各種會議上發言呼吁，并以委員提案的方式提出具體的意見和建議，可以說是鍥而不舍。直到1992年，終于由當時擔任副市長、現任政協主席的徐良驥同志在與各有關單位多次協調之后，決定在嘉興市中山東路橋堍的繁華地段劃撥土地動工興建，并且對資金籌集、設計方案、施工要求，以及建成后的經營管理等問題作了精心安排。1993年，一座建筑面積為900平方米，具有阿拉伯建筑風格，集食宿、娛樂多種功能于一體的伊斯蘭花園飯店開張營業，回漢人民群眾無不交口稱贊，成為嘉興市人民政府重視民族工作的一個標志。

    信奉伊斯蘭教的回族群眾不吃豬肉，也不吃一切動物的血和自死動物的肉，這是長期形成的生活習慣。但是，由于歷史上的反動統治階級推行民族歧視政策，肆意歪曲宣傳，形成了漢族(也包括其他民族)同胞的一些誤解，其流毒影響，即使在解放以后依然存在，圍繞回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生活習慣，曾發生過多次傷害群眾感情的事件。在我擔任政協委員以來，就曾發生過1982年上?！肚嗄陥蟆吩谝黄榻B印巴關系的文章中，把豬說成是伊斯蘭教“神靈”的事件；1986年嘉興一家副食品商店用印有清真食品標記的紙盒出售豬肉餡月餅的事件；1988年和1989年侮辱少數民族及其宗教信仰的淫穢書籍在嘉興流傳的事件；1991年、1992年和1995年在杭州出版的3家報紙接連出現刊登侮辱穆斯林和伊斯蘭教正常宗教活動的事件。這些事件都不同程度地引起嘉興回族群眾的憤慨，有的甚至幾乎釀成影響社會安定的事端。我作為一名市政協委員，又是嘉興市回族事務管理會的負責人，對于這些事件既不能置之不顧，也不能推波助瀾、火上澆油，而是按照3條原則辦事：一是通過正當渠道向滋事單位提出意見，依據黨和政府的民族宗教政策批評其錯誤；二是盡量設法縮小其錯誤影響，使之不再擴散；三是耐心做好回民的思想工作，維護社會的安定，從而使諸多事件逐一平息。1982年上海《青年報》事件發生后，曾激起上海廣大穆斯林和阿拉伯國家駐滬領事館外交官以及留學生的強烈不滿，也驚動了中央有關部門。消息傳到嘉興后，一些回民表示要為捍衛宗教的尊嚴不惜“舍希得”(犧牲)。我一方面向上級有關部門寫信表明了對《青年報》的批評態度，一方面按照市委統戰部的指示做嘉興回族群眾的工作，從而平息了這一事件在嘉興可能引起的波動。

    1989年9月，一批來自新疆的維吾爾族的無業人員在嘉興火車站一帶與本地的無業游民發生沖突，斗毆中1名維吾爾族人受傷，經醫院搶救無效而死亡。維吾爾族人借此鬧事，把這一情況通電各地。不久，聚集到嘉興的維吾爾族人從原來的60多人增加到100多人。他們以懲治兇手、賠償損失為由，提出了一些無理要求，十數人手持短刀匕首圍住城區公安局長，逼迫其表態。否則，將抬著死者的尸體在嘉興游街。城區領導考慮到這件事情發生在少數民族之間，處理不好將會影響民族關系，希望我能出面協助處理。根據維吾爾族人在嘉興的作為，參與處理這件事是有一定風險的。我的家人和回族的長者都勸我不要給自己惹事。我想，事關社會的安定，即使發生什么意外，也不能袖手旁觀。在與清真寺教長商量以后，由我與維吾爾族人的代表進行談判。維吾爾族也是信奉伊斯蘭教的少數民族，伊斯蘭教提倡厚養薄葬，規定教民死后必須在3天內埋葬。在這件事情上只要先把死者安葬了，其余的事情就好辦了。我向維族代表表示，對于死者，我們可按伊斯蘭教的禮儀在嘉興的回民墓地進行安葬，由清真寺提供一切方便。他們表示同意。于是，我們組織人把死者尸體抬到清真寺沐浴凈身后按照伊斯蘭教的儀式予以安葬。在死者死后的第7天，又按照伊斯蘭教的規矩，安排回民飯店停業1天，讓他們做油香進行悼念。之后，他們陸續滿意地離開嘉興。一場威脅嘉興市區治安的事件得以化解。為此，城區公安局給我送來禮品表示感謝，被我婉言謝絕。后城區人民政府向我贈送一面“積極做好工作，促進民族團結”的錦旗。

    嘉興回民素有從事服務性行業的傳統和特長。1984年，嘉興市被批準列為沿海開放城市，為發展民族經濟帶來了機遇。我與回族事務管理委員會的同志商量后，提出了興辦民族企業的建議。在有關部門的大力支持下，利用清真寺收回出租的500平方米舊房，辦起了第一個民族企業??民族旅社。隨后，又利用旅社邊的空余場地，配套興辦了清真飲食店和民族企業服務社，都收到了較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利用民族企業的盈利收入，除了向清真寺提供活動經費，保證了穆斯林的正常宗教生活外，還建立了回民在校學生獎學金制度，為400多人次在校的回族大、中、小學學生頒發數額不等的獎學金；為參加全國和省內少數民族運動會的回民武術運動員購置了服裝，提供了資助。利用興辦民族企業的收入為在校學生頒發獎學金、贊助社會公益事業，當時在全國尚屬罕見，曾經吸引了全國許多地方的回民團體來嘉興參觀學習，嘉興市回管會也曾多次被評為全省和全國的民族團結先進單位。

    現在我已進入耄耋之年，仍擔任市政協委員。在擔任政協委員的近20年中，在每一次政協會議期間，我至少有六七個提案；在連續擔任3屆政協常委期間，在每一次政協會議上，我都有大會發言；在擔任第八屆省人大代表期間，共提出二十幾件議案。責任心強，善于發現問題，敢于反映問題，可以說是我參政議政的特色。在促進民族團結和社會服務工作中，我遵奉為群眾辦實事、辦好事的信念，盡心盡職，密切聯系群眾，反映真實情況。1997年底，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省人大主任的李澤民在一次省人大代表的座談會上說，像老馬這樣敢于講話，敢于直言，反映真實情況的人不多，老馬是我們黨的諍友。幾任嘉興市的主要領導也都稱我是黨的諍友。我在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績，和民建組織的幫助教育是密不可分的。在有生之年，我仍將竭盡余力，積極參加民建的各項活動，為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為促進民族團結，作出應有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