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培農（1912--1986），浙江奉化人。1951年在上海參加民建，1956年轉入嘉興參與民建嘉興市委會的籌建工作，任籌委會委員，歷任民建浙江省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民建浙江省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嘉興市工商業聯合會主任委員，浙江省工商聯三、四屆副主任委員，全國工商聯四、五屆執行委員；嘉興市一、二屆人大代表，省政協三、四屆委員，嘉興市政協二、三、四屆副主席，浙江省人大五、六屆常委。

    我父親竺培農曾任嘉興公私合營民豐造紙廠副總經理、浙江省人大常委會委員、省人大常委會財經委員會副主任、省政協委員、全國工商聯執委、省工商聯副主任、省民建副主委及省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副董事長。雖然父親離開我們18年了，但他對黨、對國家、對民建和工商聯“兩會”的熱愛之心，對我們子女的關切之情，仍在我的腦海中留有深深的印記。

    迎接解放 愛國愛廠

    父親1912年10月8日出生于奉化。祖父竺梅先，是江浙頗有名望的愛國實業家。他創辦民豐造紙廠和華豐造紙廠，并以兩廠為中心，聯合其他造紙廠成立紙板聯營機構，打破日商對中國黃板紙市場的壟斷。繼又在國內首創卷煙紙，長了中國人的志氣；抗戰開始寧愿停產、堅壁設備，并用自己所有的積累開辦“國際災童教養院”……所有這一切無不在父親腦海中打下愛國的深深烙印，以至父親在學生時代就參加了祖父辦的傷病醫院的救護工作。以后又聽從祖父的安排，1935年畢業于南京金陵大學農業經濟系，1936年在民豐造紙廠種植科工作，負責種植卷煙紙主要原料---黃麻。他先在嘉興十八里橋辟地50畝，后又在杭州筧橋購地100余畝，開辟大型種麻場，決心兩代人共同經營企業，實現“實業救國”之夢。

    抗日戰爭期間，1938年祖父偕父親在云南昆明附近的昆陽縣籌建云豐造紙廠，父親擔負建廠的艱巨任務。為建造廠房，要自己生產磚瓦，就先辦起民華磚瓦廠，父親任副經理。找不到做磚瓦的工人，又到浙江嘉善招了一批。民華磚瓦廠生產的磚瓦，不但滿足了云豐廠建廠所需，還供應昆明其他工廠。

    1940年，云豐造紙廠籌建就緒，從已停辦的上海造紙廠購得設備，但由于戰事，交通阻塞，父親親自去上海將機器由海路押運到緬甸仰光，再由陸路輾轉運達。他四出采購原料，開拓銷售渠道，回浙江調去一批熟練工人，并從“國際災童教養院”招了一批年齡較大的學生去做工。在父親的苦心經營下，僅一年云豐廠就開工生產，為云南生產出第一批打字紙、招貼紙，有力支援了大后方建設。

    1942年，祖父逝世后，父親子承父業，出任祖父創辦的上海大來銀行副經理。1945年民豐、華豐兩廠恢復生產，1946年起他任上海民豐、華豐造紙股份有限公司襄理，兼任大來銀行經理。1949年任民豐造紙公司副總經理。這時，外貨重新傾瀉，國貨呆滯難銷，民豐、華豐兩廠的生產又處于風雨飄搖的低谷。父親臨危受命，負起民豐廠的生產重任。解放前夕，為解決職工生活，他到處設法籌款，使民豐廠職工無斷炊之虞。

    1950年4月，民豐總經理金潤庠伯伯與父親悄悄離廠去了香港。有人說他們“逃走”了。其實他們是為了解救廠的困難而奔走，在赴港前留給全廠同仁的信中，流露了一片愛國愛廠的赤誠，信上說：“我們公司經濟情況已到了極度為難的時候，負債及應繳公債款在內已達300億（舊幣）左右，但因營業無法推動，現款不能周轉。……這樣下去，必致我全體職工之生活無法維持，我們覺得必須另籌出路。”因為公司在解放前曾向國外購得一批設備和物資，已運達香港，計有3750千瓦發電機組、12輥軋光機，還有21噸鍋爐、毛毯等等。假使將這批東西賣掉，就可“回籠資金，渡過難關”。對于這件事，在此之前董事會內曾經有過議論，會上父親反對賣掉，力主將東西運回，擴大生產，以求效益。認識一時難以統一，而困難又迫在眉睫。他們當機立斷，悄悄地去了香港，在留信中懇切地說“希望諸位同仁相信我們，不久的將來就會有事實表現給你們看的”。廠勞資協商會得知此情后，立即致電在香港的金、竺二位，表示設備無論如何不能賣，要想盡辦法運回。廠內職工寧愿減薪以集資，不愿殺雞而取蛋。廠里又派出3名職工去香港協助，終于在1950年7月4日將存港的物資運回，大大加強了兩廠的生產能力。卷煙紙日產由6噸增至12噸。尤其是3750千瓦發電機組在民豐廠安裝，于1952年7月1日開始發電，不僅滿足民豐本廠的需要，且補充了嘉興市的電力供應（當時嘉興白天沒有電）。

    公私合營 辛勤耕耘

    “一唱雄雞天下白。”新中國成立后，父親從早年參加革命的好友于立本的介紹中了解到黨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又親眼見到中國共產黨對民族工業采取了一系列的保護、扶持措施。企業產品的銷路打開了，也打開了父親的思路。他想：舊社會，由于國民黨統治的腐敗，帝國主義的掠奪、外貨的傾軋，民族工商業被壓得透不過氣，在夾縫中求生存。父輩嘔心瀝血，首創卷煙紙，國民黨政府也只準許在東南5省及兩特別市有制造及銷售的專利權。建國以后，企業有困難，共產黨處處伸出援助的手：缺少生產資金，國家給予貸款；為維護國家利益，政府控制洋紙進口。這鮮明的對比，使父親感到自己逢上盛世，只有跟著共產黨走社會主義道路才能真正救中國、才能真正實現祖父和自己為之奮斗終生的“實業救國”的愿望。他和金潤庠伯伯提請民豐、華豐造紙公司董事會同意，于1953年10月向政府申請公私合營，很快得到政府的批準，并成為浙江省首批公私合營企業。從此民豐、華豐走上了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1955年3月，父親在省政協一屆一次會議上發言，以自己的親身體會述說了公私合營的優越性。他說：合營前，管理不善，組織龐大，人事臃腫，浪費嚴重，企業虧本，股息難發；合營后，由于生產關系的改變，生產納入國家計劃軌道，工人積極性、創造性都大大提高，一年多來，卷煙紙產量提高38%，而成本降低42%，還增加了新品種，節約了不合理開支，由虧轉盈，增添了設備，改善了工人待遇，股東有利可得。

    從此，父親的積極性更高了，經常親自下鄉組織稻草的收購和調運，下車間了解生產情況，收集原料樣品并研制成功以蘆葦漿代替木漿，降低了成本。父親業務熟、信息靈、反饋快，根據市場需要，他還帶領職工研究生產半透明奶白紙，趕超德國的全透明紙，試制成功仿羊皮紙，增產鈔票紙、文化用品紙等等。母親當時在廠化驗室工作，經常翻譯國外的科技資料，協助新產品的開發。民豐廠的品種從原有的74種增加到100余種。1960年，該廠紙及紙板產量達到3.1萬噸，創建國以來最高記錄，為促進新中國造紙工業的發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現在，民豐已經是上市公司，其中飽含著父親多年耕耘的汗水。

    “兩會”工作 盡職盡心

    建國后，父親經好友孫躍華（武漢市副市長）、盛丕華（上海市副市長）介紹參加民建的外圍組織“中國經濟事業協進會”，經常參加協進會舉辦的各項報告會，接受了進步思想。1951年，父親在上海參加民主建國會，1953年任上海市工商聯執委、上海市造紙工業同業公會副主委，1956年轉入浙江嘉興，參與民建嘉興市委會的籌建工作。1956年3月，民建嘉興市籌備委員會成立，父親任籌委會委員。1962年6月，擔任民建浙江省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980年7月，擔任民建浙江省第一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同時，父親還是嘉興市工商業聯合會主任委員，浙江省工商聯三、四屆副主任委員，全國工商聯四、五屆執行委員。他雖然是不脫產的主委，但非常關心會務活動，一有空就騎自行車到“兩會”去。他平易近人，善于聯系群眾，經常利用會議、學習活動，向會員宣傳黨的方針、政策，激發大家的愛國熱忱。父親為統一祖國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曾多次發表對臺廣播，爭取在臺的親友歸宗認祖。

    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造成國民經濟的嚴重困難，加上遭受自然災害，使糧食歉收，牲畜難飼。不少人因營養不良患浮腫病、肝炎等等。黨和政府號召大辦畜牧，改善副食品供應。父親即聯合金守義等同志集資辦了工商界畜牧場。糧食歉收，急需化肥。省工商聯根據省委的部署，動員工商界通過港澳同胞的關系，爭取進口化肥。父親即在嘉興召開座談會，尋找聯絡渠道。他又隨同省工商聯組織的代表團一起去廣州，與參加廣交會的香港浙籍工商界人士，如王寬誠、王兆豐、方善桂等聯系，并約請有關僑胞及港澳同胞到深圳晤談，為我省爭取到一批化肥，支援了農業生產。

    父親很重視地方工業。在他擔任嘉興市工商聯領導期間，嘉興市工商界為地方經濟的發展作出了一定的貢獻。如嘉興毛紡廠那時還是家不起眼的小廠，急待擴建，需資金50萬元。父親得知后，積極帶頭并動員嘉興的工商業者進行投資，為“嘉毛”集得20余萬元資金。

    1962年，黨中央提出“兩條腿走路”、國家和民間一起辦學的方針，父親不遺余力地投入。1962年秋季，嘉興“兩會”成立了工商界集資辦學基金委員會，由父親任主委。在父親等的帶頭推動下，創辦群力中學，并接辦建設中學。兩校均為完全中學，群力中學還設中醫、中藥兩個職業班，共13個班級，726名學生。教師部分由國家調派，部分由工商界高中畢業、品學兼優的子女擔任。中醫、中藥班還請醫藥界名人如朱春廬老中醫等來講課。兩校共集資10萬余元，父親將他和母親名下數年積存的定息，扣除互助金外，全部投入辦學之用，共集資計6.9萬元，占總數的68%。在他的帶動下，嘉興及滬、杭民豐、華豐在岸股東也紛紛支援辦學。并由此引發起嘉興附近地區民間辦學熱潮。父親不但親自過問教學質量，提倡勤儉辦學，遇到問題還常常親自跑嘉興市教育局聯系解決。學校為國家培養了不少可用之才，當年的許多學生現在已是單位中的骨干。尤其是兩個職業班，都達到中專水平。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嘉興市民建、工商聯向政府申請，為這兩班畢業生評定了職稱，承認了學歷，計有醫師17人，醫士12人，廠醫12人，充實了當地的醫藥力量。

    引進資金 服務經濟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正當66歲的父親從民豐廠正式辦理退休手續準備安度晚年時，1980年因改革開放的需要，他毅然同意浙江省政府的安排，抱著患有心臟病、高血壓的身軀重新復出，挑起了浙江省信托投資公司的前身---浙江省華僑投資公司副經理的重任，直到他去世。

    經過嚴冬的人，倍感春天的溫暖，父親此時唯一的愿望，就是要盡自己的最大努力，為國效力。他利用自己的條件，積極聯系各方，在工作中作出出色的成績。如當時省華僑投資公司承辦工商界愛國建設投資業務，他通過各種渠道，積極宣傳黨的政策，宣傳國家的大好形勢，提高各方的投資信心。到1980年6月底，省華僑投資公司共籌集到資金600多萬元，其中父親經手集得的幾近半數。當時父親雖已是古稀之年，但為了做好集資工作，他只要得到一點信息，就鍥而不舍，努力爭取。如他偶爾從一位老同志處得知，一位僑居海外的嘉興新塍人在上海繼承了一筆可觀的遺產，就親赴上海，經人介紹一次次與她暢談國內形勢，宣傳黨的政策，并幫助她解決家庭糾紛，又通過統戰部，幫助她落實政策，使她非常感激，也激發了她愛國愛鄉的感情，向浙江投資88萬元。

    另外，他還曾介紹美籍華人、美牛津研究所董事長陳敏銳先生來杭洽談技術和資金引進問題，與美籍華裔、美八大財團之一---杜邦財團高級技術人員侯景鎏夫婦，與香港申新針織廠有限公司陸達權先生，香港愛迪生電子工廠有限公司李樹國先生及包玉剛先生等建立了聯系，動員他們為浙江的“四化”出力，以來料加工、補償貿易、合資辦廠等形式參加投資。產品涉及電子、造紙、食品加工、一次成像照相、針織、橡膠等各個領域。

    高尚品德 諄諄教誨

    在我的印象中，父親是一位嚴于律己、樂于助人的人，他關心別人，甚于關心自己。1966年，開始了“十年動亂”，在嘉興，民豐是受害最重的單位，父親被關進了“牛棚”。當時父親每月只有20元生活費，生活很艱苦，但當他聽說民豐有位工人的妻子患了肝病無錢醫治時，還是設法湊了一點錢要病者去滬就醫。那工人非常感動，求他留下自用，父親卻說：“我的困難是暫時的，你家屬不治好病會終身受害。”雖然當時他并不知道這場浩劫什么時候才會結束，但他堅信總有一天烏云會散去。1985年，父親病重住院，在生命垂危之際，仍關心會員。嘉興市民建、工商聯80多歲的凌玉書老先生曾對人說：“我和統戰部長到醫院去探望他，他已經骨瘦如柴，卻不說自己的病情，反先問我有什么問題需要幫助解決。”

    父親把公家的事當作自己的事。在任省信托投資公司副經理期間，為了集資工作，他經常去上海，但在上海住旅館、接待應酬的費用，他有時自己支付，或由母親煮好菜飯送去，以節約支出。朋友們都說“培農是自己出錢辦公家的事”。在父親去世后，我們在清理他的遺物時，發現有一大疊因工作支出的旅差費、住宿費、應酬費的發票。

    父親對我們慈祥而又嚴格。像世上大多數父親一樣，他非常疼愛我們，但又秉承了祖父用先進科學技術、用實業救國的思想，十分注重對子女甚至第三代的文化素質的培養。我們5個子女，除我這個小女兒受“文化大革命”影響外，其余4個都通過刻苦努力，獨立自強從高等學府本科畢業，所從事的都是工科專業。大姐繼承竺氏傳統，學的是造紙；二姐學建筑；三姐考大學時正趕上祖國需要石油技術人才，就學了化工煉油；老四——哥哥，當時國家需要發展先進工業，就學了電器自動化專業。父親不但根據祖國不同時期的需要為子女選擇了各類工科專業，而且又諄諄教導我們畢業后“要聽黨的話，服從分配，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因而大姐在3年自然災害時期，分配到當時經濟相當落后的青海邊遠地區，而且一干就是18年，直至改革開放后，浙江省籌建造紙研究所時才調回任所長。此時她已是一位共產黨員。二姐分配到沈陽，“文化大革命”期間進五七干校，去鐵嶺農村蹲點，也在“文化大革命”后參了軍入了黨。三姐和哥哥在“文化大革命”中分別分配到遼寧撫順和新疆石河子煤礦干活，成了“臭老九”，“文化大革命”后他們在自己從事的專業領域工作突出，分別被評為中國石油先進工作者和中國電網十佳先進工作者。我最小，“文化大革命”中下了鄉，父親雖然自己在接受批斗，但還是不斷教導我要學習科學文化知識，做祖國有用之人。父親曾為我請過師傅學習縫紉，曾為我買過中醫書籍，讓我自學中醫。粉碎“四人幫”后，父親退休，我頂替進民豐廠時已經29歲，父親還是在信中鼓勵我說，要利用你年齡輕這個優勢，來彌補在“文革”中的損失，要自強不息，奮發圖強。當父親病重需要我們子女照顧時，他首先想到的還是我的學習不能耽誤（當時我是首屆高等自學統計專業在讀生），他叮囑我大姐盡量先安排其他子女來照料，不到萬不得已，不要來叫我，讓我安心學習。以至1986年4月27日晚，當我考試完回家，愛人才告訴我父親已在凌晨離開人世，并講這是我姐姐根據父親意思特意這樣安排的。我當時心一酸，熱淚奪眶而出，父親在生命垂危之時想到的是我們能多學些知識報效祖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