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詹少文于1943年1月結婚，他于2004年4月病逝，我們朝夕相伴61年。他是一個工作腳踏實地、辦事認真負責，言語不多、脾氣急躁的人。故世后第三天，《浙江日報》頭版刊登了他的生平，稱他是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朋友，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嘔心瀝血，做出了顯著貢獻。少文雖出身在較富裕的家庭，但他的經歷卻是崎嶇曲折的。

    參與管理，追求進步

    少文的祖籍是杭州。他的祖父黃明賢(原名詹大勝)，年幼時，為躲避戰亂與家人失散，被上海南翔鎮“日華軒點心店”老板收養為義子，從此在南翔鎮結婚生子，經營“日華軒點心店”，終其一生。1917年，少文出生在南翔鎮。他在上海讀完小學、中學，于1934年考入私立上海滬江大學工商管理系。1938年大學畢業后，曾到大后方廣西省八步資源委員會所屬江華礦務局工作。1939年秋返回上海與同屆同學金志朗（金潤庠之子）合作，成立了國華貿易公司，經營出口工藝品業務。在敵偽時期，盡管公司設在租界里，但經營仍十分困難。這時有位姓蔡的朋友在籌辦上海新建中學，邀他去當教務長，少文同意去兼職，并邀請了幾位滬江校友，一起去籌辦。國華貿易公司和新建中學正是他心系的工作，可是好景不長。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美日宣戰，日本侵略者進入上海租界，使本來是孤島的上海，陷入了恐怖的敵偽統治，國華貿易公司停業，新建中學與所有上海的學校一樣暫停上課，復課的時候，他因不愿在敵偽的統治下工作而辭去了教務長之職。此時，金潤庠、金志朗父子離滬去了重慶，委任少文在大同企業公司任副主任之職，管理房產業務，直至抗日戰爭勝利。

    抗日戰爭勝利后，嘉興民豐、杭州華豐兩廠相繼收回，上海的民華豐造紙公司開始重振經營，少文被任命為公司的總務副主任。1949年2月，公司調他到嘉興民豐造紙廠任副廠長，我與少文同往嘉興，在嘉興迎來了中國共產黨，迎來了新中國。1950年秋，少文又被調回上海，擔任民豐、華豐造紙公司總務主任，1952年又調他到杭州華豐造紙廠擔任副廠長，我們全家于當年10月開始定居杭州。

    為企業新生，獻計出力

    少文任杭州華豐造紙廠副廠長后，經過“五反”運動后，工廠面臨重重困難，造紙原料收購不上來，所生產的頗有聲譽的卷煙紙、黃紙板、新聞紙銷不出去，勞資糾紛不斷，總經理、副總經理帶了家屬避居香港，企業經營陷入困境。后來在共產黨的領導與全體職工的努力下，華豐造紙廠終于克服種種困難，業務蒸蒸日上，成為杭州最早申請公私合營的企業之一。合營初期，黨對民族資本家實行“四馬分肥”政策，一年后，在杭州飯店召開的股東會上，企業資方首次拿到豐厚的收益，喜悅之情溢于言表，使他們對黨對政府表示由衷的崇敬。

    少文到杭州華豐工作后，經常參加杭州市民建、工商聯的學習，提高了政治思想認識，于1955年參加了中國民主建國會。同時，他還動員我參加民建工商聯家屬工作委員會的學習和活動。工商界家屬的思想覺悟與積極行動使我深深感動。我也于1956年參加了民建。這一年12月，我與少文一同參加由民建、工商聯和中國國際旅行社組織的自費去蘇聯旅行。1957年我們一同參加民建、工商聯舉辦的讀書班。以后，我們又先后參加省民建、省工商聯學習委員會舉辦的政治學校。在黨和“兩會”組織的一系列教育幫助下，我們把“聽、跟、走”作為自己的信條。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民建、工商聯停止了一切活動，華豐造紙廠被改名為紅旗造紙廠，少文被作為“牛鬼蛇神”并扣發工資，兩次抄家，無數次的批斗、陪斗、游街，被關進“牛棚”近一年，白天勞動，晚上寫交代，并以“國民黨特務”的罪名，被判處10年徒刑。在查不出實據的情況下，少文被下放到原料科勞動，每天從稻草場拉幾百斤重的造紙原料送往車間，并往幾十米高的原料堆上堆。因此，他的身心受到極大的摧殘，造成胃潰瘍舊病復發，膽結石急性發作，卻得不到及時治療，更不同意他稍作休養。我是家庭婦女，無分文收入，兩人生活全靠廠里給的58元生活費，我數次咯血，開始患高血壓、心臟病，此時才體會到什么叫“貧病交迫”，但是，即使在這樣的逆境中，我們對共產黨的信心也沒有動搖。

    當時，我們家住上城區華藏寺巷，少文每天從城東到城北的華豐造紙廠，騎自行車至少要50分鐘，到廠后馬上參加重體力勞動，日漸感到體力不支。粉碎“四人幫”后的1978年初，已過60周歲的少文，提出要求退休，5月得到廠領導的批準。我們無比高興，感到如今到站下車，今后的生活，將是“一對老夫妻，買只電視機”，可安享晚年了。

    捐資助學，嘔心瀝血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國家把工作重點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現代化建設上來，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代。我們為之興奮，更讓我們激動的是即將恢復民建、工商聯組織，并將對民族資產階級落實各項政策，退還被抄家的物資，發還凍結的存款和扣發的工資，少文除恢復原工資外，還補發了被扣發的4萬元工資。

    民建浙江省委、省工商聯恢復工作后，即選定方向，以辦學作為工作重點轉移的第一個內容。“文化大革命”前，省民建、工商聯曾在下城區辦過一所“錢江中學”，“文化大革命”開始被以“與無產階級爭奪下一代”的罪名，收歸政府所有。此時，湯元炳主委希望能再辦一所學校，但當時民建、工商聯的辦公用房、資金等都尚未落實政策，于是他就找幾位原工商業者商量。當湯主委將籌款辦學的設想與少文談后，少文一口答應，回家與我商量，捐多少錢呢？我們一嘀咕，覺得“文化大革命”時58元一月的生活費都挺過來了，現在恢復了原工資每月有400多元，兩人生活夠好的了，這補發的4萬元工資，全部捐給民建、工商聯辦學吧！決定后，即找兩個兒子、媳婦一起開了個家庭會，談了捐資辦學想法，征詢他們有什么意見。大兒子天祥是杭州大學教師，大媳婦是小學教師，小兒子天■夫婦倆都是艮山中學教師，他們一致贊成我們捐款辦學，認為各自都參加工作，應該自食其力，本來就沒有想過父母的錢財。天祥說：“我們都是教師，你們把錢用在辦學上，我們成了教師家庭，更好了。”就這樣，我們捐了4萬元錢辦學。原工商業者金志朗、王漱芳、黃瑞琳各捐2萬元，這10萬元就作為辦學基金。湯主委得知少文在上海曾擔任過中學教務長，就要他負責籌備工作，另又邀請曾有過教學經驗已退休的原工商業者、民建會員陸成章、錢志勤、徐壽松3位同志共同負責籌建工作。

    新辦的學校就取名為錢江業余學校，它首先面臨的是學校向何處發展的問題。此時，少文想起不久前在商店購買每包2角8分錢的12包咖啡茶時，年輕的女營業員算了半天仍多找了2角錢。又有一次，他買好電筒電池請營業員開張發票，那營業員拿了發票本遲疑了一會，叫他自己寫。他感慨地說：“十年‘文革’，停課鬧革命，知識無用論，把年輕一代的文化教育給耽誤了，真是可嘆！”因此他和3位同事研究時，建議從為商業職工補習初中、高中的基礎文化課開始，大家一致同意。4個退休民建會員，分頭借校舍、請老師、找教材，并與商業局領導討論如何提高商業職工的文化水平，得到商業局領導的贊賞。他們由衷地說，你們這一義舉對我們商業職工來說正是“及時雨”。同時向杭州下城區仙林橋新華中學分部租了幾間教室供晚上上課，白天沒有地方辦公，只有廁所樓上堆放雜物的房間空著，4個老頭就以此作為辦公室。1979年4月，僅一個月時間，錢江業余學校開學了，這是全省民主黨派、工商聯創辦的第一所業余學校。

    錢江業余學校開辦第一學期，有12個班級，456個學員。一年后，已發展到86個班，4200多名學生。原借用的教室已明顯不夠用，他們又到處找合適的學校，終于在上城區找到了開元中學，從此打開了“錢江”的新局面。

    1979年10月，民建中央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與全國工商聯第四屆會員代表大會同時在北京召開，少文和我都被推選為代表。開幕會上，聽取了胡子昂同志所作的工作報告，“民建工商聯全體成員……為加速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積極地、主動地貢獻全部力量”，“就是要全心全意為四個現代化服務，集中起來說，就是堅定不移跟黨走，盡心竭力為四化”。報告中的這幾段話，我們一直牢記著。會議期間，中共中央領導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等在人民大會堂會見全體代表，并拍照留念。全國政協、中央統戰部在人民大會堂宴會廳舉行的盛大晚宴上，鄧小平同志在祝酒時說：“我們熱誠地希望各民主黨派和工商聯以主人翁態度，關心國家大事，熱愛社會主義事業……做我們的諍友，共同把國家的事辦好。”小平同志特別指出原工商業者有比較豐富的經驗，在搞好現代化建設中可以發揮作用。通過這次大會，少文和我都不想在家安度晚年了，少文更是把辦好錢江業余學校作為“堅定不移跟黨走，盡心竭力為四化”的具體行動。

    錢江業余學校發展了，學員逐年增加，退休的原工商業者、民建會員來“錢江”參加工作的也多了，金絳年、祁祖銓、詹國寶、張家龍、趙伯林、袁世璋、陳岳禎等都相繼來校工作。但相對來說，學校的工作人員還是比較少，業余學校是晚上上課的，工作人員經常顧不上吃晚飯。那時還沒有速食面和盒飯，只好以糕點饅頭果腹。當少文很遲回家吃晚飯時，我們也想到在“錢江”工作的老同志，他們同樣辛苦，他們的家屬也和我一樣要為晚歸的丈夫準備晚飯，付出很多辛勞。少文提出要我去慰問，感謝工作人員的家屬，我一口答應。我也是一個家屬，一個家庭婦女，自1956年加入民建后，受組織的教育培養，一直擔任民建、工商聯的家屬工作，慰問工作也是我應該做的，于是我經常約張元和大姐（湯元炳夫人）、周平英（唐巽澤夫人），更多的是我單獨一人，帶了慰問品，一家一家地去訪問，感謝家屬大姐們支持丈夫在“錢江”工作。

    1983年時，“錢江”在校學員已近9000多人，200多個班級，課程也從初中、中專，發展到大專。為了開設大專、中專班的課程，必須到大學和中學去請教授和講師來上課。少文和徐壽松、陸成章等同事常在暑假里冒著烈日酷暑，寒假里頂著寒風雨雪，騎著自行車到教師家中登門聘請，有時要“三顧茅廬”才能請到一位老師。他們以誠感人請到的老師都有豐富的教學經驗，極大部分老師受到學員的歡迎，使學員們真正學有所得。少文和老同志們尊敬老師的行為是感人的，老師晚間來上課，課前給他們準備好教具、茶水，課后備好洗手水、毛巾。教師病了，及時去探望，老師提出意見建議，虛心接受。有一位老師，晚上騎自行車來校上課，急匆匆撞了一位女青年，他把被撞女青年送到就近醫院，要求上完課再來處理，留下工作證，又急忙到學校上課。少文知道后，立即請陸成章同志到醫院處理，陸了解傷情后，付清醫藥費，拿回老師的工作證。這一舉動使老師很感激，一定要付還醫藥費，陸說“你是到校來上課才撞的人，我們學校授課費不高，一個晚上才幾塊錢，這個醫藥費由學校負責了”。確實，“錢江”不是以高工資、高津貼來吸引老師的，而是這些民建老同志們對成人教育的赤誠，使教師們和他們站到了一起。“錢江”當時有一支200多位兼課教師的隊伍，其中有好幾位加入了民建組織。少文和同事們對學員們的愛護和服務是細致的，雨天給上千輛自行車蓋上塑料布，淋濕的用布抹干；學員因病或出差，給他們安排補課，并免費為學員錄磁帶等，讓學員安心學習，提高學習的積極性。

    對外聯絡，引進資金

    少文的舅表妹謝恒，其丈夫胡定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首任駐美國舊金山總領事，1981年，夫婦倆回國休假到杭州看望我們，少文陪他們參觀“錢江”，留下深刻印象，即興向學員講話，給學員很大鼓勵。他們回舊金山不久，經他們推薦，加州的茂賽德學院（Merced college），即社區學院的幾位教授專程來“錢江”訪問。1982年初，茂賽德學院正式邀請“錢江”去訪問，少文和在“錢江”兼課的杭州大學英語教師陳新琦于1982年4月赴美國訪問。到舊金山后，由謝恒安排，住在一位教授家里，免費提供食宿，并親自駕車陪他們參加有關活動，使他們在辦學方面開闊了眼界。在美國除正規的大、中、小學外，還有適合社會需要的另一種學校即Merced college，設有各種專業,很多學員并不為學歷、文憑，而是業余愛好而來繼續深造的。1984年，茂賽德學院的一位教授回訪“錢江”，就兩校的相互交流進行過討論。1987年秋，茂賽德學院的副院長夫婦再次來了解“錢江”現狀，少文和我在1994年和1996年去美國探親時，也曾專程去茂賽德訪問。

    錢江業余學校稍有了些知名度，國內外來“錢江”參觀的人絡繹不絕。1983年，聯合國國際勞動組織的一位助理局長來校參觀后留言：“我對貴校以這樣簡陋的設置，能培養這么多的人才，發展成人教育，感到驚異，給我很深的印象。”1984年杭州市領導同志來校視察，對“錢江精神”大為贊賞。在市委書記厲德馨、市長鐘伯熙的關心和支持下，“錢江”建起了一幢1000多平方米的辦公兼教學樓。

    1982年，少文被評為浙江省勞動模范，1983年我們家被評為全國五好家庭。

    1984年2月召開的省人大常委會上，李豐平主任就加快發展浙江省教育事業發表重要講話，贊揚錢江業余學校辦得好。同年7月3日《浙江日報》頭版刊登了薛駒省長號召學習“錢江”辦學精神的談話。薛駒省長贊揚錢江業余學校是教育改革的一個好典型，贊揚少文全心全意獻身職工教育事業的精神，他說：“全省都要學習錢江業余學校的辦學精神，學習‘錢江’校長詹少文同志的改革精神，大力推廣‘錢江’辦學經驗。”領導的贊揚使少文受到了極大的鼓舞，他說，其實“錢江”的成長和成就是民建老同志們共同努力才取得的。

    1988年,少文被選為浙江省工商聯第五屆主任委員，他的日常工作重點也隨之轉到工商聯。此前，副校長徐壽松已擔負起“錢江”的重任，同時已有了一些較年輕的人員參加校務工作，而且，這些辦學人員陸續參加民建，學校成立了一個民建錢江支部，較好地發揮了“錢江精神”。少文經常與年輕的工作人員談話，告訴他們錢江艱苦創業的經歷不能忘，勤儉治校的傳統不能丟，辦學要一切從實際出發，一切為學生服務，要把“錢江”辦成質量優、服務勤、管理嚴、團結好的業余學校。此后，少文被選為省工商聯六屆主任委員，又被安排為浙江省政協第五、六、七屆副主席。在工商聯和政協工作中，他認識了許多香港及海外工商界人士。他始終與黨風雨同舟，肝膽相照，貫徹黨在各個時期的路線、方針、政策，鞏固和發展黨的愛國統一戰線，與香港工商界人士中不少人建立了密切聯系，向他們宣傳黨的方針政策。1990年我和少文第三次去香港探親時，受湯元炳主委的委托，專程去看望香港著名實業家查濟民先生，查先生與夫人宴請少文和我，在談到省政協籌辦大學缺少資金，希望查先生和夫人慷慨解囊時，查先生欣然同意。樹人大學辦起來后，又收到查先生的數次捐款，使樹人大學規模日益壯大。1998年，樹人大學給少文送來一塊特制的金光燦燦的“榮譽獎”銅牌，上面刻著“樹人為興國之本”，下面刻著“衷心感謝詹少文同志對興辦樹大的重大貢獻”。

    浙江省社會力量辦學的勢頭如雨后春筍，杭州不但有了省、市各民主黨派辦的業余學校、專科學校，還涌現了許多民辦學校。這可喜的景象也使少文擔憂學校多了，相互間的競爭必然日趨激烈，他常常為“錢江”何去何從而心神不安。1999年1月，我陪少文應邀外出就餐，飯后轉身離開時，沒有看清臺階，跌了一跤，造成腰椎壓縮性骨折，臥床近半年，從此體力下降，經常腰痛，兩腿無力，行動大大受到影響。2000年冬，在臺灣居住的五妹夫婦為讓少文放松休息，邀請我們去臺灣休閑旅游。我們一到臺北，滬江大學校友都來看望。在臺北的滬江校友，集資辦了一所滬江中學，請少文和我去參觀。滬江中學的校舍并不大，但整潔、安靜、有序，專業多樣，很有特色。不幾日滬江中學在臺北園山飯店開董事會，董事和校長都是滬江大學校友，所以邀請我們到園山飯店午宴并參加他們的董事會，會上聽取校長的述職，董事們提意見，提建議。對某些不妥之處，能提出嚴肅而認真的批評。少文認為滬江中學和錢江業余學校性質不同，但是他們的管理方法，錢江可以參考。回到杭州后，少文越來越感到“錢江”沒有自己的校舍，沒有專職教師，在目前形勢下，將要成為致命傷了！于是他寫報告給市領導求助，希望幫助“錢江”解決能長久使用，白天晚上都可上課的場地或空閑的學校，市委書記請陳重華副市長來家答復少文說，市里可以在濱江區的教育園區內給“錢江”一塊地。少文躊躇了，買土地，造校舍，大筆資金哪里來，再說夜間上課的業余學校建到濱江區，合適嗎？此時，一起創業的老伙伴陸成章、詹國寶、張家龍、祁祖銓、錢志勤等相繼病故，他的體力也日漸衰退，但他仍為尋找合適的校舍而操勞。菲律賓碧瑤大學校長一行是慕名而來“錢江”尋求合作的，終因校舍、設備、辦學人員等等合作條件不夠而遲遲未能達成協議。這是他最后一次接待外賓，已無力步上五樓的辦公室，也很少參加社會活動了，深深感到力不從心。按理我們老倆口可以安享晚年了，但他常常因不能再為“錢江”出力而遺憾，而沉默。

    少文的健康狀況日益下降，2004年春節長假以后，他住進了浙江醫院，經檢查，他的全身臟器都出現衰竭，雖經全力救治，但已無法挽救。2004年4月15日凌晨，我的丈夫---詹少文悄悄地離開了這個世界。