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原工商業者，曾任寧波永耀電力公司經理，親眼目睹了新舊兩個社會的巨大變遷。回顧自己與共產黨相識相知、坦誠合作、風雨同舟的歷程，不由得心潮澎湃。

    一

    1914年2月，我出生在寧波市江北區慈城鎮。父親周仰山早年曾追隨孫中山革命，在光復上海時，跟隨陳英士接管江南制造局。辛亥革命后，致力于實業救國，開始從事工商業，在上海、寧波等地興辦企業，建樹頗多。我從小因體弱多病，父母就將我接到上海撫養。起先我家住在上海六馬路仁壽里，后又搬到法租界內的東蒲石路22號。八九歲時，父親不讓我到學校去讀書，而是請老師在家教讀，開始由慈溪人徐素絢老師教授，第二位老師是奉化人陳友梅。他們兩人都是前清秀才，主要教我《古文觀止》、《孟子七篇》、《唐詩宋詞》、《陳龍川文集》等。為適應時代需要，我父親又每天晚上請上海圣芳濟學院童鑒清及方于壺兩位老師教英語。圣芳濟學院注重學習英文及翻譯，按次從八班讀到二班才算全部讀完。我的翻譯基礎不錯，既能英譯中，也能中翻英，俗稱雙譯，具有了較高的水平。就這樣我在家中念書到18歲。老師們在給我傳授知識的同時，還對我講清政府的腐敗和帝國主義侵華的罪行。記得有一次，老師帶我到外灘公園，大門口掛著一塊木牌，上面寫著“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字樣，這種國恥深深地印入我的腦海。后來隨著年齡的增長，看到橫行霸道的外國人和盛氣凌人的巡捕欺負我同胞時，更激起我對帝國主義的仇恨，使我從小就樹立了愛國主義的思想。

    放下書本后，我先在上海燈泡廠工作了兩年多，以后就在寧波永耀電力公司駐滬辦事處任主任。抗戰勝利后，我仍寄希望于國民黨政府能接受戰亂的教訓，振興祖國。但是，國民黨反動派在美國的支持下，挑起了內戰，終使我對國民黨的最后一線希望也破滅了。在三年內戰中，我得到上海煤業界朋友陳渭濱、潘以三、葉晉榮等人的啟發和幫助，初步認識到雪國恥，要自強，只有靠共產黨。陳渭濱在青年時代參加五四運動，在任上海元泰煤業公司經理時，曾掩護過共產黨地下活動。上海解放前夕，他們告訴我如何收聽短波電訊，獲得解放軍進軍的消息。上海解放后，我作為寧波永耀電力公司副經理理應返甬任職，但考慮到公司上層人員關系復雜，我思想上存有顧慮，又是他們幾位向上海軍管會介紹了我的情況，并為我到寧波工作而專門備信給寧波軍管會。

    二

    寧波永耀電力公司是寧波解放前一家重工業企業。它創辦于1914年12月23日，最初資本為13萬銀元，是一家股份有限公司，采用董事集權制。首任董事長為虞洽卿，經理是周仰山；董事有周仰山、孫衡甫、劉鴻生、張鴻卿、史悠鳳、戴瑞卿等，均為當時頗有聲望的企業家。抗戰勝利后，國民黨寧波專員俞濟民曾想霸占永耀公司，派親信姚逸群接管該公司，后得知該公司有著名的實業家劉鴻生及厲樹雄等為背景，始知這塊肥肉難啃，乃邀請當時寧波有相當權勢的王文翰出面疏通，王乘機而入，出任經理。我任副經理，一直主持上海方面的業務。

    1949年5月25日寧波解放，我于6月回到永耀電力公司。解放初，寧波市人民政府鑒于電力公司是全市唯一的一家動力企業，對全市人民的生活關系極大，因此，就派軍代表王少云進駐電廠，對電廠實行軍管，以防敵人破壞。當時，逃到舟山群島的國民黨，不斷派飛機轟炸寧波。1949年10月18日，電廠局部被炸，幸破壞不大。但為防止敵機再犯，只得暫停發電。電廠也因停電收不到電費，而使企業陷入困境。這時經理王文翰為籌款去了香港，副經理姚逸群到西門外避轟炸一去不回。面對這種情況，軍管會的領導同志對我說“你不要走，與我們一起渡過暫時困難”，并說：“高炮即可運到，電廠不久即可發電，有什么困難，我們會支持你的。”當時，我面臨的困難是，由于工廠停電收入中斷，廠內難以正常維持。為了給職工發工資，我要求上海幾個董事支持，沒有回音。平時有幾家往來的錢莊也不肯借錢給我廠，最后只有晉祥莊茅普廷經理頗有遠見，借給我6000萬元（舊幣），有了這筆錢，我給每個工人每月發了一擔米維持生活。1950年1月，高射炮部隊進駐寧波城后，國民黨飛機不敢再來搗亂。電廠也于同年12月26日恢復發夜電，由此渡過了暫時的困難。通過這件事，我深切感到共產黨辦事，實事求是，說到做到，使我從思想上更加信任黨、靠攏黨。

    1951年，永耀電力公司董事會決定升我為經理。當時廠里勞資關系比較緊張，我感到壓力很大。為了把企業搞好，1953年上半年我專門打報告，要求市委派一名工作干部來協助我工作。市委很快同意了我的請求，于同年7月1日派來了隋宏同志。他到公司后，通過深入了解，掌握了職工福利情況，針對個別人鬧福利的思想，他說：“電廠的職工待遇，已經是寧波最好的了，再提這方面的要求，就不太合理了。再說國家正處在經濟恢復時期，困難很多，我們電廠不能帶這個頭。”原來有思想情緒的工人經過組織的教育，也就不鬧了。從此，我可以集中精力管理生產了。

    三

    1950年5月舟山解放，國民黨對寧波的海上封鎖被解除，電廠所需的燃煤得以保證供應。由此，電廠發電量也大幅增加，但仍跟不上城鄉工農業的發展，電量缺口很大。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在公私合營前夕，隋宏同志大膽提出，依靠本廠的技術力量，修復棄置多年、于1914年購進的2臺德國產AEG-650千瓦汽輪機組。當我聽到這一消息時大吃一驚，認為這是不可能的。據我所知，當時全國一流的工廠對這些洋設備都無能為力，有些部件連外國人自己都修不了，我們這些人能行嗎？我心存疑慮，但此事經經理會議討論一致通過后，我也只能硬著頭皮接受任務。為此廠里專門成立了一個由工人、工程技術人員和領導參加的三結合攻關小組。為了摸清損壞零件的材料性能，首先派我到上海對損壞零件進行化驗，化驗結果是普通的鋼材。經過大家集思廣益，認為廠內有許多舊爐管可以利用，經化驗舊爐管的質量要超過普通鋼。于是，我們在沒有技術圖紙可以參考的情況下，依靠工人、技術員的集體智慧，最終利用舊爐管自制汽輪機定翼成功。兩臺汽輪發電機組經過修復，其質量和出電量，不但達到了設計要求，有些參數還超過了原來的設計，出電量可達1500千瓦。這兩臺機組于1954年國慶節前夕投入運行，為增加電力供應做出了貢獻。這是解放后我國第一次依靠自己力量成功地修復進口汽輪發電機。我印象最深的是檢修班長林圣昌和車工彭林官兩位師傅，他倆在修復汽輪發電機中出力最多。通過這件事使我更加感受到共產黨偉大、工人階級偉大。

    1953年初，在省工業廳會議上，廳長顧德歡在報告中提到要創建浙江麻紡廠。這是我省建國后興建的第一個較大的國營企業。3年經濟恢復時期剛結束，共產黨就著手經濟建設，使我們感到既驚奇，又深受鼓舞。當聽說辦廠沒有動力設備，我就提出我們寧波電廠有3300千瓦汽輪發電全套設備，暫時擱置不用，可以支援麻紡廠。工業廳馬上派人來寧波查看，發現配套鍋爐的爐管陳舊，拆遷后無法使用。我記得在解放前電廠曾向英商拔佰葛鍋爐公司上海辦事處訂購過全套爐管。經我向上海方面查詢，對方答復有75%的爐管已運抵上海，我想其余25%可以從舊爐管中補充。我將以上情況和個人設想匯報后，工業廳采納了我的意見。但當時永耀電力公司是私營企業，按照黨的政策，這套設備不能無償調撥。我主動提出，為使麻紡廠早日建成，設備折價以后可以協商解決，這樣才使拆遷工作順利進行，終于解決了麻紡廠的動力設備問題。后來國家把設備折價為73億（舊人民幣）發還我廠，這筆錢我們除了部分用于生產外，其余都投資當年正在籌建中的寧波自來水廠，為解決城市人民的吃水困難做出了一定貢獻。

    四

    1953年10月間，黨中央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實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當時引起工商界很大震動。但對我來講，顧慮較小，因為我參加會議多，聽的報告也多，知道對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在俞佐宸主委參加全國工商聯代表大會回來后，我代表電力公司，與正大火柴廠、和豐紗廠、太豐面粉廠、冷藏公司、四明電話公司的負責人一起，于1953年底帶頭提出公私合營的申請，經市人民政府批準，于12月底宣布永耀電力公司等為公私合營企業。

    公私合營后，隋宏同志為公方經理，負責公司全面工作；我擔任第二經理，分工負責生產技術工作。我倆在一個辦公室辦公，他對我很尊重，有事都與我商量，算得上全市合作較好的一個典型。但我與他之間也曾有過一些不愉快的事情。1954年，國民經濟發展較快，電力供應日趨緊張，急需建造一個變電所以提高電壓，減少線路損耗。隋宏同志事前沒有同我商量就召開基建擴大會議，并在會上決定了新建變電所的方案，我見已成定局，當時也就沒有提出相反意見。會后，我向他提出意見，不同意會上作出的決定。他也批評我為什么不在會上提出來，現在要推翻會議決定是不妥當的。雖然他的意見是對的，可是，我心里還有點不服氣。

    從此，我一度消沉下來，我向市委統戰部反映了這個情況。隋宏同志知道后，不但沒有生氣，反而笑著對我說：“我們坐下來談一談好嗎？”我說：“好。”他說：“你我相處一年多了，彼此之間都比較了解，談心一定要開誠布公，有什么就談什么，談錯了大家也不要見怪，也不要生氣，你看好嗎？”我說：“好。”我們當時談了三個問題，一是我參加會議的范圍，二是我的職責問題，三是我們之間的關系。他聽后一一作了耐心的解答，并承認這次基建會議事前沒有與我商量，做法不對，同時他也向我指出在執行計劃和決議中變來變去的毛病。我說：“這些情況是存在的，因為我是私方經理，有些話說了不算數，叫我怎么辦呢？”他說，這是一個問題，要改變這種狀況，必須切實貫徹黨的方針政策，對職工群眾進行思想教育。他表示今后在職工中多做工作，以利于我工作的開展。至于威信問題，他說，只有在盡職盡責中樹立，如果你工作中確實有成績，群眾威信就有了，所謂實至名歸，就是這個道理。他的這番肺腑之言，我聽了十分感動，原先雙方存在的隔閡消除了一大半。

    這次交換意見后，效果很好，我們在工作中無話不談，團結合作非常愉快。后來我向市委統戰部反映，可將電廠公私合作共事的經驗，向全市有關企業介紹，因為在當時有些企業中，公私之間存在著“相敬如賓、相對無言、相安無事”的不正常狀況。

    五

    1956年我脫產到市工商聯和市民建工作。由于“左”的路線影響，特別是“十年浩劫”，使黨的工作受損，國家經濟瀕臨崩潰。我也被下放到電廠參加勞動。當時，我認為黨的統戰政策從此結束了，只希望能做一個普通工人就滿足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糾正了“左”的路線，不僅平反了在“十年動亂”中產生的冤假錯案，而且對過去運動中的錯案也平了反。同時，對原工商業者的思想改造給予了高度評價。這些舉措，對我都是極大的鼓舞。

    “四人幫”粉碎后，人大、政協組織相繼恢復活動，我作為“文化大革命”前的省人大代表，也應邀出席省人民代表大會。為了開好這次會議，各級領導都非常重視，我下放的電廠領導帶領工人敲鑼打鼓送我到火車站。市委、市政府在車站上舉行了集體歡送儀式，場面非常熱鬧。火車一到杭州車站，整個站臺鑼鼓喧天，我們這些代表受到省城人民的熱烈歡迎。回想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掛黑牌游行的“資本家”，現在是參加討論國家大事的人民代表，這一翻天覆地的變化，就是中國共產黨通過撥亂反正，堅持實事求是的路線取得的成果。這樣不但消除了我各種思想顧慮，而且更堅定了我一心一意跟黨走，盡心竭力為四化的決心。

    1981年11月18日，我隨寧波市經濟考察團訪問香港，這是建國以來我市第一次由官方組團訪港。我們考察組一行共7人，由市計委黨組書記李彬同志負責。在港期間，受到了寧波籍旅港同胞的熱烈歡迎，王寬誠先生不但安排我們參觀、訪問和考察事宜，而且專門設家宴款待遠道而來的故鄉人。包玉剛先生和他的父親包兆龍先生也專門宴請我們。通過這次出訪，不但促進了寧波與香港的聯系，而且也使在港的寧波籍人士加深了對內地和故鄉的了解。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為了體現各級黨委、政府決策科學化和民主化，全國政協提出了政治協商在決策之前、民主監督在執行之中的新要求。當時市領導對此非常重視，記得為了解決全市人民的“菜籃子”問題，專門來征求我們黨外人士的意見。為此，我和工商聯其他同志一道專門進行了為期一個多月的調查研究：一是聘請農業、蔬菜專家參與調研，到各蔬菜基地調查摸底，掌握本地蔬菜生產和供應的第一手材料；二是利用全國工商聯的網絡關系，向兄弟城市工商聯發信取經，學習和借鑒其他城市的一些成功做法，為我所用；三是到靈橋大世界蔬菜批發市場了解外地蔬菜到市的情況。經過大量的調查研究，我們向市委、市政府提交了“立足本地，自力更生，加快我市蔬菜基地建設”的建議。這份建議引起市領導的高度重視，市委專門召開常委會討論此事，市政府領導在決策中吸取了建議中合理可行的部分。從此，我市的蔬菜基地面積不斷擴大，市民的“菜籃子”品種也日益豐富。通過這件事，使我深刻體會到中共對黨外人士意見的重視。

    1989年中共中央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我國的基本政治制度確定下來，這對我們是一個很大的鼓舞，更激起我參政議政的積極性。我在電廠工作期間，曾同煤炭打了多年的交道。我針對本省煤炭缺乏，而石煤資源相對較為豐富的現狀，在省政協會議上提出了提案。

    在與黨長期合作中，我深切體會：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沒有鄧小平理論，就沒有今天欣欣向榮、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作為一個市民建和市工商聯老會員，我感到無比自豪和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