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佐宸（1892--1985），浙江鎮海人。1952年9月參加民建，歷任民建寧波市支會籌委會主任委員、民建寧波市委會主任委員、民建浙江省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民建浙江省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民建浙江省委員會主任委員，民建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寧波市工商聯主任委員、浙江省工商聯副主任委員、全國工商聯顧問；寧波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寧波市副市長、寧波市政協副主席，寧波市甬港聯誼會會長。浙江省第二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代表及協商委員會委員，浙江省政協一、二屆常委，一、二、三、五屆浙江省人大代表，一、二、三、五屆全國人大代表。

    俞佐宸先生是寧波工商界的巨子，愛國的民族工商業家。他是鎮海俞范村人，生于1892年（清光緒十八年），卒于1985年，享年94歲。

   俞佐宸15歲來到寧波咸恒錢莊當學徒。滿師以后，當上錢莊賬房先生。25歲那年，擔任元德錢莊經理，30歲任元益錢莊經理。40歲以后，兼任中國墾業銀行寧波分行經理、和豐紗廠常務董事、天益錢莊總經理。54歲后，兼任和豐紗廠總經理。他先后投資的范圍，除金融業和棉紗業外，尚有太豐面粉廠、永耀電力公司、四明電話公司、寧波冷藏公司；慎生、東升、萬成、正大四家漁行，董生陽南北貨店以及余姚的元泰當、寧海的聚成當等。并兼任天一、國際、四明三家保險公司經理，四明銀行經理，浙東銀行與兩浙銀行常務董事。他還擔任過寧波的銀行、錢莊、棉紗業三個同業公會理事長，寧波商會會長。

    新中國成立后，俞佐宸歷任第一、二、三、五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常務委員，民建浙江省委會和民建寧波市委會主任委員；寧波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寧波市副市長，寧波市政協副主席；全國工商聯顧問，浙江省工商聯副主任委員，寧波市工商聯主任委員；寧波市甬港聯誼會會長，寧波市僑聯名譽主席等職。

    俞佐宸在年輕的時候，就有強烈的實業救國思想。他支持五四愛國運動，參與抗日救亡和抵制日貨運動。在寧波淪陷期間，他不肯為日本帝國主義利用，毅然棄家出走大后方，表現了忠于國家民族的氣節。但國民黨政府日益黑暗腐敗，兵匪橫行，通貨膨脹，物價飛漲，民不聊生，他所經營的一些企業困難重重，朝不保夕。1949年寧波解放前夕，盡管他對中國共產黨的方針政策還存在疑慮，在“去”與“留”的問題上有過猶豫，但終于在黨的政策感召下，留居上海。上海解放時，俞佐宸親眼目睹解放軍露宿街頭，不進民宅的嚴明紀律，深受感動，他對家人說：“共產黨武官不怕死，文官不要錢，一定能管好國家。”當年6月，他從上海回到家鄉寧波。從此，開始了他新的歷程。

    與共產黨合作

    1949年6月間，寧波軍管會邀集寧波各大廠、大店負責人在錢業會館舉行座談會，慶祝寧波解放，宣布黨對民族工商業的政策。軍管會主任丁秋生等同志的艱苦樸素的形象，循循善誘的作風，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0年，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席譚震林親自約會俞佐宸，并作了一次懇切的長談，向他詳細介紹了黨對民族工商業的政策，希望他與中國共產黨攜手合作，共同為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建設國家而奮斗。從此，俞佐宸與中國共產黨的關系日益密切。

    1949年6月至11月間，盤踞在舟山群島的美蔣飛機，對寧波濫施轟炸，繁華的江廈街地區變成一片廢墟。其時，謠言四起，人心浮動。1950年1月，市工商聯籌委會成立，俞佐宸擔任副主任委員。他一面協助政府做好思想工作，穩定工商界人士的情緒；一面積極參與善后救濟工作，支持市工商聯籌委會主任委員金臻庠去上海募集救濟款，共募得救濟款21億元（舊人民幣，折合當時市價可購食米1萬石左右），用此棺殮死難者，撫恤其家屬，并對受災群眾施行小本經營無息貸款，幫助其生產自救。

    人民解放軍進駐寧波之初，由于部隊進展迅速，加上當時的交通運輸條件極差，軍糧一時接濟不上，情況緊急，軍管會邀集商會理事及各同業公會負責人開會，要求暫借大米2700石，但寧波在上一年曾有過糧荒，糧商存米不多，加之人民解放軍初來乍到，糧商對部隊的信用尚抱懷疑態度，有的糧商甚至關店關行。因此，雖經商會努力，只籌得大米900石，與軍管會提出的要求相差甚遠。俞佐宸與商會其他領導人深感解決軍糧問題的重要性，又考慮到當時全市的存糧確很單薄，征集過多，勢必影響民食，造成恐慌。因此，他一方面竭力做好糧商的思想工作，一方面又發動大家想辦法。這時，太豐面粉廠經理洪宸笙提出建議，解放軍指戰員大都來自北方，喜面食，可否以面粉代替大米？且太豐面粉廠庫存甚厚，盡可滿足軍需。俞佐宸與金臻庠等立即將這一建議轉告軍管會，從而解決了緊迫的軍糧，部隊也十分滿意。

    為恢復和發展經濟而奮斗

    1952年，俞佐宸加入中國民主建國會，成為中國民主建國會在寧波的第一名會員。翌年5月，民建浙江省寧波市支會籌備委員會成立，俞佐宸當選為籌委會主任。1953年1月，寧波市工商聯正式成立，俞佐宸被推選為主任委員，全面負責工商聯工作。

    由于舊的經濟秩序已被打破，而新的經濟秩序一時還沒有來得及建立，寧波的經濟生活出現短時間的困難，如失業增多，商品滯銷，企業大量虧損。當時，無論在生產領域還是流通領域，私營經濟都占相當大的比重。黨和政府依靠工商聯組織和工商界知名人士的積極配合，在黨的“統籌兼顧”方針指引下，進行了工商業的調整工作。俞佐宸堅決擁護調整公私關系政策。首先，他讓自己經營的和豐紗廠納入加工訂貨的渠道。同時，他與政府有關部門和有關的工廠企業，共同研究確定哪些工廠可以擴大加工訂貨，哪些工廠的產品實行收購和計劃定產，哪些工廠采用包銷辦法，哪些工廠采取臨時性的或一次性的委托加工等等。此外，對公私商業的經營范圍、商品的批發價和零售價，以及對私營工商業的貸款等方面的問題，俞佐宸都主動、積極地向政府有關部門提出意見或建議。

    調整稅負是調整工商關系中的一個重要方面。俞佐宸既考慮國家的利益，也考慮工商業者的合理要求，態度嚴肅認真。當時，私營工商業因襲舊社會的一套經營方式，賬目不全，有的根本沒有賬冊，普遍存在著偷漏稅收的違法現象。最普遍的是設立暗賬，偽造單據，少報營業額，多記開支，隱瞞真實情況。因此，國家稅務部門只能采用協商評議的辦法，即由稅務部門提出總的稅收任務數，由各行各業自上而下地進行評定，分攤稅額。這就不可避免地出現在稅收負擔上的畸輕畸重現象。俞佐宸以工商聯負責人的身份，一方面配合政府，宣傳稅收政策，闡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道理，教育工商聯會員遵紀守法。另一方面，對那些確實負擔過重的工商業戶，據實向稅務部門反映，爭取減輕其稅負。經過調查，寧波市各企業普遍健全了賬冊，杜絕了偷漏稅現象，從而為以后的依率計征鋪平了道路。

    與此同時，在改善勞資關系，協助政府重估私資和組織安排工商企業重新登記，以及組織城鄉物資交流活動等方面，俞佐宸都作出了很多貢獻。尤其在勞資關系問題上，常有一些工商業主找上門，要求他幫助解決企業的勞資糾紛。而另一方面，有些工商業者在口頭上承認工人階級的領導，但思想上不承認工人的民主權利。俞佐宸在協助調整勞資關系中掌握三條原則，這就是：必須確認工人階級的民主權利；必須有利于發展生產；勞資之間的問題，用協商方法解決，協調不成，由政府仲裁。經過勞資關系的調整，加之勞資雙方的覺悟逐步提高，以及勞保條例的推行，勞資關系也趨向正常。

    盡管在當時，俞佐宸已年逾六旬，但他仍然堅持每天在民建和工商聯上班。在遇有重大問題需要研究時，他都認真負責，親自參加。尤其在“五反”運動中，他嚴肅認真地檢查了自己，又對工商界同行提出嚴格要求，希望他們坦白交代不法行為。他以“恨鐵不成鋼”的心情，諄諄勸導同行們，“五反”運動是一個移風易俗的社會改革運動，并闡述接受工人階級領導和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必要性。同時，他指示有關人員注意做好那些思想比較固執的工商業者的工作，防止他們因一時思想不通而做出種種過火行為。他對工作的負責精神，得到各方面的贊揚。

    引導工商界實現雙重改造

    1953年，中國共產黨在全國范圍內展開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宣傳教育。俞佐宸根據中共寧波市委、市政府的部署，在工商界組織大規模的總路線宣傳教育，先后進行了25場次的有關總路線精神的傳達報告，聽取報告的達到8800余人次。同時，組織6場綜合性的大會發言，組織500人參加每周二、五的學習，從而使大家明確認識到接受社會主義改造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同時，俞佐宸本身也作出表率，1953年10月到11月，他在北京參加了全國工商聯第一屆會員代表大會之后，即回上海邀請由他自己任董事長或董事的5家主要企業的全體董事開會，商議率先提出公私合營申請。和豐紗廠最先送出申請報告，1953年底即經寧波市人民政府批準公私合營；太豐面粉廠、冷藏公司、永耀電力公司、四明電話公司相繼申請公私合營，也很快得到批準。俞佐宸率先申請公私合營的行動，在寧波工商界引起巨大的反響。

    1956年初，全國范圍內掀起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1月18日，俞佐宸與寧波市工商聯其他負責人，率領全市工商界代表2000人，到市人民政府送上要求全行業公私合營的申請書。第二天上午，市人民政府召開了“批準全市私營工商業全部公私合營大會”，寧波市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勝利完成。俞佐宸在這一歷史性的社會大變革中所作的貢獻及其所起的帶頭、模范作用是不可磨滅的。

    企業改造僅僅是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的一個方面，更為繁重的是對資產階級的“人”的改造。作為寧波市民建和市工商聯主要負責人的俞佐宸，對此十分重視。根據中共寧波市委的指示，市工商聯于1956年3月起，舉辦5期工商界政治講習班，組織1400余人脫產參加學習。這些學習班辦得很有成效，通過學習，使工商界人士初步認識到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比較深刻地認識到資產階級損人利己、唯利是圖的本質，初步樹立勞動光榮、剝削可恥的觀念；認識到黨對資產階級和平改造政策的正確性，提高了接受改造的自覺性。

    經受考驗 走向金光大道

    在“文化大革命”中，俞佐宸的家首當其沖，所謂“四舊”物品以及金銀首飾、存款、書畫、衣物、古玩等等，被擄劫一空。1966年8月下旬，第一張大字報貼到寧波工商聯的大門前，標題是“工商聯是牛鬼蛇神的大黑窩”。接著，北京6高校組織的“點火”隊進駐工商聯，勒令民建和工商聯“停止辦公”，宣布民建、工商聯成員是“敵我矛盾”，每天要作“觸及靈魂的檢查”。接著對以俞佐宸為首的“兩會”代表人物在機關內部進行批斗，勒令他們集中學習、集中挨批、集中游斗和集中上街掃地。9月20日，民建和工商聯被勒令“封門”，俞佐宸等人被押回原單位勞動。其時，俞佐宸已年屆75歲。

    俞佐宸在這場運動中是直接受害者。他對造反派的胡作非為十分反感。但他對家屬和一些知交說：“要相信中國共產黨，要相信人民。我們能活著，就是勝利。”當時他的處境極其困難，他還是想盡辦法，帶信給一些工商界朋友，鼓勵他們不要悲觀，要堅強地活下去。在長達10年之久的歲月里，他始終懷著一顆期待的心，絲毫沒有動搖對黨、對祖國、對社會主義事業的信念。在那些困難的日子里，他除了“接待”一批又一批外調人員外，就是反復閱讀毛主席的著作，吸取精神力量。事后，俞佐宸回憶說，如果我沒有對黨的這種堅強信念，就不可能活到今天。

    粉碎“四人幫”以后，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的指引下，俞佐宸重新煥發了精神。盡管此時他已年近九十，行動不便，但仍然關心著國家與地方大事，在家中每天讀報、閱文件，每周聽取民建、工商聯“兩會”負責同志的工作匯報，他告訴同志們，要教育民建、工商聯成員，緊密圍繞經濟建設這一中心，積極開展為社會主義四化建設服務的各項活動。1980年他與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王寬誠先生共同發起成立“甬港聯誼會”。這個聯誼會，對于密切寧波與香港之間的關系，增進鄉情鄉誼，促進寧波的對外開放，為兩地親友之間開展各項服務活動，起著重要的作用。俞佐宸還擔任了浙江省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副董事長兼副總經理、省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寧波分公司經理。年逾九旬的俞佐宸，在促進寧波的對外開放以及發揮民建和工商聯的作用等方面，作出了可貴的努力，受到了人們的尊敬。

    俞佐宸92歲高齡時，曾在一篇回憶文章中寫道：“與我同時代出生的人，一個一個離開了人世，而我仍健在，并能親眼看到四化建設的宏圖大業，看到我們的黨領導全國人民為振興中華所作的巨大努力，實在感到慶幸。”他不愧為一位愛國的民族工商業者，是與中國共產黨“風雨同舟，肝膽相照”的親密戰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