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記憶中，父親是一位待人和氣、態度謙虛、工作踏實、性格開朗、樂觀向上的長者。13歲失去雙親的父親只身來到上海投師學藝，憑借執著和一絲不茍的工作作風很快在業務上成長起來，后即受上海方委派來嘉興發展。因為新藥業在當時的社會地位比較獨特，為此年輕的父親在經營自己藥店的同時擔任了舊縣商會中的一些職務，社會活動比較頻繁。也因此比較早地接觸到了一些愛國進步人士，在他們的熏陶下，父親積極地投身到政治及社會的公益活動中，在社會上也是一位開明人士。

    早在1948年，父親在商會中就主張響應中共的“五一”號召，認為只有在共產黨民主聯合政府的領導下商會才有前途，相信中共“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政策，為穩定當時部分工商人員的情緒起到了作用。時隔數十年后，父親在提起響應“五一”號召這段經歷時，神情依然十分激動。1949年，父親在原商會的基礎上和同仁們籌建成立了嘉興市工商業聯合會，同時被推任為籌委會副主任。1950年10月朝鮮戰爭爆發，民建總會向全國工商界發出號召：團結起來，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而奮斗！1951年6月，民建總會又發出通知：“為切實推行愛國公約，捐獻飛機大炮，優待烈屬、軍屬做出貢獻。”消息傳來，父親情緒激昂。當時尚不是民建成員的父親，深知一名工商聯負責人在國家需要時該怎么做，他不顧母親的反對，將家中的銅制家什包括母親的嫁妝一股腦兒捐給了政府。他的這一舉措在當時曾被戲稱為國家捐了半架飛機。從此，我家“窮則窮還有三擔銅”這一家境不復存在，但父親卻像親臨戰場打了勝仗一樣高興。當有志愿軍戰士出征或在戰場上受傷回國途經嘉興時，父親會義不容辭地去火車站代表工商界送上慰問品以示敬意。碰上有留在嘉興療養的傷員，他會一直等到安排就緒才回家。為了等火車誤了吃飯是常有的事。他推動工商聯會員積極響應政府號召，帶頭認購“人民勝利折實公債”和“經濟建設公債”，為政府克服臨時的財政經濟困難和穩定市場物價作出了一個工商業者應有的貢獻。

    1952年的“三反”、“五反”運動是對工商業者的一次全面考驗，時任省工商聯籌委會委員、市工商聯副主任的父親深感責任重大，他一方面通過開會學習來提高自己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認識；一方面積極向工商業者宣傳中共的有關政策，打消他們的顧慮，變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積極經營、努力完成各項稅收任務，爭做一名愛國守法的經營者。他在運動后期還經常教育會員要接受中共的領導與工人群眾的監督和幫助，這也為后來的全面實行公私合營打下了思想基礎。1953年10月，父親以工商聯副主任的身份到北京參加全國工商聯第一屆會員代表大會，明確了國家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通過學習貫徹，他積極推動和鼓勵私營工商業接受國家的加工訂貨，經銷代銷。當我國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逐步走上國家資本主義高級形式---公私合營時，他又帶領全市工商界人士一起認真學習毛主席關于“認清社會發展規律，掌握自己命運”的教導，深刻領會中共的和平改造和贖買政策。父親白天開會學習，晚上走街串戶傳達，幫助工商界成員進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力爭使中央的精神家喻戶曉。在這期間，為了推進嘉興公私合營的全面開展，父親服從市政府的安排，放棄了上海優厚的工作待遇及舒適的生活，無怨無悔地留在嘉興并帶頭申請公私合營，以實際行動打開了嘉興全面公私合營的局面，受到市政府領導的肯定。父親也由此在1955年被選為浙江省第一屆人民代表。榮譽和責任激勵著他不斷進取。

    1956年2月，父親經人介紹在杭州加入了他早已熟悉的中國民主建國會。同年3月，他受民建省委會指派回嘉興發展會員，組建民建嘉興籌委會，參加籌建的還有沈公達、竺培農兩位前輩。父親根據當時民建章程，把發展對象鎖定在工商聯內的優秀愛國工商業者，經多方聯絡加上自身的影響力，最終推舉12名工商聯骨干成為民建嘉興籌委會的第一批會員，父親任籌委會主任。同年父親被推選為嘉興市副市長。當時由于受條件限制，黨派沒有自己的辦公場所，父親毫不猶豫地將我們的住房騰出一部分供工商聯和民建辦公用。父親與市總工會一起聯合開辦了一家手工作坊的“膠丸廠”(現在制藥廠的雛形)，廠址在總工會內，解決了職工家屬的工作問題。期間父親還專程趕到上海請來了制模的師傅并將其安置在自己家中居住，一直到1997年拆遷。再就是集資創辦了一所“群力中學”和一家土紗廠(原棉紡織廠的前身)。在父親任副市長時，家中還發生了一場風波。起因是正值國家開始對糧食實行統購統銷，百姓購糧從翌日起開始要憑票，碰巧我家斷糧要買米。這事被父親知道了，一定不讓母親去買。為此性格溫和的父親第一次與母親吵了嘴，直到母親向鄰居借來了米才完事。由于父親對會的執著與偏愛，使得民建嘉興市委員會在一定程度上樹立了自己的形象，為今后的生存、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57年，父親被錯劃成右派。盡管如此，他始終相信共產黨的領導，堅信自己沒有做過對不起社會主義的事，更不會反黨。果然，時隔幾年，在20世紀60年代初期的一天，《浙江日報》刊登了一批因被錯劃而摘帽的人員名單，父親的名字被我舅舅發現在報紙上。在通訊不發達的年代里，舅舅以最快的速度通知了家庭中的每一個成員，大家為父親的解放而高興、激動。當年除夕，母親還特意操持了一頓全家已久違了的年夜飯以示慶賀。由于當時在寧“左”勿右思想的影響下，這高興和激動成了曇花一現，新的“摘帽右派”的帽子仍套在父親頭上竟長達整整20年之久。當時受到降職降薪處分的父親，背著沉重的思想包袱，離開了民建會和工商聯去農場參加勞動。后被安排回到原來的工作單位，又經受了“文化大革命”的沖擊。但是堅強的父親沒有倒下，特別是在恢復擔任縣政協委員之后，更加堅定了聽共產黨話、跟共產黨走的信念，腳踏實地進行自我改造，積極響應號召，身體力行地投身到建設社會主義的運動中；還專門為子女訂閱了報刊，告誡我們要好好學習，努力工作，做一個社會有用的人。我們7姐妹中有5人加入到支援內地建設和上山下鄉的隊伍中，其中2人因身體原因留城待分配。在這段漫長的歲月里，父親患上了絕癥，但他在沉默中透露著堅強，用一種大無畏的精神與病魔抗爭。當中共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全面糾正了“文化大革命”中“左”的錯誤，春風再一次吹進父親的胸懷，他不顧自己身體的不適，為恢復民建的組織活動而四處奔波。

    1979年5月，父親政治上的第二次生命降臨，市委統戰部落實政策，宣布對包括父親在內的“錯劃右派”給予改正。雖然經濟上沒有任何補償，但父親在病床上仍動情地說：“我相信共產黨會還我一個清白，同時也很慶幸自己看到了這一天。我雖然沒有給你們子女留下什么財富，但也沒有留下污點，歷史證明我是清白的。”他老人家也由此完成了從不加說明的離職到手持《退休職工證》，最后換成《退休干部證》的三級跳。政治生命的再生喚起了父親的工作熱情。“兩會”恢復工作后，父親復出擔任了民建浙江省委委員、民建嘉興市委主委。這段時間里父親因病經常住院，但還是不忘帶領會員圍繞國家工作重點，依據“堅定不移跟黨走、盡心竭力為四化”的行動綱領努力開創工作新局面。他積極協助黨和政府落實各項政策，為加強對海外的聯系，親自往返上海、杭州，向海外朋友及親屬宣傳黨的政策，為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做了大量的工作。響應民建中央和民建省委會的號召，積極組織人員開展辦學培訓工作。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針對非公經濟在企業發展中缺少財務人員的情況，父親聯絡市會計學會聯合創辦了二年制的國家承認學歷的“業余財經職業中學”，并兼任校長，這種形式開了嘉興社會辦學的先河。1985年6月，父親病情已經相當嚴重，但他還是堅持參加統戰部牽頭邀請的由上海市民主黨派成員組成的上海外貿宣講團的接待工作，為嘉興的涉外貿易人員進行知識培訓，使一些剛起步的涉外企業通過培訓掌握了不少外貿知識和注意事項，避免走彎路并在較短的時間里找到了自己的目標。他還經常不顧家人的勸阻，在晚上拖著化療后極其虛弱的身子到辦學點視察工作，看望學員，了解情況。

    父親累了，他真的累得走不動了，在經歷20年坎坷路以及與病魔抗爭了整整15年之后，父親的腳步停在了1987年的12月12日，他走得很光彩也很坦然。父親的一生淡泊名利，生活簡樸，為政府、為民建、為工商聯、為企業而鞠躬盡瘁。借用追悼會上父親生前好友孫亮儕前輩的一首《西江月》詞，再一次緬懷我的父親，同時也作為我這篇紀念文章的結束語：“從來一身正氣，歸去兩袖清風。創組建聯著豐功，留得后輩敬重。跟黨步伐堅定，愛國遇颶從容。眼看膝下盡蔥蘢，無愧人生非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