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接受社會主義改造

    我原是一名在舊社會連商會大門都跨不進去的小工商業者。7歲時家庭遭受火災，12歲喪父，15歲嘉興淪陷，逃難途中險遭不測。8年抗戰期間，大哥、姐姐等均隨工作單位內遷，留下我和祖母、母親與幼弟，艱苦度日?？箲饎倮?，年僅21歲的我，在親友的資助下，繼承父業開設龐勝泰腌臘店。

    “一唱雄雞天下白”，1949年5月7日嘉興解放。7月，軍管會一位女同志找我談話，要我出來為社會做點事。經過選舉，我被選為中基路第二居民委員會副主任。1951年市工商聯成立時，我以小企業、青年代表的身份，被選進工商聯執委會領導班子。當年又被推選為市各界人民代表、市政治協商會議委員。1954年市工商聯換屆，被選為常委。

    1950年6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私營工商業應當力求改造》的社論。市工商聯及時組織學習，鼓勵在自愿基礎上聯合經營。我聯合其他發起人，共同推動全市腌臘、腿蛋零售商店組建私私聯營企業。1951年9月1日，私私聯營腌臘水產腿蛋商店成立，我在這119人的企業中被推選為董事兼副經理。

    黨的教誨 終身難忘

    1955年5月4日，浙江省第一次青年代表大會召開，我被選為省青聯委員。接著任嘉興市青聯副主席，分管工商界青年工作。當時，嘉興有工商青年300余人。我們請團市委和青聯領導談形勢、作報告，宣傳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方針政策，為迎接全行業公私合營高潮到來，在青年積極分子中打好思想基礎。1956年是我人生的一個新起點，1月21日嘉興市召開全市工商業者大會，武曉山市長宣布批準全市私營工商業實行全行業公私合營，同時在大會上宣布任命我為市食品公司副經理。從此我的政治和經濟地位發生了變化，由私家人變為“半公家人”，變為國家干部。

    1956年2月4日，我參加了由省民建、省工商聯和團省委、省青聯聯合召開的全省工商界青年積極分子大會，我是嘉興地區代表團團長。在會上，我和陸浩林同志被推選為出席全國工商界青年積極分子大會的代表，并于當月20日至29日，光榮地出席了由團中央和全國青聯召開的全國工商界青年積極分子大會。會上聽取了胡耀邦、廖承志、黃炎培等領導同志的報告和講話。參加會議的情景，雖時隔48年，仍記憶猶新。會議期間有三件事，更是至今歷歷在目。一是開幕當晚參加全國工商聯召開的茶話會。年逾古稀的陳叔通老主委立在會議大廳門口等候代表，與大家一一握手。還記得他老人家講，你們能參加這次會議是個人的光榮，也是工商聯組織的光榮。希望你們把個人前途和國家前途結合起來。你們要戒驕戒躁，繼續努力前進，爭取從一個工商界積極分子成為工商界的核心分子。二是經歷了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刻。一天中午接到大會秘書處通知，當天下午黨中央領導同志要接見代表。我們大家都在猜想，是哪位領導接見，心里充滿期望。下午車隊送我們到中南海東華門，大家走到中南海草坪上列隊等候。一會兒，掌聲響起，偉大領袖毛主席走在最前面，緊接著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鄧小平、陳毅、彭真、黃炎培、陳叔通等黨和國家領導同志出現在大家面前。毛主席揮著手微笑著走向代表，并和我們合影留念。三是聽取陳毅副總理代表黨中央作的報告。陳毅副總理脫稿作了長達二個多小時的報告，談論工商青年的思想了如指掌，闡述黨的政策親切動人。報告的主題是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工商青年的前途問題，希望廣大工商青年發揮出獨特的作用，在完成對資本主義改造的歷史任務中當好黨和政府的助手，在實踐中培養成為工商界的核心分子。會議結束前，我們浙江省代表團還向大會提出“七點”保證書。

    參加全國工商界積極分子代表大會，見到了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中央主要領導同志，親耳聽到了黨中央的聲音，這是榮譽，也是鞭策。黨的教導，語重心長，刻骨銘心，使我牢記：接受社會主義改造，是工商業者的唯一前途；接受黨中央和組織上交付的任務，發揮特殊作用，以身作則，以實際行動協助黨和國家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是一項偉大的歷史使命。會后，我用決心書表明，決不辜負黨和組織上的教育培養，爭取做一名工商界的骨干分子。

    1956年3月初，經姚教杏、沈公達同志的介紹，我加入了中國民主建國會，這是我政治生活中的又一個新起點。從此在會組織的幫助、引導下，我在思想、言論、行動上更加嚴格地要求自己。

    在加速改造的“大躍進”中

    1958年“大躍進”期間，市民建、工商聯(以下簡稱“兩會”)貫徹全國和省“兩會”聯席會議精神，開展加速自我改造的“大躍進”，提出了保證三年，力爭二年，把成員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在大辦鋼鐵的形勢推動下，我服從組織分配，于1958年7月15日第一批被批準參加重工業勞動。第一批被批準參加勞動的工商業者共82人，其中有10位民建會員。我們經過一個晚上的旅途，到長興的嘉興礦廠報到。我們進行的是軍事化編制，遷移糧戶關系，人員統一調配。我和邵壽璇任副連長。民建會員大都任班、排長。長興大午山工地離長興縣城約10公里，地處丘陵地帶，環境艱苦。我們借宿在午山古廟和貧苦農民家中，晚上睡地鋪。在這里，我們用原始生產工具挖白泥，挑擔翻山越嶺。同去的有些人思想不穩定，有的消極怠工，有的終日憂心忡忡，個別的甚至逃回嘉興，受到批評后又回到工地。我作為工地負責人之一，受組織的委托和各位家屬的囑托，牢記自己的誓言，深知自己的言行會直接影響大家的情緒。我白天和同志們一起勞動，晚上身背扁擔(山上蛇多)，手拿電筒，翻山越嶺，到三個工地參加學習和幫助解決一些實際問題。我和邵壽璇同志一起商量怎樣關心大家的生活，改善大家的伙食。在國慶假日，我們舉行了一次汽燈下的舞會。我特地到長興工商聯借來留聲機、唱片，大家度過了一個歡樂的夜晚。同時，我們還注意搞好與當地農民的關系，幫助他們治病等。

    其間，省民建領導汪祖裕同志來工地慰問，嘉興市委統戰部黎以華副部長，“兩會”張振明及家屬代表郭巽懿等也來看望大家，帶來了組織和家鄉的溫暖。

    1958年11月，因工作需要，我被礦廠總部調到供應科搞采購工作。記得最艱苦最危險的是采購炸藥和雷管、引線。先后到安徽郎溪縣農村購買黑色炸藥，到上海青浦購買黃色烈性炸藥，到蘇北購買雷管和引爆藥線，我每次不顧個人安危，保質保量完成采購任務。

    我在嘉興礦廠近7個月的勞動，勤勤懇懇，在廠部評比中獲得“工商界加速自我改造一等積極分子”稱號。有一件棉毛衫的獎品我至今還保留著。經廠部推薦，我還有幸參加了市級先進生產者表彰大會。

    為社會辦學出力

    1961年黨中央提出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周總理在全國政協三屆三次會議上指出，“工商界也要面臨調整問題，對他們如何處理，政府要負責，民建、工商聯也要協助政府做好工作”。民建、工商聯根據周總理指示，以實際行動分挑國家困難。

    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形勢下，出現了工商界子女求學難、就業更難的困境。嘉興市“兩會”響應黨中央提出“二條腿走路”的辦學方針，在市委統戰部的直接領導和倡議下，得到市教育局的全力支持，發動廣大工商業者捐資興學，成立辦學基金會。

    當時“兩會”骨干，在竺培農同志的帶領下，為辦學出錢出力。不少原工商業者會員將1958年“三放”時暫不領取的定息捐出來，共籌集資金10.23萬元，其中竺培農籌資6.9萬元?；饘？顚Ｓ?。市教育局無償撥給原少年路實驗小學校址一所(包括原有設備)，同時調配校長沈漢強等骨干老師。1962年6月，“兩會”創辦的群力中學成立了。學校設校務管理委員會，由竺培農任主任，我任副主任。當年秋季招生，招收初中4個班，高中2個班，中藥、中醫專業各1個班。在籌辦過程中，我們還吸收部分品學兼優的工商界人士的子女擔任授課老師。群力中學的創辦，為緩解嘉興青年入學難，特別是工商界人士的子女入學難問題，做了實事，辦了好事。

    經過群力中學辦學一年的實踐，1963年市教育局與“兩會”協商，我們接著創辦了市建設中學。“兩會”創辦群力、建設二校，為嘉興市開創了社會力量辦學的成功例子，為國家培養了不少有用之才。尤其是中醫、中藥二個專業班，解決了當時中醫、中藥后繼乏人的問題。當年的學生，現在已經是各單位的骨干、中堅力量。據1991年辦理申請職稱時統計，中醫畢業班的41人中，醫師17人，醫士12人，廠醫12人；中藥畢業班中很多人走上了醫藥衛生系統的領導崗位，有的任醫藥公司經理、有的任醫院院長等。

    1984年12月我從企業退休。1985年4月起到“兩會”參與會務工作。除分管聯絡和工商界互助金外，還參與經濟咨詢服務、工商專業培訓工作。

    1985年秋季，在市財稅局李振民局長的倡議下，市民建與市會計學會合辦二年制業余財經職業中學，經市教委批準、國家承認學歷。8月26日舉行開學典禮，市委副書記貝品銘，市政協、市委宣傳部、統戰部、市財稅局和教育局等有關部門領導到會并講話。首批學員共138人，均為在職財會人員。校長是姚教杏(歷任校長均為民建市委主委)，我是常務副校長。學校遵照民建中央“揚長避短、拾遺補闕、穩步前進、講求實效”的辦學方針，注重教學質量，嚴格執行教育計劃。隨著經濟形勢的發展，學校后來增設了三年制成人業余財會中專班。1991年、1995年，該校連續兩次被嘉興市教委評為市社會力量辦學先進單位，我亦被評為先進工作者。

    2000年，我因身體原因離開了學校。在這15年中，嘉興業余財經職業中學畢(結)業學生2459人，分布于全市的財會工作崗位。

    為工商界辦實事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國統一戰線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1980年初，我又被重新任命為市食品公司副經理。

    1980年12月，嘉興市民建將召開第三次會員大會，會議的主要議題是選舉產生市民建第三屆委員會。我是1960年4月15日，市第一次會員大會當選主任委員的，但我考慮到姚教杏同志錯劃右派已改正，相比較，他資歷、能力和代表性都要比我強，主委一職由姚老擔任更適合。為此，我主動向市委統戰部李僑部長提出，請姚教杏同志出任主委，我一定盡心盡力協助開展工作。這個決定也得到會內許多同志的認可。后經中共嘉興市委批準，民建嘉興市第三次會員大會選舉姚教杏同志為主委。之后，在他的帶領下，我市民建的各項工作開展得更加有聲有色。

    1981年4月，市工商聯第4次代表會議召開，民建、工商聯“兩會”參照全國和省“兩會”建立聯合辦公室，下設5個專委會。我分工負責聯絡和互助金管理兩個專委會。雖然在“文革”前我擔任過互助金專委會的副主任，協助張純之主任工作，有一些實踐經驗，但擔任主要負責人還是第一次。嘉興市工商界生活互助金的積余款比較多，有近20萬元，僅次于杭州、寧波，居全省第三位。1979年解凍后，這筆資金在當時也是一筆不小的數額。我們頂住了不少單位領導和親朋好友的借款、融資請求，依靠組織和會員的支持，對全市工商業者的生活狀況建起了一份比較詳實的調查冊。在全面調查的基礎上，多年來，我們堅持對多子女、有下鄉務農孩子、因病致貧等特別困難的原工商業者家庭，給予慰問、補助，解決了不少原工商業者的實際生活困難，體現了民建、工商聯組織大家庭的溫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